关于政治家的考证

听到有些大人物在台上动辄“作为政治家”云云，我在台下就忍不住要跳起来：“也不称一称自己几斤几两，你懂什么叫政治家?”

在英语中，有stateman与politician之分。前者译成中文是政治家，后者是政客。不要看一字之差，实则有天壤之别。说到政治家，在西方近乎中国的圣人，而政客则是人们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有一则西方笑话说：有一天，医生、律师、政客三人结伴同行。走到一家农舍时，天色已晚，他们请求农民借宿一晚。农民答应说没有问题，但是我家里只有两张空床，你们其中一位必须住在马厩里。医生说那我住马厩吧。不到半个小时，医生跑了出来，说那里面实在太臭了，我真的坚持不住了。律师说，医生讲究就是多，我住马厩吧。不到20分钟，律师也跑出来了，说我也受不了啦。政客说，没有办法，只好我住马厩了。不到10分钟，几匹马都挣断缰绳跑了出来，说这位先生太臭了，再过一会我们哥几个就要疯掉了。

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称为政治家。但是，到底什么是政治家，要说清楚并不容易。近读叶嘉莹教授“迦陵说诗”系列，书中关于孟子对圣人的诠释，对我们搞清楚什么是政治家很有启发。依照孟夫子的看法，圣人有三类：一种是圣之清者。他们为追求道德品格的完美，保持自己的清白，宁愿舍弃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决不与坏的政府合作。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南山、躬耕而食的陶渊明，可以归入圣之清者。第二种是圣之任者。他们悲天悯人，“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有很强的责任感。对他们而言，能够实现我的理想，能够使我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最重要。即使政治很黑暗，最高执政是混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可以与他们周旋，至于个人道德上的清白与声名可以不顾及。譬如，伊尹生在夏朝最后一个暴君夏桀的时代，那时商汤将要起来革命。据说伊尹曾“五就汤，五就桀”，要求得到任用，暴君明君都可以服务，目的都是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五代的冯道，曾在五个朝代任职，历史上著名的不倒翁，名声很不好。但也有人说，如果没有冯道在那里苦苦支撑，中原人民遭到的祸害更大。他们两位可以算是圣之任者。第三种是圣之时者。他们审于时势，明于进退，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条件允许就激流勇进，干一番事业；政治败坏，无可挽回，就急流勇退，退隐山林，不去蹚浑水。用这个标准衡量，孔子不懂得滔滔者天下大势，顺者昌、逆者亡，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已是不可逆转，还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却不能算是政治家。

如果一定要把以上三类圣者与政治家对号入座，第二类似乎与政治家比较接近，但还不是政治家。我以为兼具三类圣者的品格才算是政治家，他们既应该具有大道德，也应该具有大慈悲、大关怀，还应该具有大魄力、大智慧。用这个标准衡量，古今中外，堪称政治家的就寥寥无几了。在中国古代，说起圣人，公认的也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几位。所以，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斯时当有名世者。”身居高位，权倾一时，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就大言不惭地自封为政治家，这就像大庭广众之下露出了屁股而不自知，未免让人齿寒，成为笑柄。

上面为政治家做这一番正名文章，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读了这篇文章的人，不要轻易再以政治家标榜，以免贻笑大方；二是想给从政者树立一个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做不成政治家，也要努力做一个好官，而不要做一个坏的政客。

中国人的思维传统，凡事马马虎虎，也就没有系统的国家理论。古代中国士人苦读经史子集、五坟八典，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救民水火。西方人凡事较真，有一套系统的国家理论。这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商品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矛盾冲突随之越来越尖锐。这时要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一靠利益相关者之间签订契约，二靠一个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来调整、规范各种利益关系，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个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就是国家。西方现代国家政权的早期雏形，是由一个区域内的大众公推有恒产、有名望的人士负责社会事务的管理工作，社区给他们象征性的报酬。那些负责社会事务管理的人士则把大众的信任视为荣誉，甘心情愿地为大众尽义务。后来，西方国家政治理论和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但基本原则没有变。由此看来，从政第一不是一个发财的职业，第二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第三道德要求很高。因此，从政必须遵守三个铁律。

一曰耐得住清贫，不能为发财而做官。古今中外，做官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发财的职业。要想发财，最好学温州人去经商。不要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民富国强如美利坚，总统年收入也不过20几万美元，顶不上公司大老板收入的零头。但是，官员手里有权力，社会地位高，没有失业风险，退休了还有养老、医疗保险，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鱼肉熊掌都要得到。其实，钱只有花掉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堆废纸或数字符号。前几年，有一个段子在手机上广为流传，说当官的烟酒基本靠送，吃饭基本靠供，老婆基本不用，工资基本不动，真不知道他们还要钱干什么。可是这些年来，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仍然是前仆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受贿数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以亿计。就是因为这些对于官员来说毫无用处的废纸和数字符号，一旦东窗事发，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断送了多少政治明星的一生。依我看，要使贪官少一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官员中普及一点经济学常识也需要。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风险—收益分析。贪污受贿固然收益很大，但风险更大。一旦伸手被捉，财产没收，丧失自由，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进行收益风险分析，是不划算的。有些古人虽然没有读过经济学，这个道理比今人想得还清楚。东汉时一个做刺史的喜欢吃鱼，有人就拿了几条鱼给他送到家里。他坚决不接受，说国家按时给我俸禄，我每天都可以吃鱼。如果我接受了你送的鱼，有可能以后根本就吃不上鱼。为了每天能吃上鱼，请你把鱼拿回去。

二曰必须为事而官，不能为官而官。做官不能发财暴富，也不能风流自许，那图什么?无须讳言，当官就是图名。西方思想家从人性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人都是自私的，人们努力奋斗都是为了实现个人不同的欲望。公司越做越大，体现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慈善家捐款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给予的喜悦大于索取；官员把国家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青史留名。太史公就说过：“君子疾没世而不闻。”官员要留下美名，就要为事而官，利用手中权力多做事，做好事。不能为官而官，钻营打探，不择手段，做了官或尸位素餐，或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留下骂名。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们先人的理想是致君尧舜，救民水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众人睛，一杆秤。历史上为民众做了功德事的官员，现在人民也没有忘记。对国家民族犯下罪恶的，到现在人民也没有原谅他们。有一年我去杭州，在岳飞庙看到游人纷纷对秦桧和王氏的塑像吐唾沫，面对岳飞的铜像则肃立致敬和跪倒膜拜。清代有一则笔记记载：某仕宦人家来了几个客人，家里几个顽童在院子里戏耍打闹，搞得家里鸡飞狗跳。夫人没有办法，扔了几个铜钱，让他们到附近茶坊听说书。当听到秦桧的奸佞事，几个小家伙就咬牙跺脚；听到岳飞遇害一节，孩子们一齐唏嘘流涕。

三曰要严于律己，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社会对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要求就是不一样。在中国，有“春秋责备贤者”的传统。在国外，老板养情人，朋克吸白粉，演员同性恋，那是个人自由。州长、部长、国会议员干了这类龌龊事，立刻就是轩然大波，媒体会揪住不放，穷追猛打。换了别人和莱温斯基吊膀子，人们会说，哇!这样靓的妹妹都喜欢你，哥们好有魅力呀!克林顿就得三番五次作检查，美国人民才放他过关。共产党进城前，毛主席曾经警告党内同志，要经得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现在官员面对的是糖弹、金弹加肉弹的轮番攻击。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以来，西风东渐，香花毒草一齐进来，社会变得五彩斑斓，充满了各种诱惑。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为了得到形形色色的利益，无不瞄准官员手中的权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贪财的，他给你送钱；贪色的，他给你美女；附庸风雅的，他给你送名人字画。面对种种诱惑，公职人员就必须心如止水，油盐不进，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这样说来，当官岂不是倒霉蛋吗!没有办法，公职人员是社会精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一般老百姓道德水平低还可以教育，社会精英集体堕落，国家和社会就等于患了恶性肿瘤，不可救药了。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