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往事

□文/田辛甫

　　在战争年代里，一切服从工作需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新中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在战争年代里，最初参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抗日十人团”。以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美术工作，也画了一些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不战而退。11月，日寇侵占大名城和附近村庄。不久，国民党丁（树本）陈（铭绍）部队，又回到卫河东成立大名县政府。那时，大名还是个大县（包括元城、大名和魏县），城北是大名县第四区。第四区抗日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时，我从学校回家后，为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做过争取会道门和抗日教育工作。同时，我参加了第四区抗日大队部的编印抗日宣传品和部队教材之工作。在庆祝第四区抗日大队成立两周年时，出过一本油印纪念册。册子的插图，就是我画的。 

1939年到1940年初，我任大名县第四区抗战大众剧团团长，指导员是辛古同志（中共党员，现已离休），共有剧团团员近30人。我们根据战争的需要，编了一些以参军支前、发展农副业生产、拥军优属、揭露敌人罪行等为主题的小型戏剧。音乐歌曲有辛古教唱的《流亡三部曲》等，舞蹈有从八路军学来的《儿童舞》《乌克兰舞》《叮铃舞》。我编的《大众舞》，是利用旧谱填新词，运用了几种舞蹈步法串联而成。这剧目有歌有舞，是一场最后演出的歌舞剧，我担任口琴伴奏。在剧团时，也曾画过一些农村写生小品，剧团在沙圪瘩村时，还举行过小型展览。

　　在1940年至1941年的时间里，在解蕴山担任大名、魏县抗日政府县长时，我担任过县文教科长。这个时期抗战已进入艰苦的阶段，政府机关没固定住址。为躲避日寇的搜村和扫荡，有时一昼夜内就转移好几个村庄。还有魏县西南大股土匪抢劫村庄，家家坚壁清野，堵门闲户，改造街道，行动不便。这样漂浮不定的游击生活，正式作画也就不可能了。但是还不断地画，留给房东作为纪念。即便如此，为培养抗日师资，文教科还在魏县的大磨村、北台头、何庄等村开办过几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每期四五十人，学习一个月左右，培养了一些抗日教育人才。

　　从1942年下半年起，我前往冀南一分区政民联宣部所属的《黎明报》和三分区《人山报》任编辑，除编辑稿件，还负责宣传画和漫画创作。根据宣传提纲进行创作，再油印出版，随报纸发行。报纸不仅在游击区干部和八路军中传阅，还利用关系散发到敌占区。那时，我所在的村周围不出数里，就有日伪军据点、炮楼数处。我根据领导瓦解争取伪军反正的意图，画了一幅《回心思汉》漫画。记得是画的关公手提青龙偃月刀，骑在马上，马下有几颗人头。意思是说，关公在曹营居住多年，还要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汉（刘备）。希望伪军醒悟过来，像关羽一样，杀几个日寇反正过来，参加抗日阵营。这幅宣传画油印出来，散发到敌占区多少，有多少伪军能看到，起到多大作用，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张画着关老爷的宣传画，却引起一个有趣的事。敌伪猖狂的日子，我家已移到别处。尽管我母亲不识字，但在春节里还是要买一张关老爷像，在佛龛里供起来。我就把这张宣传品贴在佛龛处，伪军来家里抢东西，你就看吧。我母亲就把这张宣传品当成关老爷神像，又磕头又烧香，连续几年没换掉。但是这些油印、单色的小型宣传品，现今已经找不到了。

　　1943年，冀南一分区驻地在魏县，环境仍然艰苦。背面有大邯公路敌人的严密封锁，公路两侧敌人挖了几条深沟，不远就有敌人炮楼。路两旁的村庄，都被敌人控制，抗日军民活动遇到很大困难。因此，抗日游击根据地又逐渐缩小。《黎明报》的同志一般是白天集中到一个村庄办公编报，晚上就利用群众关系分头住宿。我那时背着钢笔、钢板、蜡纸，画好了宣传画，经领导审查后，就油印随报纸发行。最困难时期，报社还利用群众关系，在敌人炮楼下面办报。

　　那年5月26日（以下简称5•26），日寇集中四周县城的数千名日伪军，在魏县南部郝村一带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铁壁合围”，我抗日军民收到重大损失。我们敬爱的冀南一专署解蕴山专员等同志就牺牲在那里。在我军反击战中，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这以后又连续一周时间，敌人又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报社同志，因此开始分散活动。

　　在“5•26”敌人“铁壁合围”清晨，我也被围在圈里。发现敌情后，我就把随身携带的画画用具、钢笔和全套油印工具，包括木刻刀等物品，埋在一村庄的土墙底下，记得是和胡子襄、武立明同志一起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以后又连续几天的敌人扫荡中，同志们失掉了联系。我跑到魏县西南边的叩头李庄，“七师”附小学生刘永智就住在该村。他为了我的安全，躲开敌人扫荡，把我领到村南十多里一个亲戚家。亲戚正屋挂着我在“七师”附小时画的四幅画，有公鸡、竹子等，永智作了介绍后，受到房东诚恳热情的欢迎。连续八天的疲劳，得到了休息。

　　后来，《黎明报》社从大（名）邯（郸）公路以南移到大名城北。敌情未减少，生活更加艰苦。日寇实行的抢光、烧光和杀光的“三光政策”，造成了大灾荒。带皮的“粗粮”掺野菜，有时还烧蚂蚱来充饥。没有柴烧，就拆庙。生活和环境虽然艰苦，但我们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照常出报，我也经常为报纸画宣传画。报社在东边水地王乍村逗留时，没有柴烧，我们几个同志就凫着水去拆庙。那时，漳河水平地数尺，一片汪洋，拆下的木料就成了木筏。

　　正在往回运的途中，从南面过来一艘娶亲的木船，我们就猛地跳入水中。回来后，我就画了一幅风俗画《水上娶亲》。

　　1944年秋，《黎明报》合并到冀南三分区《人山报》，驻邱县大曹庄，社长是翟向东。那时，有了大片的根据地，但人口减少，土地大片荒芜野草丛生，西山的狼也跑到平地来了。为了保证军民衣食，拥军支前，发展生产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我当时参加过一次群英会，采访了卜文俊、尚和娘、秋林娘等劳动英雄并给他们画了像。后来又画了《两个战场的对比》油印出版，作品现在还保留着（水平很低的）。

　　1945年5月大名解放，成立专辖市，张楔任大名市市长。市县合并后，王志坚任县长。我任过大名市、县教育科长。我任大名市教育科长时，为了增加群众春节过年的喜庆气氛，画过一幅年画（题目记不清了），单色石印出黑线条，由高二学生着的色。

　　1946年，大名县进行第一次土地改革。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大名城，一个月后大名又获得第二次解放。1947年秋天，进行土地复查两次土改我都驻村任正副小组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看到了剥削和地主阶级的丑恶面貌，也看到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学习了生活，也锻炼了自己。在大名县教育科期间，曾调我参加了冀南三分区在永年县境举行的部队庆功会，进行筹备工作。总负责人是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吴建初同志（已离休）。同时参加绘画的有杨清风、李树林、赵锡坦等同志。永年县城内被土匪铁磨头占据，庆功会设在城外一个村庄，敌我尖锐对峙。我们主要是画部队的英雄事迹，部队给材料，我们自编自画成几幅到十几幅的连环画，有极少数是单幅画。约个把月，我们就画出彩色连环画数十套，完成了任务。通过绘画，对部队战士教育和鼓舞士气，产生了应有效果。记得这次奖给我“人民功臣”本一个。当然，这是受之有愧的。

　　1947年10月，组织调我到冀南日报社任编辑，后又兼任画报科科长。不久，又调我到魏县回隆镇，参加筹备冀南三分区组织的部队庆功会。回隆镇一带过去属河北、河南两省，及大名、临漳、安阳、内黄四县管辖，所聚集的大股土匪，到处危害人民。我军解放了几个县城，是我军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参加绘画的人员，记得还是我们几个，也是很及时地完成了任务。我是部队派战士护送回报社的。以后在冀南三分区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还画过一幅毛主席大幅像。主席像着色重彩，悬挂在主席台中间。还有几幅大布画，也悬挂在会场上，观众受到很大鼓舞。

　　《冀南画报》是1948年创办的，4开单张，四色石印，随报纸发行。当时绘画人员很少，我和史枫（女）两人自绘自编，出刊五期。

1948年秋天，任冀南美术社主任，主要成员有古一舟、齐捷、林岗、刘振业、夏一平、翟润书等。当时，除编辑出版《冀南画报》外，还创作年画和大洋片，供给民间艺人在庙会演唱。《冀南画报》共出版23期。1949年秋天，我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冀南画报》在北京全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