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踏上1389次火车之前的半个小时，还是心事重重: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任何外来资金和支持，心里总是不踏实，对工作人员、志愿者、合作者，总觉得亏欠太多人情。
即使是这样，绿十字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在推动。这些有着社会意义和社会实践价值的事在一件件向前推进，实在不易。我常想,到底是什么支持着我们，我们为何又要如此执着呢?
有时我也说不清!
4·22世界地球日有感:
每至斯日心臆沉,
五洲四海灾难深。
绿坛虽然浇筑起,
但需同奉绿歌声!
绿色行者叶榄于昆明
叶榄发来他的有感，我才知道今天是地球的生日。
到五山镇途中，余书记打了三个电话问我到哪了。“五山茶坛一切准备就绪，只缺你这个东风了”。余书记说。
5:40到五山镇。吃饭时我说:“还是先看看茶坛，饭可以热热再吃，茶坛没有多余的时间了，28日开坛，26日一定要完工，现在已是22日晚上6点了。”晚上还要与余书记谈6月5日的“关爱生命之水，南北真情互动”的展览。这次展览要传递给北京什么样的信息?是“绿色文明”，是“新三农，新发展”，还是“绿色文明从农村说起”?
我与余书记都不是很清晰，不知道是不是事情本身就做得不清晰，还是万事才刚刚起步啊?
4月23日上午到镇办公室见王富安。他是一个很有才、专业技术非常好的人，因为身份问题，在镇政府是个编外人员。电脑收发E-mail、维护、拍片、写稿件、发通讯等基本由他完成。可是3月初他又再次被分流，镇领导谈话说“你没事就不要来镇里”。他心里很痛苦。
我在想技术这样好的一个小伙子，不能被录用，而办公室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又总少不了他。嗨!这是编制、还是体制的问题?我心想:有一天我们组织有经费了，我一定请他到北京去工作。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人才就是实力，就是财富。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就是发展啊!
9点多，王富安还没来。我和余书记谈话时，说到费改税，我们之间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看到余这个镇党委书记在看《圣经》,就问他为什么要看《圣经》?余说:“哪是我想看啊，我们这里黄垭村，村民不交税，总是和政府闹别扭。也不能说他们都不对，可是我有时又必须从大局出发，经过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个村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信仰的村，村里有一个很虔诚的教徒，叫胡学文，他已经半身残疾了。全村大多数人都听他的，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量?老百姓认为不论他是对是错，一切都代表主的意愿。这事让我很头痛，我还是先了解一下天主教，了解一下他们的信仰。”
薛斌说，其实他不太懂《圣经》。基督教和佛教有严格的区别，中国的佛教、道教是修身养性，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修成正果、得道成佛，是需要，是得到。而天主教正相反。天主教是给予、是奉献，就像耶稣把灾害和痛苦留给自己，把幸福和财富给予别人，让世界充满爱。这个村的教徒本身没有真正领会主的意愿。
余说:“我在看《圣经》，就是想在《圣经》中找到一些宽容与互爱来打动教徒。我想天主教总不能教人不讲道理吧?我也不信有理还说不过无理的?我不管是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利于工作，我就用那种方式，这就是我工作的原则，也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我也想了解天主教这种信仰为什么在人们生活中有如此之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我在想是否有借鉴之处?”
我开始明白，余书记为何支持建茶坛了。茶坛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图腾,它更深的含义就是:要在茶乡村民生活中建立一种信仰，是对自然的敬畏,对他人的关爱。在农村生活中如有热爱集体、自约自律、心安逸静、互助奉献的乡民，那五山人民定能步入一个真正的文明时代。这也是我想建坛的意愿。哈哈!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
五山就是要通过改善环境和生态教育带动绿色经济，提倡绿色行为。通过五山建茶坛的过程和仪式来体现这个地域的“新的文明、新的经济、新的生活”，建茶坛就是注入“新三农、新农村”的理念。
第二天上午到茶坛看，坛上面的石头铺得差极了。我找到魏工头，不客气地说:“你知道天坛、地坛吗?”他点点头。我说:“茶坛是你们村的天坛，也是地坛。你为天、为地在做事，你能马虎吗?你能有这个机会来做五山茶坛，那是你一生中的幸事，你知道吗?”
我声音很大，是有意让其他人也知道。他不说话，很认真在听我发火，干活的人也都停下手中的活。我从鼎、塔、莲花台，说到镇守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说到通往茶坛的神道，说到五山山顶的土、五山脚下的水，说在正时取土、九时开坛……说完我看着他们。他们的眼睛告诉我，他们听懂了:那是为天神做事，为地神服务，一定要认真，活要细。我要他们都知道茶坛不是一般的盖房子、盖猪圈。知情才能明理,这是我一贯的手法，就是叫人口服心服。
我的话没有说完，就看到有人伸舌头，有人在重新摆放手中的石块。魏工头大声说到:“我知道了!”我想这以后我基本上不用担心施工的质量了。
下午我准备去堰河村时，又想去又怕去。想去，就是想看原来垃圾遍地的村子变化了吗?资源分类中心怎么样了?怕去，是怕垃圾分类真的像闵书记说得那样好吗?堰河村的村民烦不烦我?我心里还是觉得给村民们带来了麻烦，这是真心话，有时我自己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快进村了，薛斌忽然说:“快停车!看，垃圾桶!”车停了下来，薛斌的照相机唰唰唰的照个不停，村里的垃圾桶什么样都有，桶、筐、纸盒……一看就知道这是村民自己家的，桶里基本上没有垃圾。我们来到季大爷家，大爷看到我们很热情，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这种亲热在农村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大爷说:“你回家了?”我愣了一下，可很快反应过来，说:“回来了，回家了!”我心里真的觉得回到堰河就有回到家的感觉，这里有我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悟、太多的经历……我高兴地拉着大爷的手走进他家。
我问大爷:“垃圾分类习惯吗?”大爷开心地笑了。大爷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不太像农民，黑黑的头发，棕色的肤色，很健壮。他笑着说:“怎么会不习惯啊?太习惯了!就是顺手的事呀，孙老师你看我家门口没有垃圾了吧?”他拉着我走向门前的田边。我笑着说:“不去看了，一定不会像上次我看到的样子。”说着说着，我和大爷还是来到田边，真的很干净。我看着季大爷笑得比我还开心，大爷说怕弄不好，在地下挖了一米多，把多年的垃圾全挖出来了。啊?我开心极了。我高兴的是在堰河提出的垃圾分类开始真正进入农民生活了。我高兴因为在北京延庆县堆臼石村(地球村)垃圾分类停下了、不做了的时候，却又在堰河看到了希望。
只要能分类不管什么桶都可以
从地球村到堰河村之前，心里很不踏实，心是躁动的，自己也常常问自己，农村做垃圾分类能行吗?北京和上海的市民都做不好，农民行吗?用垃圾分类这件小事来带动农村的经济，用经济推动农村的文明，用文明来持续发展的生态链有希望吗?我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王佛全任《绿色家园》杂志的记者时，在2003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到今天我还记得，也很让我伤感，文章是《延庆堆臼石地球村——幻灭在拯救边缘的绿色乌托邦》。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
这是环保人士们按照自己的绿色生活方式而建立起来的乌托邦。
堆臼石度过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而今又慢慢沉默了，夹着成熟的生活的气息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来观光的人已经很少了，村子里的人大部分也都外出打工了。但是曾经的一切已经深深地改变了这里，那些地球村很火爆时留下来的建筑物、展厅，都在无声地述说着曾经发生的一切。而村里人至今仍在坚持着垃圾分类，每年花4000 元雇用一个保洁员，这在财政状况并不好的堆臼石，难能可贵。在同样的村庄中，这更是寥寥无几。
从垃圾分类开始的起点，是堆臼石成名的原因之一。在农村实行垃圾分类，这在很多城市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却变成了现实，而且真正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绵延的大山，挡住了世间的烦乱和嘈杂，给这里留下了满山的碧绿，潺潺的溪水,成群的飞鸟和仅有40多户的山村人家，在大山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2003年的冬天，堆臼石地球村沉寂了下来。延庆的气温很低，当北京的雪化了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冰雪的世界，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结成了美丽的小冰雕，但这一切已经没有人赶来欣赏了。冬天的地球村，更寂寞，更荒凉。那些原来的展厅堆起了灰尘，已经长久没有人打扫了，没有人气的屋子显得更冷清了。
孙君推开了那间他常住的小屋，里面的摆设依然如旧，只是恍然如梦一般。面对着自己曾经亲手做出来的一切，他没有说一句话。我和他一起到地球村的时候，一路上他都不断给我讲那时的故事，唯有此刻他沉默了。
他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堆臼石做到现在而没有继续做下去，非常可惜。
很多人都把堆臼石的没落归于孙君的出走。因为一些分歧，孙君离开了地球村，他的出走给正在建设中的地球村很大的打击，很多工作因此而停了下来。加上村口110国道的维修，进村的通道给切断了，非典的肆虐使得人们几乎不敢出门，那段时间去地球村的人在开始慢慢地减少。
偶尔有几个人去光顾，但已经没有当初的氛围了。
走进李铁柱挂有“民俗旅游接待户”牌子的家，他依然保留着那段热闹的日子留下来的纪念。正屋后面是一排用来做客房用的房间，里面还有一张张的客床，厕所的门口上还订有“卫生间”的牌子。院子里打扫得很干净，整洁的客厅，阳光充沛，桌子上摆着女主人亲手做的两只毛茸茸的大狗。这是在地球村建设的日子里学会的一点手艺，那时候孙君晚上就教村里的妇女们剪纸，做玩具。
在地球村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两个镜框，里面贴满了村民们的剪纸。
我在村口碰到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她又回到她的店里做生意去了，她一脸纯朴的笑容，用手搓了搓捂在黑红的脸上。
村支书一开始就想着这件事不成功，现在堆臼石的落寂似乎更有理由让他相信这种试验的失败了。
但是，曾经的一切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里，人们不会忘记那个像过节一样的季节。村民们依然保留着良好的生活习惯，环保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完成得差不多了，可以容纳三百人吃饭的大食堂也建起来了，排污池正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发挥更大的功能。可以说，堆臼石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很好的条件，缺少的是一个能够把这一切带动起来的人……
正如人们常说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此时我又想起一段往事。
1999年—2002年10月，我当时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前后做了近两年，村里人叫我村长。2003年因女儿要考大学，就回老家了。这一年110国道又要修路，曾经很火爆的地球村一下变得很寂静。这以后我也很少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做得不尽人意。
我是2002年10月离开这个村的，人们习惯叫它“地球村”。相别7个月，我因故同封宁再次来到这个村庄时，心里很难受。当天晚上我们来到村书记张瑞军家，同书记村主任进行了一次交流。
封宁: 村长啊，春天村里来了不少人吧?
王村长: 哪儿，没有什么人。也不知为啥，一下就没人来了。
张书记: 我早说过，这里什么也搞不成，农民就是农民，做什么也不行。孙老师就不信。这不，我说中了吧?
封宁: 你们自己要想想办法啊。垃圾分类还在做吧?
王村长: 没有钱不做了。
张书记: 孙老师在时，我们还知道怎么弄。他一走大家心就散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封宁: 孙老师也不可能永远在村里啊!
王村长: 我们哪儿不想做?可是我们怎么做?既没有钱，也不认识人，家里还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
封宁: 那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这么好的一个村，这么有知名度，得想办法啊!
王村长: 唉!当村长是我人生的最后的选择，农村啊，什么也做不成!
……
自始至终我没有说话，我始终在听着他们说，心里不停地问自己，这几年我们给村里留下了什么?为什么会因为我们的离开，村庄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境地?我一点没有指责村干部的意思，而想起廖晓义、宋庆华对我说的话，“你在村里不能什么都管,你不能成村长了”。我当时还听不进去，觉得农民知道的东西太少，知识少，智慧也少,我成了村里的中心。今天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疚啊!
我们在这里的几年时间给了他们方法，却没有给他们思想;给了他们鱼，没有教他们怎样养。今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感到是我对不起他们。
村里的人还都认识我，见到我就说，孙老师回家了?
大娘还在桥头纳鞋底，妇女主任己辞职做运输了，王主任大多时间开他的汽车。河岸两边多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垃圾，垃圾池很多也坏了，里面也没有垃圾，有几个变成了农民的鸡窝。以前大队部是最热闹的地方，现在大门上紧紧地扣着一把生锈的大锁。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是一个很有品味的地方，县委和镇里的很多会议都在这里开，现在大门上已爬上了很多蜘蛛网，那把锁上黄黄的铁锈随着雨水都流到了大门的木板上，黄黄的一片……
与此同时，我已在五山进行着“五山模式”的实践。有时我总感觉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着绿十字，让我不停地往前走。那时我还停留在地球村失败的阴影中，并没有反思“谁是主体”这个问题。今天听到他们的对话，再一次使我陷入了比离开地球村时更加痛苦的境地。
这次夜行地球村，我虽一言未发，可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是不停地问自己，五山该怎么做?4月13日要回堰河村看他们垃圾分类。如果他们承诺把村里弄干净，那我又要在村里进行长达三年的实践。地球村-五山?两个村不停地在我脑中晃动，我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在堰河村开展工作呢?希望我离开五山时不要再有遗憾!
现在我还不知道结果，我只知道地球村的方法失败了。
回家后，我与绿十字的同事开始认真研究“五山模式”，更多的是寻找城乡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转换绿十字在实践中的位置，协助政府推动村民积极参与家园建设。
绿十字在堰河村每月只能待5～7天，不能像在地球村那样生活在当地，我们要留给农民的是时间和方法而不是依赖和等待。现在很多项目是具体执行人一旦离开，项目就结束了，新文明也会随之消失。
绿十字应该留给五山什么?最好的就是生活方式、文化与信仰，因为那是生存与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是留存在血液中与思想中的，而不是只图于表面的文明。
我们已经离开地球村了，可心还停留在与他们的交流上。我看到他们无助的眼光,听到他们无奈的言语，在想:“五山模式”该走哪条路?我想到那段“村长”生活，其实很多事让你无奈、让你心痛，但很多事又是我不能左右的。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从地球村到五山，转眼就是4年，地球村是个教训，五山该怎么做?我心里好像知道了。
就是在这样的思绪之中，我又来到堰河村一组。在小学校门口的一户人家，看到三个很不一致的桶，我就对主人说:“我们来就给你们添麻烦，要你们做垃圾分类，不方便吧?”这位35岁左右的妇女微笑地对我说:“不麻烦，不麻烦……”连着说了一串。她又指指门前说:“你看门前很干净吧!你上回开会问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都说有信心。孙老师你说我们做得好吗?”
我笑了，笑得很惬意。是啊，我在会场说的一句话，变成了近一千多人的自觉行动，并让上千村民在积极实施。当你看到他们的行动和成果时，能不高兴吗?这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是一幅让我，也让全村开心的画!
我是一名画家，这些年总有人问:孙老师，你画得这么好，为什么去搞环保啊?其实他们不知道，绘画有两种:一种是架上绘画(指油画、国画、水粉画等);另一种是架下绘画，大多指的是行为绘画。我把这种行为艺术引入到人们的生活，让艺术、环保、美丽进入家庭，进入人们的心灵，我也称它为“心灵艺术”。
很多年前，我们就在传播“让环保走进我们的生活”的理念。去年我们又提出“让环保走进我们的家庭”，今天绿十字又再次提出“让环保走进我们的心灵”，这就是质的变化，也是我这些年的变化!
3月14日—4月23日，历时1个月零9天，村里的环境卫生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我碰到二组的一位农民，60多岁，他一看到我就拉着我说:“孙老师，你到我家门前看看好吗?”我说:“为什么啊?”老头板着脸说:“上回你在村里讲课，说到我们家门前有很多垃圾，很脏，让我在乡亲们面前很没面子。这回你一定要去看看!”“是吗?”我假装有点不信。老头儿拉着我就往他家走。几步路就到了。一看，嗨!真的很干净,我向他翘起了大拇指，说:“大爷，你真了不起!说到就能做好!”再看那老头儿，笑得像一朵花似的。那笑是荣誉，也是尊严，更是自信和快乐!
这一个月发生的质的变化，农民自己也能感受到。只要每个人做一点点小事，村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来到这个村里的人，都不敢相信这里是农村，特别是周围的乡村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垃圾问题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了,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是在湖北这个村，在多数没有文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中间，却实施了垃圾分类，这点就是现代化的城市也做不到，农村为何能做到?
来人有参观的，有看热闹的，有不相信的。领导来，都市人也来，不起眼的堰河村在悄悄发生变化。这一切，当地的农民和干部都亲眼看见，所有这一切是举手之劳。
农民在这一个月里自信了，开心地笑了!
我对农民们说，你们做到了!
我一直在说“成长”这两个字，成长不是吃“四月肥”，是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不要急，不要催，更不要附加太多的政治色彩。村庄的干净不仅在表面上，更要在心灵深处。现在社会更多是关注面上的干净，而不顾心灵的干净。这种现象渐渐在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我很不喜欢，也不愿与这样的人为友。
4月25日上午的座谈会，由镇里刘副书记主持，主要内容是茶坛取土、取水、祭祀过程和意义的讨论。建坛到底是什么程序?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在会上要我说，我只是凭感觉应该这样做，建坛才有价值。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五山镇所有的村书记和主任,阐述了做一、想二、看三的想法。做一是做堰河村，想二是想帮田河村，看三是看村接下来的建设。这个“三”才是我做“五山模式”的真正目标。
今天“祭坛”是很重要的日子。9点钟，我们分五路去取土，建坛需要五色土。正好五山有五座山。其中一路有我、薛斌、杨光泽和王士学。一路上感受颇多，我觉得我在做一件与天地有关的大事，很神秘，也很神圣!
10:25我们一行到了邓坪村的百日山。这里海拔460米。我们开始取土，按要求对所有行程进行严格的记录:孙君，北京绿十字负责人、画家;薛斌，志愿者、摄像师;杨光泽，襄樊电视台记者;王士学，邓坪村前任书记;黄军，五山镇林业站司机。
由村里威望最高的前任书记王士学领路，司机黄军开着一辆破北京吉普，开往百日山。山路崎岖难行，路在间断修。司机开得很溜，像游戏一样，还有一点西部牛仔的感觉，很野、很洒脱。10:48，车直骋百日山中，从山的东侧登山，基本无路。行至15分钟，见到一个用石头垒砌的大山门，王书记说是山寨头门。山寨原是解放战争时期土匪垒的，基本是圆形，直径约45米，每隔10米有孔，说是放土炮之用。寨中间基本平坦，虽然岁月已逝，杂草丛生，可在寨中依然能感受到战争年代的残酷和艰辛。我们继续往上走，在险峻的山壁边缘，又看见一个寨门，叫二寨门，很险。入山门之道只有一人宽，道边就是百丈深渊。山寨门是大小石片砌成，进门之后，仍是小道。小道边有参天古树，依山而存，峻拔奇绝。顺小道向右，在丛林之间，活动空间就更小了。听说这才是真正的山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儿已有石砌的山道，上行约8米路有残断的阶梯、石板，一片破落。面南朝北,在茂密的树、竹、草之中，又见一个很小的由石头砌成的小拱形门。说门，其实就是几块石头堆砌而成，十分简陋。门里不大，约8平方米，没有顶，只有遗存的残壁断墙了。正中间明显放着一个盒，上书“祖师爷”三个字。这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天师张三峰巡游天下，歇脚百日山之处。
此时是11:15，天阴无日，有点闷。大家很累，坐、躺、靠，在等待着12:00神圣的取土之时。我站在百日山之峰，感受到一览众山小，风光无限好的喜悦。
11:57，薛斌大喊时辰到了。杨光泽可能是职业习惯，顺手以最敏捷的速度打开摄像机，手法很洒脱。王士学老人话也不说提着锹直奔我跟前，问挖哪儿的土。我四周看看，张天师之室是一个石房，虽在百日山之峰，可无土可取。我指着石房的右侧，拿过老书记的锹挖了一下，行!还有一点土，杨光泽大声说等一等，我还没有对焦，薛斌那是一台数码相机，就在说话之间，我听到一阵“唰唰”声，40张照片已经拍完。司机看着时间12:00准时，大喊一声:“取土!”我拿着装土的塑料袋，黄军用手扒草，让王士学书记挖土，这里土很少，基本是树叶，杂草腐植物。大约5分钟，九斤土装满,准备收工。
忽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短信，上面写的是:“行动是筑构希望与理想的根基，云游四海，筑坛祭祀，祝您成功!”是我的朋友，一个知己。谢谢!
4月26日中午，各村的茶农、茶场给茶坛捐了很多好茶叶，做得很认真，全部用小红袋装好。我一袋一袋仔细地装到大瓶里，村民还写了很多祝福和愿望。11:30我又把茶场交来的茶瓶用蜡把口封好。12点整，准时由我和杨书记、小袁(撰写主持词的文书)、村民正式在茶坛五山之土下，埋下了茶瓶，也埋下了3万多父老乡亲的愿望和祈祷!
五山镇位于鄂西北山区，行政归属于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是个一脚踏“三国”的边陲山镇，因境内有云雾山、马鞍山、邱家山、李家山、百日山五座大山而得名。五山茶坛，要取五座山顶峰之土各九斤，用五河之水各九斤，采当年之头茶上中下品各九斤，各镇、村、家庭采茶九两九钱九分，推举村里年龄、威望最高的老人当代表。整个过程要在中午12点准时开始，要拍片、记录，要有时间、人物，要有装配和运输的全过程……要让大家都知道并重视这个过程，因为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开坛在上午9时开始。
五山茶坛是这样设计的:茶坛保持原来的基本形状，在坛的四周，砌上护坛的四方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坛面的外围种上999株茶树，中间矗立着一座宝鼎茶坛。宝鼎茶坛下面埋有五山之土，洒五河之水在宝鼎茶坛周围。茶坛上建立天圆地方的乾坤架(因为钱太紧张，乾坤架第二年再建)，坛与地面有9级台阶，台阶前有36阶神道，阶梯两边有两座非常凶猛的“怒天吼”，呵护着神圣的茶坛……对坛我是陌生的,可是对坛的意义我是清晰的。
人们带着喜庆、希望祈祷，一拜天，二拜地，三拜茶祖，祝愿茶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县里领导也亲自参加了开坛仪式，并为茶坛撒上了五色土。宝鼎茶坛之中放着一杯今年评选出来的茶王泡制的“玉皇剑”茶。县里领导为2004年的茶王佩戴了茶王绸带并颁奖，接着还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玉皇剑茶艺表演队首先表演了茶艺，小学生们跳起了茶舞，茶农们唱起了茶歌……在建茶坛之时，我总在想，人家会不会说我在搞封建迷信啊!
没有办法，我准备请谷城县委主要领导参加开坛大典，他们很支持。我想，这不应该算是迷信，应该是对自然的敬畏吧。
选村里年龄和威望最高的人，主持这个过程。一个信仰构筑的过程，需要农民从对自然的实际感受和认识中，逐渐升华。这样的信仰，就是活生生的自然与活生生的生命之结合，是可以延续下去的，是有希望的!
五山茶坛的开坛仪式要隆重可又不要太过，因为建设新五山的过程远远比仪式重要得多。过程是真实的生活，仪式只是形式。
我为五山茶坛写下“茶坛”二字
4月28日9:29开坛大典在五山镇田河村茶场正式拉开序幕!
建坛最初对我而言，只是一个设想，或者说是一种梦想。筑坛祭祀，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明。孔子的学生典在回答孔子的“人生最有意义”的问题时说到:“安邦定国，云游四海，筑坛祭祀。”
今天五山镇党委余书记，面对五山三万茶农大声宣布:“开坛仪式现在开始!”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茶坛对五山未来的意义。建坛，意义不仅是建一个用土石筑成的物体，而是真正能在人们的心中刻下烙印。
在开坛仪式上，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开坛仪式，祭拜天地，对今年评选的茶王颁奖，茶艺表演及老百姓的文艺表演。我希望这是一个活的过程，一个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过程，一个有生命的五山茶坛。
为什么要在这里筑坛?我自己也说不清。北京有天坛、地坛，还有现在的世纪坛。五山的茶坛，可能就是五山这块地域山水和人在召示着我，一切皆有可能!
对堰河、田河步入小康示范村和生态文明新村来说，文化要代表文明，知识要推动进步，发展要步入持续，生活要与自然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农村现有的体制下完成，这就是“五山模式”的内涵和精神。建茶坛，其意义就在于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净化人们的心灵，同时也有对大自然的敬意和回报。
站在五山上，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一条九曲五道弯的汉水在春夏秋冬中养育了这些守护家园的人们，也培育了中原人的性情。看看这绿油油的茶园，看着蜿蜒伸向远方的公路，听着脚下汉水的流动声，面对这圣洁的茶坛，百姓的祈祷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
这个茶坛建设费用原定7万元，在坛上四周还有一个很高大的乾坤架。后因为政府没钱，就简单做了，最后只花了3万多，其效果也差多了。我在农村常说做事不仅仅看形式，关键是看内容。五山茶坛就是内容多于形式，重要的是茶坛在五山茶人内心世界有分量就可以了。
事越做越大，我的心也越来越高。
这时我想起一个人，就是20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十人之一，中国的晏阳初先生,想起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倡导的九大信条:
1．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2． 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
3． 要与平民打成一片。
4． 向平民学习。
5． 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
6． 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应当因时因地因人而施。
7． 不迁就社会，应该赶上社会。
8． 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的潜在力，使他们自力更生。
9． 言必行，行必果。
这些都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闪光点，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他提出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的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进行和整体推行为特征，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四力”，即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为奋斗目标。
绿十字今天在这里筑坛也是有意识的，只是我想做的是“事”，而晏阳初提出的是“思想”，他还把思想付诸实践，影响了世界。
想不到80年前就有人提出了“愚、贫、弱、私”，提出了即“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真是伟人。这些思想开始慢慢在我的头脑中流动。
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来到湖北谷城县，印象就是脏、乱、差，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然而一走过石花镇大型企业“骆驼蓄电池厂”，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哪里?
五山有今天，首先因为有余书记。其次又有余书记热情推荐的堰河村和田河村的村书记，说他们想做事，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是余书记的知音，那肯定也是我的知音。
我看村干部做事有四种情况:跟着走(堰河村闵书记)、赶着走(田河村杨书记)、愁着走(何家湾张书记)、批着走(下七坪村任书记)。
天下的事说难，难到“难于上青天”;说易，易到“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正是有这样一群干部，才可能有好民风、好民俗、好民心。这对于我就是最好的资源，这个教育还要继续做下去。农民世世代代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要想在几个月改掉谈何容易。
只有做到“知情”、“明理”，才能“参与”，参与了，垃圾分类了，环境好了，经济好了，文明了，健康了，就收益了。所以“知情”和“明理”的过程还要多做一些。
他们是用心在做!
垃圾分类是上个月(3月14日)开始做的，到今天(4月25日)才1个月11天,村里不管大人、小孩、老人和在外打工回来的人，都知道“垃圾要分类了”，基本接受了这个理念。
现在村里只要会走路的小孩都会知道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这是小事，却也是天大的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来说就是非常难的事，同时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又是很简单的事。
村里做垃圾分类，没有钱买统一、漂亮的垃圾桶，每户自己装备。好不好看无所谓，又不是为了检查，也不是为了拍电视广告和参观，什么桶都可以，只要能分垃圾就行。我对村干部说，村里垃圾分类刚刚开始，村民就如此支持，我没有想到。村干部也说没想到。
确实，现在对农民说事很难，村干部的权利越来越小。可是这件事对农民来说一二年内是没有经济效益的，为什么他们会做呢?
我的提问让大家静了好一会，也让我沉思了。不论有文化或没文化，穷人还是富人，人的天性就具备了“真、善、美”，只是长期以来这种天性被抑制了，被遗忘了,被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给抛弃了……今天，我们摇醒了他们的本性，唤起了他们的良知。他们的心灵燃起了这种文明之火，生活就是另一种景象。
在村垃圾保洁员座谈会要结束时，我说了几点意见:村里还有几户不愿做垃圾分类，对他们不要强迫。这是一个过程，不要太多干预，强拧的瓜不甜。几十年沉淀的垃圾，希望村里通过最基层的民主“一事一议”讨论，出半个义务工，来彻底挖干净村口和公共区域，要有垃圾分类桶。
对村民的环境教育要从成人和小学生两个层面来抓，学校教育要放到重要的议程上。环境教育要从小抓，积极发动小学生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并以此督促家长。
同时，要尽快找到垃圾后期处理的方法，这是垃圾资源化和分类持续下去的关键,要让农民明白他们所做事情的意义。
垃圾分类刚刚开始，一切都很新鲜，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垃圾分类要变成村民的生活习惯，就非常难了，地球村就是最好的例子。
要真正改变几百年养成的生活习惯，绝不简单。我们日后会遇到很多想不到的问题。我们要努力让这种文明，不成为政治运动，而成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当天晚上，余书记把梁镇长和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晚上他们还喝了一些酒。因为喝酒了，梁的脸特别红。他对我说:孙老师你放心，我还欠你7000元，就是借钱也会给你的!余也说孙老师放心。可是我不信了，因为他们二人总是不停地在忽悠我，说给费用，过去几个月，还是没有，再追问吧，他们比我还穷，弄不好一激动我还得给他们钱。
事后我想了想，这可能是他们商量好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花脸，要知道能在乡镇当书记和镇长并能玩转的，那可不是一般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这些人弄个县长市长当当不在话下。他们一方面要对付上级领导，一方面要对付农民，还要对付乡镇一个个的能人，特别的十里八乡的刁民和恶霸，他们像孙悟空一样，什么法宝都会，今天要对付我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这几天总看到余书记心情不好，他的表情是放在脸上的，有一天我还看到余和一个干部吵架，没想到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也会发火骂人。晚上我问他，余一脸苦相说:“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干部分流不好做啊，谁都不愿被分流啊!”
我很同情地说:“你们费改税去年不是搞了改革吗?干部不是分流了吗?那时我看你忙得焦头烂额，很为难。当时不是说好分流政策5年之内不会有变化，还签订合同了，大家才积极响应，怎么现在你又在搞干部分流了呢?”
嘿嘿!余干笑了两声，摇摇头对我说:“你问我，干部也问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上边的政策，是‘深化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上边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只能怎么做,我们是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真的很难。上边文件天天下，政策天天变。昨天县里的领导又来了，说领导班子成员从19名减到15名。镇长这一职不能没有，书记要兼镇长。我一听头都晕，又怎么了?”
孙: 政府被精简掉的干部是怎么议论这件事的呢?
余: 我用八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基层干部，可爱、可惜、可怜、可怕。
孙: 怎么说呢?你的体会应该很深啊!
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来中国的稳定、持续高速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在如此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下，依然时刻在默默地为中国的繁荣做贡献。这些具体和辛苦的工作，哪一步离得开这些基层干部?今天说要这些人走，就走。他们真的很可怜。
可爱。这些干部很老实，很本分。他们理解政策，执行党的政策，不吵不闹。在改革面前，他们做了奉献。我说他们可爱，可是又有谁能知道他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呢?他们回家之后又怎样面对妻儿老小呢?这些谁又为他们着想过呢?
可惜。基层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本来就少，留下来的大都年龄在40岁以上，青春奉献给了农业事业。农村这些年不停地变动、合并，特别是目前国家给乡镇这级干部的待遇很低，极不公平，很多人都离开了。农民是二等公民，镇政府也是二等政府。我是为乡镇这一级未来发展的人才感到可惜，为这些留在这个岗位上很无奈的人可惜!只要这一级政府在，就要发展，发展就要人才，否则就彻底不要这级政府。
可怜。这些分流的人从农村已出来很多年了，村里也没有地了，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工资在三四百元，上有老下有小，没有技能也没有年轻的身体。
他们只要被分流，就会变成社会上真正的弱势群体。我心里真为他们担心,未来他们怎么办?
可怕。干部大量的分流，其实为农村留下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有很大的潜在危机。目前，我们这个镇经过二次分流之后，有点本事的人走了好几个。农村要发展，就要接受新的理念。中央又对农村问题如此关心和支持,可是就现有的人才、技术、知识结构，又怎么能贯彻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呢?不发展就是倒退，倒退就是危机，我说可怕一点不过分。三农问题就目前的村镇一级政府的稳定就很是问题了。
余书记的八个字把“三农”问题中的危险说得很到位了!我们在解决农村问题和税费改革以及种粮补贴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为农村的二等干部考虑一下呢?农村问题不在农村，也不在农民，明白人都知道在政策、在上边，可是受到伤害的为什么一次次都是农民呢?这太不公平了!
4月29日早晨，我无意间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对“五种非法占地”的规定。这五项规定是:不准以绿地来占用耕地，不准以退耕还林占用耕地，不准以公园和广场马路占用……中央对三农问题开始从宏观转向微观了。这五项规定是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制定的。农业、农村、农民真的有希望了!
此时，县一位管农业的领导来了，我和他说了中央的这五项规定。没想到他说:没有用!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就下发了关于禁止占用农村耕地的紧急通知。不下发还好一些，文件一转到地方，却造成了各地、市、县以各种手法、手段占用农业耕地的狂潮。中国又再次掀起了农田开发热。
我听了瞪圆了眼睛。是啊!江苏、浙江、北京郊区，市、县、镇都有大片大片的工业园区，高新产业开发区。为什么中央的规定大家都置之不理呢?也正是这样，才造成了中央再次下发《禁止非法占有农业耕地》的规定。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基本农田或基本农田以外土地超过35公顷的，都需报请国务院批准”。一些地方便想方设法让基本农田荒芜，使之变成“基本农田以外土地”，然后化整为零，分批报批。据江苏省淮阳某村民反映，他们那里的乡村干部征占耕地，把稻田的水渠强行堵塞。天旱收成不好，村干部就故意将良田瞒报为荒地，弃耕地，以达到顺利征地的目的。
领导说:“你别摇头，你在农村待了这些年，你心里最清楚农村的情况。农民要致富，靠什么?靠这1亩不到的土地?”我摇摇头，他见我摇头，就接着往下说:“安徽小岗村1978年实行土地承包掀起了一场中国的改革热，中国先富起来的是农民。20多年下来了，他们总结出了一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农田吃饭，种菜温饱，打工致富。农民现在要的不再是温饱了，而是致富。孙老师你说田里种什么能致富?”
我想都没有想就说:“种工厂!”领导笑了!
“那你们这样做不怕犯错误吗?”我问他。
“嗨!”领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是只听中央的文件吧,一会要建设四个现代化，一会要带领农民奔小康，一会要建卫星城，一会要建小城镇,现在又要建小康示范村……建得好到处宣传，宣传劲一过就扔在那儿了;做得不好的更是把一个烂摊子丢在村里。现在我们明白了，只有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适应我们这个地域的规划，那才是奔小康，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我想说什么，可是又说不出什么，不说又觉得心里堵。当你真正面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时真的显得像白痴。
4月30日与村干部和村民聊种田补贴的事。
我说费改税再次让农民心里踏实了。这回中央拿100个亿直接补贴种田农民，也就是直接让农民增收，落实到位，认真执行，农民一定对种田更有信心。我的话还没说完，大伙就说开了，孙老师，你太不了解情况了。钱是补了，每亩大约补30多元，可是化肥每100斤已经由20元涨到24元，磷肥每100斤由原来的15元涨到19元;农药、药品都涨了。米洛普片原来1．2元一瓶，北京还是这个价，可是我们这里涨了一倍，2．4元……所有这些平均涨了25%。实际上是明补暗亏啊，中央为什么不能宏观调控呢?说来说去还是苦了农民。
村书记说:“费改税、种田直接补贴确实很好。很多不种田的人又回来了，这是好事。可是这样一来，我们村又出现新的问题了，比如原来种田不赚钱，不少田都荒了。政府要求各村不能有荒田，这样又把荒田分给了种田的农户，这回种田有甜头了，还有钱补。今年每亩30多元，明年可能还要多一点，后年可能补的更多，抛荒的人又回来了，又想把那些被分走的田再要回去。还有更麻烦的事，就是政府陆续分流的干部回到村里，他们一离开政府就是农民,年龄大了，又不能外出打工，没有田怎么过?这些田里庄稼的退还、签订的时间、人口的调整、农田的修整、电线的架构等费用又由谁来承担?中央的政策虽然好，但都是一刀切，可是农村有许多具体情况啊。做事不能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应该细一点，我们在基层做得很艰难啊!这些问题只要略知道一点农村情况的人就能想到。”
村长说:“五年内将要免去7%的农业税，今年免3%，又有补贴，这对农民来说肯定是件好事，对稳定农村、发展农业相当重要。按照现有的政策，明年肯定是丰收年。我们农民盼着丰收年，又怕丰收年。1990年、1991年丰收后的第二年都大减产。1990年粮食每100斤为40多元，1991年降到30多元。国家合同定量收购价为24元。那时很多粮站缺少资金，迟迟不收。有的收了不付钱，又打白条。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找政府，找领导，谁也不管。想想很心寒。只好卖向市场，有的只卖17～18元，江西有的地方还放火把粮食烧了。我们这里就有农民批评政府说‘共产党雄赳赳，只管种不管收’。
“今年中央对种田的农民直接补贴，为的是减轻农民负担，结果生产资料又开始涨价。政府没有做好调控，农药、化肥、磷肥平均上涨了23%～25%。这让我又想到每次粮食增产后的谷贱伤农。中央想的很好，报纸上说的很好，可是，一到实际情况就是不好，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这不，现在每亩表面上补一点钱，可是细细一算，现在每亩要损失20元。中央做事要做得细一些，不能全国人民说农民穷就补钱。补钱是好，可是补了钱又不能控制农村生产资料，等于没补。现在干部又要分流，目的就是要减轻我们的负担，可是这些人回到村里又没有田，怎么办啊?今天号召大家种田，给了很好的种粮补贴;明年大丰收，丰收后又会怎样呢……”
我好担心，农民更担心。
我在会上说:“我担心村基层管理力量会相对落后。中央取消农业税480亿，支持税费改革396亿，100亿用于农民种田，60亿用于农村中小学危房，只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上一直没有资金投入。我说的只是农村硬件上的投入，对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而言，村这一级干部的生活保障、待遇也需要提高，而思想观念的改变、文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也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我以为村这一级不能取消，农村分田包干之举本来就是一盘散沙，不要以为有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不少地方政权出现结构性退化，其表现方式与杜赞奇描述的民国时期的国家退化几乎如出一辙。一方面，在增强国家能力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经济资源的索取能力增强了。但是同时，中央政府削弱了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有效的政治管制权力。
中国在改革初期人均收入不到250美元，那时有人说一些中国人之所以崇洋媚外、没有信仰、道德下滑，就是因为没有钱;如果中国人均能达到1000美元，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今天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达到了，可是问题解决了吗?谁都知道当今的社会中人的信仰是什么，是钱!所有的问题比以前更为突出了。富有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答案自明。
中国农村如果走向可持续的道路，就不仅要致富，更要传统文化的弘扬,要乡民的道德和信仰，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要青山绿水的自然!
上海曹锦清教授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意见:第一是建议建立农民组织协会。这绝对是好办法，农民要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可是我觉得实施起来有难度，因为成立协会一定要有主管单位审批，还要一家企业作发起单位。如果你不要主管单位那就是企业，就是一个经营的单位，很显然把经营和协会两个功能合二为一了，又如何操作呢?第二是取消全部农业的负担。这一点中央决定在5年内减免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第三是取消七所八站和重复机构，随着这一次的“农村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调整。就五山镇而言，事业编制由最初的120人缩编为36人，4月又再次分流，要求只留18人。可以看出中央还是下了力气的。
曹先生提出的这三点中，后两点政府正在执行中，可最关键的第一点我看还是有点悬!
村一级机构非但不能取消，还应加强。应该把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农村，现在的农村文化知识结构不可能与城市文明接轨。我们谁都知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农村不稳，地动山摇;农民不稳，政治局不安!”
我觉得可以以现有的村委会为基本架构，发挥合作社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做农民合作社更加现实一些。
就拿五山镇实施“五山模式”来讲，如果没有村一级组织，仅靠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怎么可能做到呢?在农村成立农会，过不了几年它可能也会慢慢演变成现有的村委会的功能。
温铁军有一段话说得很在理:我不赞成对农村有太大的变革，中国的问题不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比，人口、耕地、资源就决定了中国在一段期内不可能有所变化，更不要说什么达到发达国家的大话。为什么?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人口基数不可能下降到发达国家的10%以下。现有的耕地面积是19．5亿亩，这些年随着开发力度的增强，耕地面积还有所下降。美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土地面积是中国的828倍，在美国800公顷以下的农场基本不挣钱。那我们平均每个农户只有0．4～0．6公顷，他们是我们的千倍，就利润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0年之后中国人口将近17亿，农民的土地资源按1993年以后超市场化的加速，平均每年减少2000万亩，我们按少点算每年减少1200万亩，20年后减少24000万亩。现在是9亿农民有19．5亿亩，20年之后就算中国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率，那农村人口依然是7亿农民对17亿亩土地，实际土地还少了2亿多亩。也就是说20年之后中国的农村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没有变化就是倒退!
有人说要取消市和乡镇一级机构，由省和县来直接管村，我觉得这不可能，非常不现实!不要说省一级了，农民就是想见乡镇的领导一面也像见皇帝一样。一个省一个县有多少村啊，那是多么大的地方啊!
城市有火车、公交、地铁，有现代化的信息系统，有与此文化和技术相对接的教育，还有完善的公检法，农村有吗?农村只有一群老弱病残、留守儿童，还有守了几百年的土地。
现有的机制应该说比较健全。存在的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当然，局部的调整是有必要的。乡镇不是要拆并，而是要赋予它权力，让它恢复其功能，发挥其作用。
村书记接话说，对我们村农民来说，一亩地补30多元，够做什么呢?农民就是这样想，今天补30多元，明天就等着补50元，后天就想着补70元……这并不是好办法,更不是根本的办法。
中央关心农村，进行粮食直补，钱直接给农民，不信任村干部，这本想鼓励农民多种粮。中央想得很好，可是农民不领情，现在不少农民让冬季小麦80%荒地，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不种地中央照样补钱。还有一些地方，农民把地租出去，让外人种，他坐拿中央补助，而那些租种土地的种粮大户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补助。村干部笑中央出决策的专家太天真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穷”，这有点像灾区发补助，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的扶贫是越扶越穷。“大斗养仇人、小斗养恩人”，制定粮食直补政策的人不太了解农民啊!田里的活还是要靠干、靠汗、靠科学、靠文化，那才是持续、踏实的事。别想着那几十元，何况补的还没有贴的多，想偷懒，想异想天开，散球!
是的，中国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缺的是实干、有理想、有文化、有奉献精神的人。
在五山能够积极响应并行动的只有堰河和田河，很多村的书记不理解，有不少书记和村长还反对。什么是垃圾分类，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微生物农村，什么是生态农业?这些都是我们村书记和村长需要知道和消化的。干部是村民的主心骨，干部不说，群众不动。如果没有做事的村干部，没有这几个文化程度高、有奉献精神的人，五山就不会有今天。
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工作不主动，即使中央有再大的支持、再好的政策也没有用。
5月20日中午接到五山余书记的电话，他告诉我昨日去黄垭村看了半身瘫痪的胡学文，那是一个一直与政府较着劲的人。他与胡聊了两个多小时，很感动，也很可怜这些农民。这次谈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我们对农民了解得太少了，在工作上有太多不到位的地方，有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小问题，可对农民来说就是大问题!
余对我说胡原来身体很好。50年代人民公社要挖河渠建电站，因工作量太大，腰肌劳损受了点伤，可他当时没钱，就这样越拖越严重，最后成了半身瘫痪。现在他更穷了，什么也没有，可他有思想，有了主的爱，有了很多人没有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
因为余的到来，胡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一个镇党委书记对他、对农民、对耶稣会如此的了解和关切。在交流的两个多小时里，他们相互感动着。余对胡说，我们做干部的要为人民服务，可是我们很多干部离你们太远了，群众和党之间应该是鱼和水的关系,现在不是的。
我与余书记应该说是好朋友、是知己，我们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觉得在这一生中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知足了。
堰河村的闵书记对我说，他与书记是好朋友，都是做事的人。
村里的村民对我说闵书记是非常实在的人，在他面前没有困难，只有道路。他经常对农民说，干是唯一的出路!
很多人不知道做事的方法。我一直以为做事要先做人，人就是“五山模式”的第一因素，所以我在五山投入最多的就是做人的工作。
“知情、明理、参与、得利”这八个字还要针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人群。
我对余书记说，镇里干部的工作我做不了，这个工作只能你来做了。
我对闵书记说，与村民沟通我还有很大的距离，他们说话好多我听不大懂，农民家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我不可能比你了解，这个工作还要你和村委会一级来完成。
我要做的事就是从群众中得到信息，把底层的看法、意见传递给上层的余和闵。我要把这个需求通过讨论、判断加上我的理念，再交给他们。
2004年8月3日，村民方洪军率先在村里凤凰山庄开了几百年来第一个农家乐。这个农家乐的意义在于从此堰河村历史上有了能给“五山模式” 起表率作用的点。我预感堰河村从方洪军的农家乐开始，“五山模式” 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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