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北京心在村

每次在襄樊我总觉得有点孤独。一个人行走在农村的路上，我总想到在中国大地上独自行走的绿色行者叶榄，十几年了，他又是怎么过的呢?不可思议。每次去农村我总是与叶榄交流，这第九次之行，叶给我回了一首诗:

为绿苦何怨，因爱走四方。

心怀大自然，何处不家乡。

五山期间，让我最开心的是，封宁﹑老高和荣老师带了25个学生，还有中国科技馆李元潮来五山。我兴奋之余作打油诗:

中秋两无声，绿染小康村。

堰河遇故人，欢乐把酒樽。

来了五山就不想回北京，因为每次来，就有新感受，这种感悟在城里是绝对没有的。叶榄常常给我发一些很让我深思的句子:“我理解兄长的难处，慎重如始则无败事。”

惠黎基金会在北京的负责人樊英在此次襄樊之行途中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诗人徐刚在《地球传》里写道:生命永远在流浪的轨迹上，那些交叉就成了我们的情结。随它去吧，如此看人生，一切便释然了。”

人应该属群居动物，人也是以类聚。这时的我不知道应该以城市类聚?还是以农村类聚?我明显在情感上向乡村转移，这种转移含有一定成分的同情和怜悯。我也知道这些感觉中感性的成分太重。

离开五山我接到余书记短信:“《五山茶坛》文章改了一篇。有个问题要注意，茶坛的意义重在弘扬茶文化，尽管有信仰的含义，但不可过于强调，否则会有人认为我们在搞宗教活动!”。我立即回复:“好，我同意!”

在“五山模式”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这样不停地沟通、辩论、讨论模式的可行性。“五山模式”做到今天，应该说我是幸运的，绿十字是顺利的。12月11日自然之友理事康雪邀请我到“天下讲坛”讲座，我想让余书记来一起讲，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中国农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悲惨，更不是遍地村霸村匪。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农村。

这几天襄樊亮点设计师赵建荣老师总不停地给我发信息，说茶庄设计图已做好，他们也不来取，怎么办?我要他与余书记说，余已和村里说了，可是他们就是不来取。还有，如果来了不给钱，给他们图纸吗?

还有好多烦心事。太阳能灯好不容易买了六盏，可有四盏不亮。那边天天打电话来，说灯不亮老百姓就埋怨他们乱花钱，花3000多元买的灯不亮……村里还有2750元没有给太阳能灯厂，还有2500元没有付给设计师……

“五山模式”快成了“五山问题”，我就是在理想与钱、人与人、生活与理念的不断摩擦之间去工作。好在我与五山镇在发展理念上没有太多分歧。我从来不在意小事,也不爱操心这些事，因为我不想让这些小事影响我的心情。这些小事我知道也假装不知道，对我而言大事就是确保“五山模式”完成。

很多小事不要太计较，这些小事我以为就像人生病，小病过几天就好了。

在这之后，就回了北京。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女性，要我猜她是谁?我在想能这样问的人一定是我熟悉的。我很快猜出对方是襄樊市宣传部部长马黎。马黎笑问怎么能猜出她啊?我也很意外，因为我们之间在一年中几乎没有通过话。不过“五山模式”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实践，而“五山模式”缘于马黎，缘于2003年8月28日汉江的游船，缘于我们的“君子之约”。

谈话中我能感到她超群的工作能力，踏实的工作作风，“五山模式”应该说是在她的关心和支持下开始的。我去了五山九次，只见过她两次，而且只是简单的礼节性见面，但我能明显感受到马部长在工作中所具有的渗透力。她告诉我，同时也批评我说:“你为什么每次来襄樊不和我联系呢?”她非常了解我的工作，她在NGO工作了很多年,并有过很骄人的成绩，这点我深信。也让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远，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好的背景。

她说:“孙君，我们都到堰河村认个亲戚吧，那儿现在很漂亮，处处能看到你留下的影子，这很让我感动。”我说好啊!堰河才一年多，要是再有两年，堰河、田河就不一样了，文明和发展还是需要时间和实践的。

我要她办公室的电话，马黎告诉我，打手机最保险。她又想了一会儿说:“告诉你我家的电话吧，那样更保险。”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马黎就像朋友，一个到现在还留在记忆中的朋友，我们之间的感觉很像是老同学。

下午我正在画画，画《晏阳初》。阳光真好，照在画室里，画室里散发出好闻的松节油味道。

12月4日用一天时间完成了五山讲课初稿。在内容上我最后决定以五山日记形式来讲“五山模式”的过程，因为我面对的主要是北京的NGO，他们要听真话，要想知道怎么做、怎么理解NGO与底层之间在观念上的沟通、怎么理解政府与NGO之间较为微妙的利与名之间的交换，更重要的是北京绿十字怎样说服农民去垃圾分类?可是这些话题太大，根本无法说清楚，用日记的形式来说明“北京绿十字”是用什么心情和信心去对待做事的，是怎么样由感性转入理性的。

有些话面对面不好说，我在日记中就可以说。我们没有行政权，没有金钱支援。我们只有一点点精神和知识，就这一点点东西也会让很多干部看到社会中需要的价值，中国(农村)特别需要这样的价值。

12月上旬余书记来北京绿十字办公室讨论“五山模式”。因封宁提出叫“模式”太大了，成熟了才能叫模式。接下来，引述当时大家谈话的内容来说明这个问题。

孙光玥是一个思想很敏锐的人，她的一段话明确了“五山模式”。“五山模式，成功不成功不要紧，就算是失败了，又能怎样呢?只要对农村有好处就可以了，政府和专家爱说什么根本不要紧!”

孙君:“是不是模式并不重要，我们只是想做一件事，这件事总得有一个名称吧?我叫它‘五山模式’，就是一个名字，不叫模式叫什么?那为什么不能叫模式呢?”

封宁:“五山模式是可以推广的，现在只是试点。”

光玥:“五山模式是一种方法，模式是方法而不是内容，是合作方式。方法是关键,方法和内容谁是第一位，结果是一样的。”

余宝军:“我同意，这个模式应该是方法，是向别人推广的方法，而不是内容。”

孙君:“我们的方法就是生活，就是走进乡村!”

余宝军:“就是走进乡村。好!这是特点，我认为三方合作非常重要。你说的生活那是内容，还不全。”

光玥:“我们的方法就是从小事做起，就是走进乡村，三方合作，教育农民，重建生态。”

余书记:“走进乡村，三方合作，融入生活，重建生态。”

宋庆华:“不能用教育农民这个词，教育不是交流，教育就是传播，NGO把教育看成一种不平等的感觉，不好!其实我们在教育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教育我们!”

孙君:“晏阳初在定县时，经常说到开启民智。”

余宝军:“开启民智这句话好，乡村实践不仅仅是现在有人做，80年前就有人做。‘五山模式’是沿着前人的路继续在走，我们就叫‘走进乡村，融入生活，三方合作，开启民智，重建生态’。”

闵书记:“离不开政府和党的支持，这是工作的关键。”其实闵说的是真话，在中国做事还真离不开政府，可是政府又有那么多的问题，政府对NGO那么不信任，在政府看来NGO是非政府，非政府就是反政府，所以我说五山政府能接纳我们就很了不起啦。

余宝军:“五山成败与否无所谓，只怕给绿十字抹黑。要把握火候，大不了不叫模式。我们不管它是成功典型还是失败典型，只要能出名就行。只要五山出名了，茶叶就出名了。我们只要生态经济化!我们又没有做坏事，怕什么呢?是怕给绿十字带来不好的影响，还是慢一点。”

此时我在想“五山模式” 的核心是什么?

12月11日上午起床后，饭也没吃就忙着改幻灯。这次幻灯做了很长时间，能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说明“五山模式”。最后我还确定以“五山日记”的形式来作为这次演讲的主题，把实践与梦想在日记中述说。因为日记很真实、很感人、也很直接。

堰河村民

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可是到了该细心的时候还是很细心的。

受“天下讲坛”之邀，下午2:00在北大资源大厦711室讲课，内容:五山乡村实践与梦想。

北京大学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来听讲座的人形形色色。正因为这样，我把题目定为“五山实践与梦想”。“五山”是地名;“实践”是在进行中，还说不上是成功和失败;“梦想”是一种愿望，是绿十字的企望。

同时邀请讲课的有:

余宝军，湖北襄樊谷城县五山镇党委书记，“五山模式”的积极推动者。主讲内容:税费改革之后的五山之路;作为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新时期农村工作的分析与探索，分享农村改革的心路历程。

闵洪彦，五山镇堰河村书记，生态文明新村的实施者。堰河村是“五山模式”的两个试点之一。主讲内容:以村民的视角、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当前农村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

这是有NGO、政府、农民、专家、大学生共同参与的对“五山模式”的一次深层次的对话。

一个村的乡村建设一下要到北京大学的“天下讲堂”来讲课，这对山区的一个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特别是村书记还要上台讲课，在北大的讲堂那更是不得了的事,镇、村和绿十字都很重视。

五山实践对于绿十字应该说收获颇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绿十字由感性认识转入理性认识，由都市人的文明走入农村现实中的文明，更多的还是通过乡村生活了解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我们就是宝贵的文化和知识，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生活在农村的那部分人的本源文明。

五山实践让我不断地想起4个人，定县乡村实践者晏阳初、社会学家费孝通、“三农”问题的改良者温铁军和李昌平。

会上闵书记把千里之外汉江水也带来了，这是未来流向北京的水。水烧开了，泡的是五山的有机茶。

人陆续来了。上海陶康华教授第一个到，从上海赶来参加这次“天下讲坛”。中科院王小亚，社科院龚益，《半月谈》主编王永前，21世纪可持续发展中心陈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家彬都来了。《农民日报》张蕾是第一次见面，《中国环境报》步雪琳也是第一次认识，社科院于法稳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劳动午报》、《晨报》、《中国青年报》等报记者都来了。

地球村来了很多老熟人:金微微、宋庆华、栗利、薄树莲、石林、边映男、王华宇、李莉等。

这次活动留了40分钟对话时间。地球村李莉就“耕地、水泥路、垃圾不能填埋”等提了问题。我认为她是一个一点都不了解农村的人，所以才有这样的提问。

余宝军说:“水泥路?我们还想让农民走几辈子土路!红砖我知道不好，可是不用红砖用灰砖，我们那里没有，农民难道不盖房吗?耕地?谁不知道只有工厂才赚钱,只要农民一事一议，村两委没有意见就可以了。县管不如村管。我们很多人说了解农村，刚才那位地球村的人就不了解农村!再说垃圾，我们能卖的就卖了，卖不掉的只能埋了，你们北京不也埋吗?难道北京能埋我们就不行?你们提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很幼稚。”

会议结束后，余书记、闵书记还给我、龚益、封宁颁发了堰河村“荣誉村民”的证书。我是第一次拥有“村民”这个称号，在延庆地球村我可是“村长”，现在成村民了。其实在我心里，自从第三次与大伙一起踏入五山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认为我就是五山镇堰河村的村民了。这种身份的转换已经得到镇村干部和村民的认可，说明我给自己的定位对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收到社科院龚益研究员的短信:“首先祝贺你的成功，五山实践,着实不易，若无孙君，绝无此戏。”“五山模式”是一个以绿十字的行动和观念为中心,靠众人的智慧实践来完成的，这里余宝军、闵洪彦应该说是核心人物。

这次“天下讲坛”的收获是把两个人的名字弄明白了，余书记、闵书记总共六个字我写错三个字。这就是我做事的风格，生活中的小事我做不好，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

今天在会上有很多人提出:什么是“五山模式”?有可复制性吗?是农民自己想做的事吗?他们能有自己的协会吗?镇政府能否就“五山模式”做一个研究所?搞生态文明村都像你们这样占用耕地，那还叫生态吗?中国农村有这么多地吗?政府一再规定禁止使用红砖，你还整个房子都用红砖，你的行为文明吗?

会下，有朋友对我说:五山才刚刚开始，叫模式太大了，比如“深圳模式、苏南模式、大寨模式”，那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而五山呢?

天下讲坛，百家题、千家言!好!这样的讲坛我才认为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些话题和建议对绿十字来说是不易听到的，也是我们在今后要小心注意的问题。什么叫研讨?这就是研讨。在这之前我打电话给陈琨老师，说我想请他参加“乡村建设的梦想与实践”讲坛，陈老师说你找我，我可是会提意见的。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才请你的啊!

我一直以为有问题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推动着过程的发展。

“天下讲坛、绿行天下”这是我给讲坛的题词。

谢谢“天下讲坛”为“五山模式”提供的平台!

谢谢到会的朋友们!

谢谢工作人员和绿十字的志愿者们!

会后，收到一位陌生朋友的来信。

孙老师:您好!

有幸聆听和了解您及两位书记在五山的有效行动，使得当地的农民能接触到“文明”和“生态”的理念，并直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很钦佩你们!

对于那些对你们的行动及细节怀疑和挑剔的人，最好的回答是让他们做出一个实践，使五山的农民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生活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他们有这样的行动力吗?有这样的勇气吗?恐怕除了口头的语言和挑剔的劣性，他们什么也没有!

所以，行动最美!

今天从图片上看到了您的两幅杰作，很美。不知什么时候有幸能欣赏您的其他佳作?

再次感谢您的邀请。祝一切顺利平安!

李欣平

欣平:你好!

这些年我已习惯了别人的批评。那是讲坛，批评和争论也很正常。说就说吧，我会认真思考的!

我在很多文章中多次说到文明如果不注入到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就不是文明。如果中国68%的农民不能文明，32%的城市人是口头文明，那文明还有意义吗?

文明是大事吗?不是，文明就是小事。我在学校做联合国EPD的教育项目，就是希望文明和道德能作为环境教育的切入点，培养一种“莫以善小而不为”的中国传统美德。这叫“爱国从资源分类开始，文明从点滴小事做起”。什么是爱国?你分类了，就是爱国;你诚信了，你就爱国了;你做了一件很小的善事，那就是爱国……

我们现在社会就是缺少一种简单、诚信的文明。没有这些就是没有信仰，没有自律，没有一种社会的公益品德。

我很高兴你能来。你的孩子很可爱!

有时间来绿十字看看!

再次表示感谢，谢谢你对我们做的乡村建设的理解!

孙君

在“天下讲坛”中不少人问什么是“五山模式”?能否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我愣住了，一下还真说不清。后来我、余书记、闵书记和杨光泽在一场辩论中渐渐清晰和完善了“五山模式”的基本概念。

“走进乡村，三方合作，融入生活，开启民智，重建生态”，这就是“五山模式”的内涵。五山是地名，模式是方法，二者加起来就是五山的工作方式。

“五山模式”不同于很多模式，试点是堰河村，也可称为生活模式，叫“抓生活，促生产”。从生活层面入手，在吃饭、喝茶、扫地、走路中体现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这种模式的成功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达到持续，能持续“五山模式”就活了，这就是科学发展观。

做“五山模式”的过程，其实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努力开启民智的过程中。首先开启了我个人，得到收益最多的还是我，农民是我永远的老师。

只有当你融入生活之后，才能慢慢地体会到这份意蕴。在北京的几天，与闵书记、王富安在一起，经常能听到一些让我很感动的话，“我没有水平，可是我也没有水分。”“你们(北京人)不能浪费水，这可是我们的口粮啊!”“五山模式”是从感性走到今天的理性，这个理性就是与五山人共同完成的。

从2003年12月19日的第1次考察到今天的变化，并不是我能预料到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一分钱注入的项目。在农村没有钱做项目，也没有背景，我不敢有太多的想法，一切只能在变化中找规律，摸索前进的道路。

绿十字刚刚建立，没有说话、展示的平台，原来做的地球村因历史原因又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五山模式”就是唯一的试验田。既是试验田，就不清楚是收获还是破坏!

随着来五山次数的增多，工作成就感也越来越多。这时我的想法也就多了，工作的内容也越来越细，五山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五山。我明显感觉到五山的工作进展与我当年在延庆县的地球村很相似。延庆地球村在实施一年后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环保、环境教育、农家乐、生态环境是延庆地球村的主要内容，也是今天五山堰河村的内容。我不停地担心，担心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那时我与绿色行者叶榄、自然之友李君晖、社科院龚益、上海师范大学陶康华交流很多。特别是薛斌和孙光玥是我工作交流的主要对象，表面上我们笑呵呵，内心却一直惧怕重蹈地球村的覆辙。

“五山模式”做的几件工作是地球村未曾做的:一是有个完整的规划;二是这里有个主动性很强的村干部;三是我在这里只是助手和旁观者，村干部和农民是主体;四是理论工作与实践同步进行;五是专家和学者与“五山模式”的实践结合游刃有余，我的工作就是根据这里的需要调配五山需要的资源。

五山乡村实践明后年就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出版或发行《新农村——五山日记》、《五山茶坛》(有关茶方面的书)、《参与式发展实践手册——五山模式》、《五山的故事》(反映有关农村生活、三农问题和农村生态环境的文章、小说或电视剧)等作品，这些工作都由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共同完成。

自开完“天下讲坛”之后，余书记与闵书记就没有睡好觉，感到压力很大。闵对我说:“孙老师这事(五山模式)搞大了，要是真的来人参观怎么办?”余对我说:“孙老师，你看这工作越做越有深度，工作的局面也打开了，这事闹大了!”因为“五山模式”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为什么请他们来北京?就是想让他们能看到做这件事的价值。余书记想做到明年6月就结束“五山模式”的工作，这是我内心最大的不快和不安。我没有正面说他不能走，因为他那点工资确实让他有很大的生活压力，他想下海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收到很多邮件和短信，其中有一句“‘五山模式’成功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山模式’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加油啊，绿十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林家彬说:“我在‘五山模式’中看到农民、NGO、政府之间和谐工作，理念上默契，工作上共同艰难创业，我看到了五山的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生态乡村。”

对“茶坛”有很多干部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干嘛?是迷信。我说不是!是文化，是绿色经济。信仰是多样性的。有一个镇委书记嘲笑余书记:“你那儿又供了一个神啊(说的是我)。”余说:“那是中原文化。”我们农村缺什么呢?就是缺有文化、有素质的干部!在镇上有一个组织委员对余说:“你说的话要过半年我们才能理解。”

气度左右格局，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的不少干部会说不会干，要干也是做表面工作。闵说:有些干部就是急性子，做什么事就是要快，要数量不要质量。

“天下讲坛”让余书记看到了工作的意义。他说，这个工作越做越有意义、越有兴趣了。他对县委领导说，“五山模式”刚刚开始，我哪儿也不想去，让我在这儿再工作几年。我要等“五山模式”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