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五山、

为了五山项目的科学性，在5月20日的时候就给北京师范大学赵孟营教授去了一份邮件。

北师大赵院长、李檀和崔俊荣:

你们好。

很高兴绿十字有缘与你们相识，成立以来一路坎坷一路歌。我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人，就像画画，画一只孙君的手，先看看手是怎么长的，骨头、经脉、血管、肌肉有什么不同，看清楚了，认识了,我才敢画。不然我画出的就不是孙君的手，而是你李檀的手，哈哈!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手，也就有多少不同的画法。做事也这样，做社会上的事更是如此，只会比画手更加复杂，方法更多。这是中央美院曹立老师教我的方法，所以我能认识自己的手。

社会学我没有学过，我也说不清，可我心里知道学什么都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为学习而学习!

70年前晏阳初先生就强调: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事而研究。又可分作三点说:一是为问题而研究，二是为实施而研究，三是为训练而研究。

我不想让人们说，你这只手画得很美;我是要人们说，这是孙君的手，是一个在做乡村工作的手!

我在绿十字一周年时说道，我不喜欢现在NGO的生存状态和工作模式。社会有明确的分工，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和社会团体职能各有不同。现今的NGO已不完全是纯民间组织了，是半官方的组织模式，是会议和研究的组织，是宣传和教育的组织，已不像外国的民间草根组织，严重缺少方法和行动，很容易出问题;可是出问题之后就应该有具体的方法来解决。

国际基金会从国外引进了很多来自基层实践的方法。这些方法非常好，可是在中国不能很好地消化，因为没有一个本土改良，就显得不中不西，还自以为是法宝。没有消化，没有本土化，没有深入生活，只能停留在说教的层面;没有实践，只有理念，没有认真的研究，这非常遗憾。有一些很有实践性的民间组织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可是做了又不能总结，不能上升到理论，不能把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加以研究，这也很可惜，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项目总是走马观花，真的很可惜!

我们要做事，我们还要把做的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告诉别人，要很理性地分析，错在那儿?成功在那儿?我想这就是社会学的意义所在吧!

我想我们会很好地合作。合作中也许会有矛盾，会有障碍，但正是有这些，社会学的意义和作用才变得真实可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有矛盾了。

昨天我从人大出来又去了中央美院，很晚才回家，就没给你发信了，不好意思。今天一大早就起床给你回信，寄上“五山模式” 的资料。

我非常希望你们的参与，同时也渴望民间NGO的草根组织变得既有热情，又留存一些理性和科学，这是目前民间组织的一个很大问题。

谢谢你们，希望我们能在6月同行!

祝“五山模式”中期评估报告成功!

“五山模式”一年多下来，做得怎样?好与不好?问题和成绩怎样判断?这些不能由我们(包括政府)来说。我想了很久，还是请国内的专业机构来对绿十字的项目做一个中期评估。在请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系老师之前，我的态度就非常明确，评估要公正、客观，不然评估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为“五山乡村生态建筑工作室”忙，偌大的中国竟很难找到一个专业给农村和农民做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单位?真是不可思议。朋友为了帮助我，特意给我介绍了加拿大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建筑老师彭培根先生。

彭培根他们听了我介绍五山之后，很激动地说:“我一直想在乡村盖一些‘农民样板房’，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又有‘五山模式’这么好的理念。你尽快写一个报告,我先交给国务院办公室的许副主任。如果顺利，许副主任就直接安排新华社写成内参,同时把报告再交给他的好友、原建设部部长、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我想办法让他给那儿的农民找一点项目经费!”

五山的农民天天催我去盖房，余书记也说从4月28日—6月10日一个多月了，实在压不住了，建筑工程队都开进现场了!

远水解不了近渴，大师们设计的房子农民不仅建不起，看到都会吓倒。留学生设计的很多房子农民说怪怪的，农民哪会让我盖呀?让农民看到这些房子就会把我打出五山!余书记说，你只要设计就可以了，还可以到书店买一些书看看。于是，我又赶到北京图书大厦，买了两本书:《北京优秀农宅设计方案选》、《别墅外观》。

在五山建房子，是我最怕的事，我不想做。可是农民现在的房子太难看了，我想请专业人员帮农民建，可没有钱谁又会给农民设计和建造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能作为一个外行来帮农民建房了，谁叫我已经答应了村干部呢?本以为找志愿者，以为有很多“晏阳初”。我错了，最后还是我一个人，那就认真做吧!

还设计什么啊，《北京优秀农宅设计方案选》做得很好，拿来简单改一改就是非常好了。这样我怀揣两本书，才敢大胆走“五山”。

在亚运村“风林绿洲”见到彭培根老师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他看了绿十字简介后对我说:“孙君，你做的事非常好，可是你们的简介写得太专业了,老百姓和领导看不懂。你要把他们看成‘傻子’，不然绿十字谁能真正了解呢?”

我惊讶了很长时间，也是，想想中国的佛教、道教谁能看懂?老百姓不爱看，我也看不懂!而基督教、天主教内容很简单，都是很形象的故事。我在国内很多百姓家看到他们捧着书在看、在讲、在祈祷，这就是让思想和信仰简单化，简单化的东西才能平民化。

彭老师的话让我想起两句名言，一句是“莫以善小而不为”，说不要以为是小事就不做。还有一句是我的朋友宋庆华从美国学习归来送给我的一句“最小的事就是最美的事”。这两句话，哪一句能让普通人读懂?

城市搞垃圾分类，搞了十几年也搞不成，为什么?其中垃圾分类名称就是重要问题之一，什么“有机垃圾、无机垃圾”，谁能懂?还有“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都笑话我，这也不懂啊，只有你不懂。他们说得我脸红，真的只有我不懂吗?

我在深圳做了一次调查，深圳人平均文化水平是专科，可问工人什么是“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可回收、不可回收”，全知道的占12%、不理解占68%，知道一半的占20%。这个调查真让我吃惊，同时也让我欣慰，唉!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一个人不懂。现在想想绿十字在地球村和五山镇、堰河村做垃圾分类只分为干垃圾(没有水分)、湿垃圾(有水分的菜、饭、皮)，从来没有遇到农民问我什么是“干垃圾、湿垃圾”，哈哈，我还碰对了。

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口号是“谁要破坏计划生育，就让谁家破人亡”，简单说明问题,事件的严重性也说了，虽然不文明，太残酷，可这是农村的实际情况，也只能这么做,叫合理不合法。

政府提出的口号是“优生优育、培育未来”，“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这些口号在农村根本不管用，什么是未来、国策，未来是那一年?国策是什么啊?谁知道?

彭老师说得好，一语道破天机。

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出了个谜语叫“先生说得有理”，打一件女性服装称谓，很多人没有猜出，我猜出了叫“太太服”。

很多事，要让大家都明白，就要简单化、平民化，不然怎么能“太太服”呢?

大师就是大师，立即更改绿十字简介!

红十字关爱人类，绿十字关爱自然。

我们的理念:做!

绿十字只希望五山模式能更好的复制。河北定县乡建学院的邱建生，翟城村米金水书记都来五山镇堰河村参观过，认可“先生活、后生产” 的理念，认可“从小事、从垃圾分类做起” 的观点。

村里的资源分类中心

所以想在这里做项目，是因为这里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源头，这里晏阳初的九大信条在深深影响着我。他倡导的平民文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他的思想和行动是绿十字的一面镜子。假如我能在这块土地上继承前人的事业，真是一件幸事。

2004年初，绿十字开始关注翟城村，关注的时间基本和五山同步。到2005年10月，13次对翟城村进行考察和调研后，才有“新翟城实验”项目报告书。之所以特别想做翟城项目，主要是因为晏阳初的理念与精神吸引我。让我愿更多地接近晏阳初的思想与理论，同时沿着晏阳初的思想再走下去。

之后北京绿十字在8次考察的基础上，已经完成了“新翟城实验区”的初步方案。

组织专家对翟城村进行考察，召开专家会议，对“新翟城实验区”进行可行性论证，为政府实施“新翟城实验区””提供理论支持。

召开由翟城村政府、绿十字、地方NGO等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建立合作机制,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保证“新翟城实验区”能够可持续的顺利进行。

为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提供方案、信息、设计，协调项目的进展情况。

为地方政府所有参与“新翟城实验区”实施工作的人员进行一次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培训。

6月12日下午由邱建生带我到人民大学找温铁军老师，就“新翟城实验”项目进行交流。温老师说他听了翟城村的米书记说过此事，米书记对此项目非常看好。特别是利用现有的百年老房子建“百年民居博物馆”，让他很兴奋。米书记说他已想好怎样挖地道、怎么建日本鬼子的炮楼……“这很麻烦，项目中的垃圾分类就很好，我支持!因为那很实际，花很少的钱，你的项目能带多少钱给老百姓?”我马上说:“没有钱，我在很多地方做，农民都能做到垃圾分类。农民没有看钱，只有我们看中钱。”温老师马上接口说:“凭什么农民要听你的话?”

温铁军教授接着说:“建‘百年民居博物馆’谁来建?建了谁来看?没有人看留下债务谁来还?生态井田制很好，有道理，可是它的科学性在哪儿?凭什么50米一块地就会形成生态田园?3米的田埂能成鸟类和动物的家园?真的对挡风沙有作用吗?”

温老师转头又对邱建生说:“你要想办法找到有关资料，要科学性，不然会让翟城村人骂的。孙君你的想法很好，可要想想可行性。就说垃圾分类吧，几千户人家，每家三个垃圾桶，要去买。你敢说这买桶的钱没有跑冒滴漏?出了问题怎么办?谁去监督?”

我一直在为翟城村找资金，我说我知道，这个项目我曾经和小潘交流过，你们在申请农业部的项目。温说没有，就是找到，省市县镇每个政府都要扒一层皮，到了村里也没剩多少了。

温老师是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是经济学家。我读过很多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深入浅出，有理有据。这些日子真正短距离与温老师接触之后发现，温老师确实关注翟城，可偏见也很多，对乡镇县一级政府很陌生。我对温老师说:“你的很多观点我不赞成，买几个桶就会有问题?那也太不信任农民了，相反我认为在城里更容易出问题，农民反而好一些。我在五山就是与政府合作，我一直觉得政府这些年也改变了很多。只是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或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可能我遇到的是好政府吧?”

我赞成翟城村米书记的话“孙老师，有什么失败啊?别听专家们说，晏阳初来我们村做实验有科学吗?在我们村引进新的棉种、猪种有科学吗?垃圾分类要什么科学?退一万步垃圾就不分，再回到从前，到处乱扔，那还能失败到哪儿呢?”

“新翟城实验”项目受到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反对，说不能拿农民的地开玩笑，听多了，还真就有点怕。2005年12月1日，有“天下溪”梁小燕赞助的费用，对“新翟城实验”项目进行全面的论证。论证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系担任，评估过程绿十字不介入任何工作，公正、科学、客观就是评估的价值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乡建学院沉重的负担和压力造成的?温老师因翟城村问题而影响了他“心里要装着农民”的原本心态呢?

我想温老师目前的心态，怎么能客观地做好农村合作社呢?在翟城的合作社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因为是“直系部队”，结果呢?米书记是这里的一把手，他对我说合作社按这样的方法去做，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更大。

翟城二年了，那儿的领导和农民慢慢地有了些看法。当地人说:我们村江山依旧呀。我与温老师在乡建学院的一个房子楼顶上有一次交流。我说:“您的想法和设想再怎么好，结果翟城还是以前的翟城，我觉得做好翟城村非常重要，一是您能安心办学,二是有样板和事实去说服人，三是与晏阳初的实践精神相符。翟城村做不好，你们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也不成立!”

我对温老师说，有些问题我与他有不同看法。现在他和社会上很多研究农村的专家学者一样，是以“三农”问题的心态在看农村，研究农村，讨论农村，这种状态我以为是“病态”，我不赞同。

我在农村工作，是以“希望”的眼光与农民合作。很多人问我，凭什么农民能听你的话，凭什么政府支持你?我说非常简单，因为我了解他们，我更知道农民会听什么话，我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无休止的“三农”问题，而是农村的希望!

对乡镇县干部的信任是我们合作的基础，这也是政治基础，在中国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政府，可以影响他们，可以找好的政府，但是不能不与政府合作，这是中国式的方法。这27年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中国9亿农民的稳定，哪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计划生育的成绩举世瞩目，这艰难的工作谁来执行?还不是他们吗?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城市化、文明程度是经过300～500年的时间。中国在发展中、改革中，我想“三农”问题只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改革开放相比，就不是问题了。要是真的把“三农” 问题说得那么严重,那我们就应该回头问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了。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工作就是挖掘农民身上发光的一面，去掉农民身上不好的东西，让他们学会做小事，做简单的事，做真诚的事。农民能接受,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

温老师认真地在听，不停地点头，又不停地在说:有道理、有道理!可是那种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让我很不舒服，像在说，你太年轻了，你太不了解农村了!可能吧，温老师在我心里可是一个非常了解农村的人。

到现在为止，即使对他有看法，可心里依旧尊重他的很多观点和理论，他依然在实践，在用双脚论证他的“温三农”。起而行之就是科学，即使失败了那也是成功，科学就这样，实践就是真理!

晚上温老师开车顺道送我和邱建生回到住地。在回家的路上我还真在想，今天的问题是温老师对还是我对呢?我自己有时也是迷惑的。

翟城村的实验会怎么样?评估报告又会怎么呢?

“五山模式”能否在翟城村复制?堰河村300户，1000人，翟城村1006户，5000人;堰河村垃圾太少不能形成资源，翟城村人多，便于资源管理和利用;堰河村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翟城村没有;翟城村有极好的社会资源，堰河村没有;堰河村有很好的镇县市的支持，翟城村目前不具备;五山做试点离北京远，不利于宣传和推广，翟城村离北京2． 5小时车程，便于推广和宣传。

以上就是在翟城村复制“五山模式”的目的。

有些话我不想说，也不便说，就是温老师在翟城的工作会很难做下去，这是因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犯了乡村工作的大忌。

农村中有2%～5%的人群贫穷和落后是正常现象，这些贫穷的人大多数是懒惰和身体有病，有的是道德问题，有的是为村的权力问题。总之这群人是对村干部有意见的人，也是绝大多数村里人不太欢迎的人群。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却把这部分人群组织起来，最初叫农会，后来又叫合作社。

我并不是不同情这部分人群，而是我们要考虑这部分人群能做什么?村委会能不能认同他们?在翟城村有很强的两委班子，而这个合作社似乎又是一个机构。米书记就对我说:“如果我们村两委会不行了，温老师可以组织一个机构。问题是村两委组织很健全，村里却多了一个成天开会讨论民主、公平的合作社，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就那些人还能把合作社的生意做起来?我还不知道他们几斤几两?他们在做梦。”

农民合作是好事，也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合作社的路径不顺，就很难得到村委会和政府的支持。没有米书记的信任就没有村委会的支持，也就没有全体村民的信任，而合作社的资金重要来源就是村民。这是一个大忌。

建设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一件大事，米书记说服每户村民共筹资42万，为温老师买下了一个学校。这就说明米书记虽然是70岁的人了，可他还是希望村里有发展,希望再次看到晏阳初时代的到来。

村里的一些村民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这里三年了，学院红红火火，可是村里涛声依旧。这种村民的反映其实在第二年初就有了，可是这并没有引起温老师的重视。我曾经跟学院的管理人员说过，你们来不是做学院的，是做农村的，应该把翟城村当成学院，这是目的。这是他们的又一大忌。

我们在农村工作很多年了，就很少提农民合作社。合作社需要懂经济、懂市场的管理人才，在农村这方面的人才早就自己做生意去了。农村30年都没有高中生和大学生回来，就现在的几个农民，没有流动资金，又没有银行支持，生活的地方偏，交通极不方便，这种合作社是不成熟的。中国农村合作社一定要有政府的政策对应才有可能成功。从梁漱溟到今天的茅于轼，他们做的合作社和农村小额贷款项目又是多么的艰难。我们的官员有时是很专横的，见不得其他组织形式的存在，这又是大忌。

今天已经不是晏阳初时代了，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除了要吸取前辈的精神和一些范畴中的经验，更多是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农村，要向前辈那样脱下长衫穿农装才可能感受这个时代气息下的乡村。而学院里人生活和工作都在学院，用的是晏阳初和温老师的理论。同学们应该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去感受乡村，那才是真正的“乡村建设”。

翟城项目没有实施，这又让我理解乡村做事的方法，如果与他们做个对比，他更应该是理想主义者，而我更应该是现实主义者。从今天开始，我与绿十字团队要开始探索乡建的理论，要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找到有到一条能走下去的路。

6月13日回五山，这次来了河家湾村。到今天为止，我心里还是没谱，真的帮助他们盖房子?我什么资质也没有，要盖倒了怎么办啊?小的时候我就在家门前盖过鸡窝,还没有转身鸡窝就倒了!长大了，盖个小棚子什么的还行，要正正规规的盖房子我有点玄啊!

在一个多月中，一直盼望有城市志愿者来。清华大学的志愿者在学校贴了招募志愿者的帖子，在网上也发帖了，可是没有人来。实在没办法，真是难为我了。

明天上午9:30召集村里盖房子户主商议、讨论盖什么样的房子，是统一盖一样的房，还是各盖各的房?还是请大家讨论。既然来了，我什么也不想了，什么资质、专业我也不管了，盖房吧!廖晓义就说我什么都敢想敢做。

另外，这个村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什么?今天渐渐明白了，就是要盖成一个湖北农村样板房示范村，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余书记的建议!

今天对全村的环境、经济状况、家底进行普查，希望能进一步确立该村的五年发展计划。“五山模式”没有这一个个小细胞的存在，又怎么组建一个“五山”呢?

不来乡村就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事啊!

何家湾村最后定位:建立“乡村生态建设示范村”。

我们一直想在各村推动垃圾分类，一年多过去，只推动了堰河村。21个村中，20个推动不了，非常难，不能不让我反思!

就何家湾村来说，我应该把村视为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垃圾分类堰河村做了，其他村再做也不是热点，主要是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兴趣。今天在何家湾与村干部的交流会，让我忽然惊醒，觉得每个村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为什么一定要从垃圾分类入手呢?

我们渐渐地在寻求“五山模式”中的多样性，那就是“何家湾以乡村生态建筑示范村”为切入点，因为他们村有近30户要建房，很难得。他们还想建在一起，节约用地,便于管理和服务。

这件事让我想到，黄垭村应该以木雕、盆景为切入点，因为该村胡书记就喜欢把玩这些。谢湾是进五山的大门，4000人的集镇，街面很脏、很乱，门面房清一色“火柴盒”。这里的定位是“生态文明商贸村”。堰河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田河以一改四建和茶文化为切入点，我已开始对“五山模式”有了更清晰的思路。

在回去的路上余书记对我说，这个村债务太多，做事不爽，现在他们在慢慢化解。有不少村为了面子，为了配合上面的任务，尽量化解债务，消除债务。债务没有了我也教他们别说，不然中央的“支付转移资金”就不给你们了，我不要“面子”。“里子”都搞不赢，“面子”有什么用?市国税局装修一个办公楼花了200万，他们怎么会那么有钱?他们又不是公司，钱从哪儿来?200万如果给我，我能建10个非常好的有机茶生产厂，今年日子可能要好过一点。

有一段高速铁路从镇里过，那是国家的钱，村想从那里搞一些钱。乡镇政府机关现在人少了，可是工资还是发不齐。要是有一天国家能把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由中央财政支付，那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因为这一项就有400多万，一年有400多万,乡村的公益事业就好办了!

农村的事就是这样，领导来了大家很高兴，不来又很失望。来检查的领导说，我也和你们一样，上面说要检查，我们就抓落实。要对上面领导的领导负责啊，这就叫动态检查，静态汇报。

我在这里设计房子，估计农民只能接受20%。我与他们交流很困难，他们建房完全是凭自己的想法。有一户人家竟然把停车处放在自己的客厅，他的房子空了一大半用不着，可是他们建房时就是不愿留出一个走廊和阳台。他们有强烈的空间占有欲，而且对功能和美观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建筑就是像五山镇政府那样的欧式建筑。所以在这工作进展很慢，几乎没有人能接受我的建议。

有时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犯错误，在建10年后又要拆的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可能这是一个过程吧。

晚上，文畈居委会季书记请我和北师大的学生吃饭。我好长时间没与闵书记交流了，挺想他的。“五山模式”能做到今天，闵书记记头功。几次来五山没去堰河，原因是那儿有闵黑子，有他我就放心!

谈到“垃圾分类”，闵书记说:“垃圾分类是什么?农民不了解，干部更不理解。垃圾分类在农民中推动有这么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干部观念问题。他们眼睛只盯着发展,发展是什么?就是钱!你孙老师没有带钱来，就不好，你还花政府钱，所以不少干部反对你，也有人说你是‘巫师’，也有不少干部说我做表面工作，不踏实。我才不理他们,他们是什么水平?如果是省长、市长说我，我还想想，一般的镇、县干部我根本不理。”

“现在我是村书记，就是镇领导不做垃圾分类，我也要做!”闵今晚喝了不少酒，说话有点激动。我们站在镇中心小酒馆的河岸，我们俩一会高声说话，一会沉默不言。

“垃圾分类是什么?我心里知道，您孙教授更明白。五山不是缺钱，而是缺一种精神，一种超前意识。陈炜波时代有钱吗?可是陈书记做了多少事啊!没有精神的时代,什么事都做不了!”我看到闵书记眼睛涌出的泪花。

天渐渐黑了，在小河边，心里有了一丝春意。闵又说:“钱花完了，就没有了，而精神是永远的。堰河村的精神也与经济结合得很好，垃圾分类做好了，村里有人来了,干部来了，吃饭多了，茶叶好卖了，村民团结了。虽然现在离你孙老师的要求还很远,我们还在不断努力，努力在做小事。做小事，就会有大事。垃圾分类是什么?就是招商引资，就是投资，这个道理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懂，可我懂。”

天很晚了，我们约好，本周日在堰河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大家在一起聊天，聊我们村每天的变化，聊我们村还有哪些工作没做好。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的干部工作，准确地说是对上级负责，说好一点就是对党负责，所有的工作要以中央文件为准。而我们做的工作没有中央文件，在干部眼里就是风险，即使是对的在他们眼里也是错的。对与错是以文件为准，所以现在很多干部没有真正领会中央精神，中央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从中央到省市，没有文件说农村要做垃圾分类，要倡导“农民精神”。现在人说的是“全国城市化”，显然我与余，还有闵在“违背中央精神”，对余来说是有政治风险的。

我是画家，也是一个生态画家，还是一个视觉艺术家。可真要给25户农民建房,那可不是开玩笑。建房要资质证书，万一倒了要坐牢的。

农村的房不是我说难看，我的朋友柳建是建筑设计师，与我一起来时，心里就很生气，谁设计的房?为什么这么难看?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胡煜更是不敢睁眼，说这是中国农村建筑的悲哀!

盖房是农民一生中的大事，六七万元可能存了一辈子，谁不想盖一个好房子?盖什么样的房子却是个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和建筑文明，再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民居。可30年不到的时间里，不伦不类的欧式风格横扫中国,而农民最熟悉的建筑却不存在了。

建什么样的房，政府并没有强调。很多地方政府还给农民提供了欧式建筑的样子,中国新建的办公大楼都是学的欧式，农民看政府的。显然政府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没有考虑，全国上下在超常规发展经济，两个文明现在实质上只有物质文明了。

建房由农民自己选择,9亿农民都选欧式建设，这不能不说明问题:我们本民族的房子不好看?还是不时尚?还是工艺复杂?不仅仅是农村，城市建筑也如此。看来西方审美和意识形态在起作用。退一步说，假如农民兄弟真的能建得像欧式一样精致也行,可他们建的房子是，穿着中式服装戴着洋帽子!

大清帝国乾隆时代，整个世界都为中国的圆明园而骄傲。圆明园就是成功的中西合璧建筑。那时中国建筑就是世界建筑，中国商品就是世界的时尚。唉!现在真的“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500年”呀。

这次在何家湾村建房也有复制堰河村之意。想设计一些东方文化因素，又有欧洲建筑之美的房子。最重要的是150平米的房子，只需六七万人民币。六七万在北京只能买几平米房，在农村却能盖一个150平米的房子。

何家湾村盖房，我会认真对待，因为我怕啊!房子建不好，我会被人骂30年。

余书记对我设计的农民房非常有兴趣，说这房子要建好可不得了，解决了农民住房的大问题。余书记对负责何家湾村的组织委员李哲清说，告诉盖房的农民，哪家房子盖得好，盖得漂亮，奖一台大彩电。6月14日在盖房农民座谈会上，李委员发布了这个消息，农民乐坏了，盖房还奖彩电?政府好啊，种田补钱，盖房还奖大彩电!

何家湾农民建房，是建一个乡村田园社区、一片有品味的房子，要50年不落后的房子。怎么才能50年不落后，农民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后来才知道是余书记在一次大会上说的。村领导又告诉农民，农民全知道了建房标准，50年不落后。50年不落后的标准就是:有设计意识，简单，有本地文化，社区有田、河、山、树、沼气、太阳能、中水回用、垃圾分类、鸟类、青蛙……这样的农村社区50年不会落后，在中国也不多。这就是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的何家湾农民住房。

6月20日，38℃，好热。

上午我跟薛斌、北京《竞报》记者黎光寿等前往第三个复制村黄垭村。黄垭村很大，路程很远。一路上我们坐着那辆像摇篮一样的吉普晕晕乎乎地也不知开了多长时间。

黄垭村很大，有多大?村书记说从他家到村边界有45里路，而且是山路。一路尽是青山绿水，来往人较少，车辆不通。

车开了一会儿又停了，前面在修路。带我们进村的人是书记，我们跟着他一直往前走。来到一个人面前，介绍说是邱主任。邱主任说，黄垭村环境非常好，有山有水，山里还有山崖，可建小水电站……就是缺投资。要是有老板来投资，村里什么都好了。他长得很憨厚，头发少说三个月没理，裤脚全是泥，是个真正做事的村干部，我画了一张他的头像。

我说:“你感觉能等到投资大老板吗?”他沉重地摇摇头，我接着说:“如果一直遇不到大老板怎么办呢?”他说那也没办法，要改变村，没有钱什么也做不了。

领路的书记叫我们回村里见胡书记，在路上遇到一个打农药的农民。我问他打的什么药水啊?他说是杀虫清，药性不大，田里有不少螨虫。我有意问“六六六”现在打得还多吗?“不多!刚种种下菜的时候用一点。”我问这药哪儿能买到?他说哪儿都能买到。我问，你们自己家的菜地也用“六六六”吗?他笑眯眯地摇头:“不用，那药很厉害，吃了会死!”我说那田里的你为什么打呀?他笑笑不说话，我知道那是给我们城里人吃的。

这时我想起了河北定州翟城村老书记说的话，现在我们村每户号召留半亩“长寿田”，也有的叫“保命田”。我问保了农民的命，城里人的命怎么办?米书记说:“农民兄弟认为没事，城市人命大，命硬药不死。这在农村已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整个社会因为失去了道德底线，中央开始宣传“八荣八耻”，其效果也不显著。

一会到了黄垭村胡书记家。胡书记先带我看了他种的很多盆景，大茶花树(巨大),是他改良嫁接的，还有很多带刺的大树，很好看。在他家里，发现他家是唯一带天井透光的房子。他对我说:“采光好，又节约电，家里还亮堂。”

他家有一套很厚实的长椅子，木质非常好看。我问他是什么木，多少钱?他告诉我这是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做的。这棵大树砍倒后没有人要，他花了400元买下，又花了1000元做了这五件套。我和薛斌不停地用手摸，真的好看，木纹很漂亮啊，手艺也不错啊!胡书记对我说，做这个椅子的人就是他们村的人，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我很高兴，说能请他来聊聊吗?

胡书记掏出电话就喊他来了。他叫胡万富，去过深圳、广州，在三级电影院做过美工。他说一级二级电影院要画得好的，他不行，只能照葫芦画瓢。喜欢画画，可惜上不起学，也不知怎么上学。

我指着这个五件套，问要多少天做完?他说:“几天就可以了。这些活不少是用手雕，所以就慢一些了。现在谷城、石花、五山很多人都知道我，东西送到我家里，做好他们拉走。这样好，比在外面做事好，在外做事很难还受气。城里人看不起我们，低人一等，我受不了……”

很快到晚饭时间了，在五山的日子虽说在农村，可是比在北京时吃的好多了。在北京每天为吃饭操心，这里不用，虽不是每天大鱼大肉，可是饭吃得很踏实。吃饭时候,邱主任从工地上来了。刚上任、还没有经过村民选举的妇女主任邱守玉也来了。吃完饭正式开会。薛斌做村情况记录。

我对他们说了一番话:每一个村都有自己发展的思路。虽然我心里有一点想法，可还不太清晰，今天来黄垭村的目的就是跟他们谈发展、谈希望，给他们注入热情，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优势。

黄垭村树木资源很丰富，有书记和雕刻能人胡万富，有威信很高的天主教徒胡学文。正在修建的黄垭村茶场，一条宽阔的河流穿村而过，还有2000米水泥路贯穿全村。

黄垭村的发展靠大老板、等大老板不现实，那是守株待兔。你要等兔子路过你家门口才能有兔。可是村里环境这样差，垃圾这么多，谁会来?又能等到谁?等了80年,来了吗?

发展才有希望，不发展只能等死。黄垭的发展，关键在村领导。一个村不能发展,谁也不能怪，就是村领导的责任。

“村里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什么?”妇女主任小声说:“心不齐!”“对!”我接着说:“人心齐泰山移。做干部的就是要受气，有好脾气、有涵养。有了涵养就有人缘,也就有人气，有了这些就是财富，就是最大的投资。”

“说了很多，村里该怎么做，你们村支部开个会，下个月我再来。如果你们真想做,我们订个协议。你们先把小事做了，‘垃圾分类’这样的小事你们都做不好，还有胆量做大事?”

干部们认真地说:“一定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