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07年最后一天，时间过得真快啊!
2001年的时候，我和宋庆华、玛丽亚(美国)等还在北京天安门为中国承办2008年奥运会而狂欢，那时我想2008还早呢。星移斗转，明天就到了，快啊!
我来北京也11年了。来的时候35岁，现在已经47岁。那时还年轻，现在已是中年;过去人总喊我小孙，现在很多人喊老孙。想想我曾经面对的多是中年的老师、先生、董事长，现在面对的都是年轻的乡镇村的书记和村长们。不过有一点我还是很欣慰，就是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我自认为在“三农实践者”中渐渐有一席之地;在中国NGO中，绿十字也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绿十字和我在北京不再是过客，如同2008年的中国奥运曾经只是梦想，今天已经在眼前。
今年也是我和绿十字在“五山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最难过的年份啊!想想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抢银行的梦。与余宝军、闵洪彦,还有天艺茶庄的总经理尤帮立4个人一起经过中国工商银行。余书记说;“孙老师，你欠了这么多钱，还不了啊，怎么办呢?”余书记又对黑子(闵洪彦)说“你放心吧，新农村有得是钱，一会就拨给你。”黑子说:“全在骗我，七八十万债务都是上领导的当……”尤帮立左右看看对我说:“附近有一个银行，钱多得放不下，我们几个都没有钱,现在是下午1点了，正是他们睡觉的时候，不如进去抢它一包出来。不过60%要给我。”我说好!能抢到多少啊?尤说大约一包10000万!啊!好好好!我三个人就开始伏在地上分工。余宝军负责打电话把公安局的警察调到安徽省马鞍山去办案，黑子把银行的所有电源和监控剪断，我呢先把银行领导灌醉，然后就和他们打架，等工作人员打开柜台出来劝架时，尤帮立掏出从儿童玩具店里买来的冲锋枪冲进银行。5秒钟后，余宝军开着他的破车到银行门口等我与尤帮立，黑子不用上车，要站在银行远处，随时告诉抢窃之行的动态……
我们4个人在银行大门外互相校对了一下时间，1:43分——哈哈!这情景一定受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的影响——就分头行动。可是还没有等我进银行，大街上就来了很多警察，有人大喊:“抓孙君啊，抢银行了。”我发愣，怎么回事?正在这时,黑子来了说:“完了完了我把监控报警系统接反了，监控系统把我们刚才说话的镜头全摄下了。”我一听就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就跑。警察把余宝军、尤经理全抓到了……
后来因为想尿了，就醒了，醒来一身汗，还有一声叹息!
年前五山镇胡海洋书记更是度日如年，要还债、要给干部报药费、要发干部工资、要应付上级检查、要给部门送礼、要接待上访，事事不安。前些日子他还收到本镇夏家寨村民钟钟发给他的一个短信:
五山皇帝胡书记,
找你不着用信息。
百姓苦难无法讲,
看你能任几年帝?
书信不解人间事(他曾经给胡写过信),
礼多能变活活活!
村民钟钟反映本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信胡收到也看了，并派人去做了调查，结果并不是钟钟所说的那样。就在这个时候就收到了钟钟的短信，胡看了觉得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于是也用短信的形式来回了钟钟。胡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付钟钟的打油诗那不在话下。
风物长宜放眼量,
火气太重防断肠。
公仆就为民作主,
莫下断言五山皇。
尘事太多需打理,
上上下下都在忙。
有理无礼来找我,
无理有礼休来访。
书信已阅费时光,
和谐社会互谦让。
新年信息祝安康!
五山胡海洋
短信去后，钟钟就再也没来找胡了。胡说:“农民是很讲道理的，关键是他们需要尊严，需要沟通，还需要方法。有了这些，农民是不会不讲道理的。”
上访的概念这些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是春天播种，夏天打工，秋天买卖，冬天上访。
农民上访有时就是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说法，还有的变成季节性旅游。农民上访有20%是30年前的事，30%是20年前的，40%是10年前的，10%是现在的。这些事有的是合理的，有的不算事，有的是政策上的，有的是人为的，有的根本就是胡搅蛮缠,总之工作极为难做。而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多多依靠村干部,如果他们想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定有办法。要相信大多数村干部是好的。
往事如烟，往事如梦，很多事从身边过去，回头想想，2007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值得骄傲的一年。老天爷真的在考验我的胆量和绿十字的能力。
2007年，忙得几乎没能在哪个地方待上4天的，从中国的北到南、东到西，仅一个王台三组就去了17次。跑啊跑啊，不跑就得回北京。我不想回北京，也不愿回北京,北京等待我的就是债，烦心的事就是钱。
2007年我自己觉得体力大不如前，视力也每况愈下，腰酸得很厉害。2007年，经过我与绿十字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所欠债务90%还清，其中一部分是我卖油画抵债,《汉江边的母亲》是我作品中最有意义的一幅，以8万的高价卖出还账了。
正因为有2007年大家努力的过程，2008年才会有收获，应该说老天爷是公平的。今天是2007年的最后一天，我写下了这些文字，也就是一个回顾吧，一个噩梦般的2007年!
襄樊政府将授予我“感动襄樊2007年十大人物”，叫我写一些感人的事。我一下不知写什么，因为只要活着就不易，没有不易就不能成就事业。老天爷把难事给了孙君,同时也是把机会给了孙君。所以说要想把握机会，首先要先面对噩梦，这样一想一切也变得不心烦了。正因为如此，我把希望又放到了2008年!
2008年1月18日我特意陪制片人司炳强来五山，拍摄《我的乡村我的画》，也是来看“堰河新村”的建设情况。可是雪太大了，进不了村，只能待在宾馆里与县委领导们交流电视剧的事。这期间襄樊市很多领导都调走了，包括市委书记田承忠、组织部长马黎。因为他们岗位的变动，一些部门的领导又要调整。唉，每一任领导的观点和思路都不一样，绿十字今后在这里还能继续吗?
这些事我应该不管不问，可是对绿十字来说又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乡村实践，要是市主要领导不认可，我们花了近5年的时间做的社会实践就泡汤了。
新来的市委书记和相关的分管官员能否继续支持绿十字工作，我不知道，也很让我担心。
中国是一个很大是江湖世界，一切以关系办事，而不是以程序和法律为原则。可是要说一点程序和法律意识没有也不对，从表面上看程序和法律又天天在说，生活中又总是按潜规则在做事，这总潜规则政府说的是“中国特色”。而公众说的就是潜规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
今天的雪来得猛来得快，这是瑞雪还是灾难我不知道。我站在窗前看着2008年的第一场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境……
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新领导也罢，新希望也好，想是没有用的，只有做还有一点点的希望，我想做好事总不会有问题吧?五山在更加广泛地被人接受，来看、来玩、来研究、来做项目课题的越来越多。我也开始被大家关注，2006年，入围“首都环保之星”评选活动的20位候选人、2006年入围“中国最具有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提名、2007年提名中国绿色年度人物，并在国内和国际获奖多次。中国主流媒体报道得更多,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颜其松的毕业论文就是:“垃圾分类”进村:对中部堰河村传播模式的个案研究。我从中摘录了部分我们的对话内容。
1． 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堰河村作为试点(哪些因素影响了您决定选择襄樊谷城堰河)?
答: 1999—2002年，我在北京延庆县做过“地球村”。失败之后，我想弥补我的遗憾。表面上看是我从289个村中选择了堰河村。其实是堰河村选择了我。288个村不接受我的理念和想法，只希望我能给他们带去钱。他们都说:只要钱，不要理念，有了钱，理念和思想都会有。只有堰河不要钱，要思想。
2． 您在2003年12月份第三次襄樊之行的时候，利用一周的时间对堰河进行了调研，当初您调研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做的价值。
答: 从四个方面: 一是人，二是自然资源(历史、生态、信仰和宗教的基本情况),三是政府的环境，四是经济基础(更多的是自然环境)。
3． 您在堰河主要接触的人有哪些?为什么选择接触这些人?
答: 闵洪彦、余宝军、一群党员干部。
农民信任他们，做好他们工作就能做好堰河工作。
4． 您觉得堰河村的文化是什么?这对您传播和传授垃圾分类等理念有什么帮助或影响吗?
答: 平静、简单，充满希望的农民文化。不过这些文化再过30年就是未来的城市时尚文化，这叫风水轮流转。简单的人做简单的事，这与农民的欲望有关，垃圾分类一定是欲望低的人才能做。
5． 你们提出“走进乡村、三方合作、开启民智、共建家园”的理念，我想问的是:走进乡村的主体是你们NGO吗(那你们用什么理念来武装你们自己呢)?
答: 不是，村民是主体，村民自治是根本。
6． 三方具体指哪三方?
答: 农民、政府、NGO三方合作，这是和谐社会的根本。
7． 怎样理解“民智”?
答: 这里的民应该包含着基层官员，在村庄中书记和村主任都是民。农民有严重的随从性，一个村就是一个家，在农村家长就是官、也是权，没有对不对，家长就是真理，只要做好家长(村官)的“民智”，问题就解决了。
8．“家园”这个词在你的头脑中是怎样一个样子?
答: 垃圾分类是从家做起，家做完了自然就是家以外;门前门后就是“园”，做“园”的卫生，就是村;村就是集体了，集体就是国家，这就是国与家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个我们也是在工作中慢慢的推理出来的。
9． 读您的文字，我发现您很想在村内建立一种含有精神支柱的信仰文化;同时，在垃圾分类的初期，你反复提醒自己不要过多地介入村里事务。你为什么重视这两方面?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么(信仰文化主要体现在茶坛上面，还有其他什么也可以体现信仰文化的吗)?
答: 人穷志不穷，这就是精神。人活着不仅仅为现阶段的金钱，快乐、健康、文明应该与发展同步。在地球村是NGO为主体，但是失败了。所以五山我强调农民为主体。这两者之间是生活与生存关系，也是文明与快乐的关系。
有其他的信仰啊，黄垭村的天主教、堰河村的基督教，我常与他们交流，这些是文明和和谐的善缘，是经济发展的核动力，可惜我们政府不太了解经济与文化、信仰与和谐的关系。
我们今天做的事不是今天能感受到的，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它的价值所在。这里的意义就是建立一种长期的乡村自治体系，这才是精神支柱。
10． 您在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所要做的事对余书记、闵书记而言，是从群众中得到信息，我要做的就是把底层的内容传递给上层余和闵;在给上层之前，我要把这个需求通过讨论判断加上我的理念，这就是我要做的。”您能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吗?你这样定位的理由有哪些?
答: 我要做的，是村民想做的。新农村不是建我和政府的新农村，而是建农民的新农村。我是项目负责人，自然我要加上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能够双方接受的观点，比如村民要建设新农村的愿望很强烈，这些信息怎样正确地传递给政府?我们的政府做事在很多方面是不科学的，太急功近利。绿十字就是要把农民建新农村的信息经过筛选后再交付给政府、传递给企业。
乡镇政府不是今天我们城市人和专家们想的那样，他们非常艰难地在工作，他们想为农民做事，像李昌平说的那个时代已过去了。即使在那个年代，责任也不能全怪乡镇干部，乡镇干部还不是要听中央的吗?只是农村特别的环境和特别的生活方式让城市人不能理解罢了。
了解到农村要做的事，政府自然要找到合适的工作方法。绿十字提供的方法政府觉得可行，农民也能接受，我们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农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11． 在堰河村，您是怎样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那您感觉到村民是怎样给您定位的呢(两者有差异吗?如何处理的)?
答: 我是一个画家，我在画我理想中的世界，这画是视觉上的画。村民说我的老师、是教授、是建房的工程师，一句话是好人吧。具体我还真没有问过农民，这对我并不重要。
12． 在您的文字中，您提到建天艺茶庄时就茶庄外表风格在观念上与村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类事情多么?你是怎么处理的?最先遇到这类事情后，你有什么想法?这种现象对您后来在堰河的工作有什么启发?
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建筑与人一样，千变万化的，房子和人一样也是千变万化。我想中国要是13亿人都长得一样就很可怕了!这些道理农民也懂，关键在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农民，这就是我常对我的工作组说的“知识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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