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12班 张四浩
1970年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的高和
不到一年,失去了两个好朋友——高和与孟繁华。
高和是去年5月送走的,他突发急性肝硬化入院十几天就走了。大学期间我们俩同一宿舍上下床六年,关系一直很好,虽说不上是挚友,但彼此绝无隔阂,这大概和我们父辈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有关。他的父亲是死守太原的将领,太原失守后被立即处死。据他说,当时已经知道将是一场恶战,美国顾问曾建议他父亲至少把他们哥俩中的一个送去美国,但被拒绝了,让他母亲——一位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带他们哥俩回到老家内蒙古赤峰。还听他说,母亲听到父亲的死讯后,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
这样的家庭状况,经济条件可想而知。他和哥哥高正都读大学(高正在当时的师范学院体育系,即现在的体育师范大学学习体操),母亲在北京靠给人当保姆挣点钱,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记得有一次,宿舍就我们俩,他闷闷不乐,我问他怎么了,于是他让我看一篇《北京日报》上的文章,说他母亲可能连保姆都做不成了。我一看原来是一篇投稿,作者说他们家的保姆经查是个地主婆,号召大家找保姆时要有阶级观点,提高阶级警惕性。我无言以对,只能安慰他。
高和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处事比较谨慎,但绝不胆小。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他可以选择不说话,但绝不随波逐流。我最喜欢也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正直,宿舍就我们俩时,我常能听到他对形势的观点。他很有独立思想,对当时的极左思潮和血统论很不以为然。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游行,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是没有权利参加的,于是被留在学校学习。主持学习的是我班的团支书记。我们五六个人,每人一个马扎,散坐在一号教学楼外的树荫下读社论,搞大批判。中间休息时,大家散去,只我和高和还在聊。聊到我们为何不能参加游行时,他突然看看四周,用手指头点着那些马扎,诡异地笑着说:“你看看!”我一看,原来大家学着学着竟然坐成了以支书为圆心的一个半圆圈,不禁会心地笑了。这件事说明了他身处那种环境的心态。
后来在“文革”后期复课阶段,他来了劲,属非常积极类(那时对复课也是有反对意见的),每天吃过早饭就奔向教室等着。那时正值冬天,教学楼的供暖并不好,他的棉衣又薄,袖子短到遮不住手腕。我那时有一个超大号的搪瓷缸子,每天去教室前都在开水房灌得满满的,一带进教室,他就喊:“快快快,救命水来了!”然后就用那缸子捂手取暖,上课记笔记时手才离开一会儿。这情景一直不能让我忘怀,那时的高和真是够苦的。
但他的体质却奇好,一米八几的高高身材,两块胸大肌特发达,宽宽的肩膀,瘦瘦的细腰,典型的虎背狼腰,帅极了。他是学校中长跑队的,特能跑,我们戏称他们是“野驴队”。这个绰号其实和他戴副眼镜显得很文气的外表并不匹配。他的文气在学习上的表现就是脑子特好使,上课的笔记非常简单,可是晚自习全班在小教室做作业,他总是很快就做完了,然后就起身回宿舍。记得学习委员和班长为此给他提意见,说:“你老早走影响别人安心学习的。”他并不以为然。我们几个“后进”同学暗自高兴,在下面鼓励他,“别管他们,有能耐你也早走呀!”
大学毕业后,我们共赴山西4665部队锻炼,我们在一个班。记得有一次,轮到我们班作炊事班给全连做饭,我和他打鸡蛋,要知道一百多人的炒菜用鸡蛋可不是十个八个,一打就是一大盆。打着打着,他突然说“你敢吃生鸡蛋吗?”我说:“你敢吗?”他毫不犹豫就把一个喝进肚子里,我大笑,问:“好吃吗?”他说:“好吃。”于是我也喝了一个,觉得腥腥的。现在想起来,也许并不全是心血来潮,也是因为缺营养,挺馋的。
左起第五为高和
部队锻炼约两年,1970年7月,我们被一列火车从山西大同拉回北京。清晨5点多,在现在的北京北站,当时叫西直门火车站,我们下车后按在部队时的编制每连一个方阵席地而坐,即地听从分配。被叫到名字的起立然后就跟着单位派来领人的人走。高和先于我被叫,我一听他去的单位是北京乐器厂,心里不禁发乐:这个五音不全的怎么给分到那里去了(在学校时我曾拉他参加校合唱团,没两次他就坚决不去唱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对他说过多次,我说咱俩真应该换换(我被分到专业性很强的轻工机械厂)。当然,在那个听从组织分配的年代,这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1970年8月在山西雁北阳高县4665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的合影
但就是这个五音不全的高和,却成了中国机械化制造钢琴第一人!
高和在乐器厂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他大概是我们班同学中第一个在工作中使用电脑的,大概也是同学中第一个编程序的。在大家还都认为电脑很神秘的时候,他已经自己攒电脑了。他曾跟我说攒电脑很简单,你想安装错都错不了。他从基层技术员后来干到北京钢琴厂(就是现在的星海钢琴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搞的几期技术改造都很叫得响。我曾参观他搞的流水线,于是初步了解了他对钢琴制造的贡献。钢琴的心脏是击弦机,他把这个心脏中琴弦定位柱的位置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再经过计算,把程序输入数控机床,于是就精确地加工出几百个定位孔。这些定位孔过去一直是手工画线加工,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当然高和的贡献非常多,这只不过是我走马观花看过一次的了解,据说他还曾编程解决了琴弦的自动调音问题。
但后来高和在公司混得并不如意,他和主要领导有矛盾,最后选择了离开星海公司去了上海,继续造钢琴,所以我们的联系也就渐渐少了。我曾问过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只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我什么都不要,那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威胁。”凭我对他品德的了解,立刻就理解是怎么回事了。2005年校庆,我们班去的同学极少,也聚不起餐来,于是我、高和、车奕,在校对面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记得吃饭时,高和用很多话谈了一个观点:活在世界上,要凭自己的努力去索取,不是你的东西绝对不能要。
车奕的一个朋友李九江经理,他自己有个销售钢琴的公司,也卖高和公司的产品。有一次我去他那里帮朋友买琴,正好高和公司的经理也在,共进午餐时,又谈起了高和一些事,才知道他不但造琴还设计钢琴了,这是2006年夏天……
高和去世的消息是林燕生告诉我的,当时我极为震惊。林燕生是化工系的,部队锻炼时在同一个连队。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们竟然没有一个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我也只能尽所能打了很多同班同学的电话,结果只联系上了高波、刘淑兰和郭春兰。高波两口子在海南,郭春兰在大北面看孙子离不开,都没能参加告别,但在告别现场我见到了李维四两口子和陈启云两口子。车奕当然义不容辞地来了,还有很多其他校友,那天一共有百八十人吧。我听钢琴协会的悼词中把他称之为“中国流水线制造钢琴第一人”。我看着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遗像,不禁悲从心生,怎么也接受不了“他走了”的事实。直到现在,我脑海里还是经常出现他的音容笑貌,还总觉得他还远远地在上海,还活着……
另外还要写几笔高和的哥哥高正,他在“文革”时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和我哥哥三杰在一起。我们也相识。三杰曾说有一次大家正走在路上,高正嘟囔了一句说:“身子怎么这么别扭!”就突然跑了几步,接着是连着几个凌空翻,大家哈哈大乐,说:“真不愧是学体操的。”他毕业后当了体育教师,也是英年早逝,逝于心脏病。他培养出了一个有出息儿子——足球名将高雷雷。我为写这篇文章搜索高雷雷时,看到了他的博客。他的脸型很像高正,但比他父亲英俊。今年春节,他还写道:“大年初五,父亲离开十一年了,我和母亲都很想念您。感谢父亲给我的一切。”真是好孩子。
孟繁华
再写写孟繁华。
孟繁华在校时和我既不同年级也不同系,他低我一年,是1964年入学的,学的是给排水专业,但毕业后全凭自学,改行为建筑学。我们的相识全在于爱好——都是校乐队的。他吹长号,好像还拉小提琴,对手风琴也情有独钟,当然就接触多了。时间长了,彼此性情相投就成了朋友。他除了爱好音乐,美术也相当好,画得一手好画。工宣队进校后,学校里那些毛泽东的画像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我想,这些爱好培养了他的才华和素养,应该是他后来事业上很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再见面时,已经是五十大几的年龄了。已经记不得是怎么知道了他的电话的,但仍很清楚地记得打通电话时,双方兴奋的心情。于是我立即去了他办公地找他。那时他已经自己办公司了,是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在西苑饭店。我们俩坐在大厅咖啡厅里边喝边聊,他是一副不修边幅的艺术家范儿。知道了他已小有成就,在国内有一些标志性的作品,比如海南三亚的鹿回头雕塑、山西的百团大战纪念碑等,并且担任了国家经委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对许多送审的建筑项目提出了精彩的评价和修改意见。但那次见面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讲的一个故事:他在海南当总工时,当时的经济秩序很混乱,经济活动中的非正当交易比比皆是。他审查一家公司的报价时感到太离谱了,于是拦腰给砍去了一半。“对方的脸都绿了,说现在哪还有您这样做生意的?”(原话)暗示要给他高额回扣,他说:“我不缺钱!”对方要请他吃饭,他说:“我就吃面条。”总之是刀枪不入。我边听边在心里感慨:真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老同学。后来他的公司搬到北三环,后又搬到南三环,我们又陆续见过几次。他那时已患有糖尿病,但工作起来还常常不管不顾。我曾警告他:“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他也曾面色凝重地说:“其实我可怕死呢!”没成想说这话不过三年竟成了现实。
据说他2009年去青岛出差时初犯心脏病,赶紧回京做了两个支架,当时就被告知,等身体恢复好些后还必须做搭桥术,于是在家静养。听说情绪很不好,曾和某同学在电话里说自己活不过三年。今年除夕之夜,在家看完春晚就犯了病,急救车赶到时,心电图已经是直线……
大年初三,我去送他,在紫竹桥附近的解放军466医院的告别室。送行的有六七十人,不少是他生前的同事。我见到了一些熟面孔,但因为都是六系的,大都叫不上名字来,能直呼其名的只有徐祖元、张自力和戴国欢、吴大素两口子。戴国欢还记得我是“拉手风琴的”,虽然忘了我的名字,我还是很欣慰。
他的遗像又年轻又开朗,和高和一样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我趁仪式没开始时把遗像拍了下来,算是补上了这么多年的朋友竟没留下一张照片的遗憾。
写了上面的这些话,再看看,心里很不是滋味。最近在工大校友合唱团,和大家的交谈中,方知离开我们的已经好多位了,最年轻的四十几岁就走了。同学们,我们这一代,伴随了这个国家最艰难、最多事的时期。我们的奉献多于索取,付出多于回报,坎坷多于坦途。但回首往事,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终生投入给祖国的建设后,现在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年人了,对自己好一些,好好活着吧!
写于2010年4月
张四浩,生于1945年,北工大6312班(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生。1968年毕业后集体赴山西大同4665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分配到北京一轻局系统的轻工机械厂。从车间劳动锻炼开始,做过技术员、生产调度员、科长、总工等,一直到公司总经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