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四清”回忆

6313班　陈学昆

1964年冬，利用放寒假的时间，学校安排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我们自带行李乘火车来到延庆的康庄车站下车，然后乘当地驻军的军车到各自的“四清”所在地。我们6313班的“四清”地点是延庆县永宁镇。

永宁是一个从辽代就建城的古城。在永宁北面五六里地有一个土台子，当地人称之为杨家将的点将台，可见这曾是个古战场。当时永宁还保存着城门楼和已经没有砖的土城墙。城墙长约三里，城中央有一座砖木结构的鼓楼。街道是石板路，约有五米宽，街道的两旁有商店、饭馆、邮局和镇医院。平时行人不多，到赶集的时候，十分热闹，各种叫卖声、喧闹声顿时使这座古城充满了盈盈生机。

我参加“四清”的生产队是利民街生产队。利民街是北城门里东西向的一条街，约有二三十户人家。他们虽住在镇里，却仍然需要到城外农田去种地，土地很贫瘠，而且少有大块平地，净是沟沟坎坎的，当地没有水源，只能靠老天爷恩赐。由于地处长城外，天气寒冷，所以只能种谷子和土豆。这里的农民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一个工分也就几分钱。主食就是小米饭和土豆，肉只有逢年过节改善一下。过春节时吃一种很像北京小吃炸糕的东西，当地人叫“黏馍”，这也是他们待客的最上等的食品。

当地老乡一般都有自家养的一到两口猪。我住在生产队会计家，他是位独身青年，也养了一口猪。我看他只是喂些刷锅水，一点油星儿也没有，所以猪很瘦。他说，这猪是他的全部家当，到年底能卖几十块钱。

由于年纪相仿，我们在一起还很聊得来。他叫李文林，上到初中还没毕业，由于和他一起生活的爷爷去世了，没了生活来源，尽管他很想读书，学习成绩也不错，也只能下地干活挣工分。由于有初中文化，全利民街就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兼任生产队的会计，这样还能补贴一些工分。

他说他很羡慕我们能上大学，这曾是他的梦想，所以他很爱和我们聊天，天南海北，他说和我们聊天长见识，有意思。“四清”结束时我们竟有些依依不舍，相约不久再见，然而却一直没有见到他。2010年十一国庆节我和夫人盛俞鲁（6563班）自驾车到永宁旅游，原来的城门和土墙已被拆掉了，店铺全都是青砖灰瓦修饰一新，鼓楼重新翻修，路口还架起了牌楼，古香古色，整个成了旅游景点了。记忆中的永宁镇已然恍惚不清了。

北门里的利民街还在，推开一所院门，迎上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嫂，问我们找谁，我说：“我是1964年在这里搞‘四清’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我曾住在生产队会计李文林家。”又问她：“李文林安好？”她遗憾地摇了摇头说：“你们来晚了，他夏天刚走，平时身体挺硬朗，不知得的什么病，也就一个月就没了。”“他的后人在哪儿？”她说：“哪有后人哪！打了一辈子光棍。”我又问她：“按他的条件怎么会说不上媳妇呢？”她接着说：“随便找一个过日子还不容易？他心高呗！”我听完后唏嘘不已。脑子里又浮现出了那个和我天南海北聊天、梦想大学生活的李文林……

我们参加“四清”不搞具体的清理工作，而是一方面宣传“双十条”，另一方面就是体验农村生活，和社员“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住是固定在一家，吃饭时轮流到各家吃派饭。吃一顿给半斤粮票两毛钱，这对于当地老乡可是个美差，一家一顿接待五人就是一块钱，这顶上了一个劳力的三天工分啊！所以他们尽量把饭菜做得可口。尽管没有肉，但他们做的酸菜粉条，加点辣子，再弄点水疙瘩丝，就着窝头和小米饭（由于是新粮）还真是很香呢！为了忆苦思甜，还专门安排了几顿忆苦饭。那就是糠窝头和白菜汤，吃到嘴里如同锯末，吞到嗓子里实在咽不下去，只好用白菜汤往下冲，还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吃。晚上回到李文林家和他说起吃忆苦饭的事，他说：“我没吃过，那是喂猪的，人再穷，也吃土豆呀。”他可能觉得我没吃饱，生着火给我煮了一碗挂面，那可真是稀罕物啊，吃到嘴里热乎乎的，心里暖洋洋。贫瘠之地，民风淳朴！

同劳动，由于冬天地里没啥活，也就参加几次平整土地，劳动强度也不大。当地百姓光靠种地也就够吃饭的，花销还得靠副业，比较普遍的是做豆腐。不知是水的原因，还是有什么秘方，永宁的豆腐做出来的口味确实不一样：一是豆味浓，二是口感好，既不散又不硬。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永宁的豆腐着实是一道美味。现在城里很多餐馆都会把永宁的豆腐宴，作为一道招牌菜打出来，很是叫座。2010年我和夫人到永宁旅游，还特地到当地的饭馆叫了一品小葱拌豆腐，味道仍很纯正，只是吃不出当年的快感和滋味，也许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当地的文化生活平时很单调，只有过节才会有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这些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文艺节目，内容千篇一律，仅是花花绿绿、搽脂抹粉、吹吹打打，图个热闹。跑旱船有个纸马做道具，做得也倒惟妙惟肖。前些时候，《北京青年报》报道永宁南门外，有一位老人仍在扎做纸马，但很少有年轻人跟他学艺，这门手艺已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对此我既感到惋惜，又觉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下传媒如此发达，娱乐项目如此之多，那些所谓艺术水准不高的，所谓民俗文化遗产也只能走进历史博物馆了。

说到这我又想起在永宁“四清”的一些轶事。当时为了宣传“双十条”并辅以一些文艺节目以招来百姓，我们组织了文艺宣传队，临时编了些小话剧、快板书、三句半之类的小节目，利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在街西头的一座小戏楼演出。那天晚上，人们吃过晚饭便三五成群地来到戏台前。当地从生产队借来两盏汽灯，在那漆黑的夜晚挂在戏楼上，显得非常明亮。我站在台上往下一看，台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有站有坐，有的半大小子爬到树上，欢喜雀跃，就差每人手里拿个荧光棒就可以和刘德华的演唱会PK了。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就更无从谈起了。

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当年我走进北工大校园时，虽然校园不大，名气也不如北大、清华，但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有一种莫名的欣喜，因为我想到周恩来总理说的：我们是十几万有幸能进入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宠儿，同时应想到还有一千二百万同龄人。当我们从大学校园来到永宁这座长城外的小镇，确实开了眼界，原来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虽然他距离北京城还不到一百公里。如此大的反差使我更加珍惜我们的大学生活，并感到身负责任的重大。然而正当我全力以赴准备学好本领的时候，运动却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先是城市的“四清”，接着又是“文革”，最后我们成了一锅“夹生饭”离开了学校，走上社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完全靠自学，一点点掌握了专业基础知识，但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比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当有人嘲笑“工农兵大学生”基础不行时，自己暗地里想：本人也不过如此，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其实1986年我离开研究所下海弄潮，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不管怎么说，在工大的五年里，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为修建大操场和游泳池自己洒下汗水。记得一次晚饭后和李晨校长在未建成的南楼路上，边散步边憧憬着“中国的莫斯科大学”不久将在怀柔水库旁建成的样子，那时多么令人心动呀！看到现在北工大旧貌换新颜的校园，从逸夫图书馆至羽毛球奥运馆的穹顶，我从心底发出祝愿，愿我的母校早日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早日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相信这个梦一定会实现。

陈学昆，1963年考入北工大机械系仪表专业，1968年毕业后到六十九军阳高农场劳动锻炼近两年，1970年8月分配到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当技术员，1975年调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从事激光研究，1986年下海弄潮，2005年安全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