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而并不平淡的大学生活

6121班　许国安

我是北京工业大学二系电机制造专业6121班的许国安。

记得1961年我去工大报到时，从化工路西口一直向南，路两边是一片庄稼地和几个工厂——化工机械厂、化工设备厂等。尽管新生报到的日子理应人来车往热闹非凡，但实际上没有什么车辆，行人也是稀稀落落，颇为荒凉。走进工大的北大门，看到的是一座孤零零的教学楼耸立在不大的校园中。四座五层小楼（学生和教职工宿舍楼及办公楼）散布在旁边，学校的四周除了北边和西边有围墙外，其他地方还是用铁丝网围着——这就是我对工大第一眼的印象。

我在北京二十六中学（汇文中学）高中毕业，是金质奖章获得者，自以为学习不错，怎么到了这么个工大呢？带着种种疑虑和消极情绪走进了工大大门。

1961年开学典礼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自带马扎到食堂二楼按指定位置坐好——这就是庄严的会场。当时学校指定我代表全校800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表态要好好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北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典礼结束后，我们几个同学围着李晨校长来到校园中心的十字路口，当时我对李校长说：“工大就这么大，这不一眼就看穿了吗？”李晨校长指着工大不大的校园深情地说：“是啊！工大的校园是一眼就可以看穿。但你们要学习的学问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你们要走进的社会也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你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更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你们不要小看了工大，这是你们成才的课堂，更是你们走向社会的基地。好好学习吧，珍惜现在的机会。以后你们能不能有所成就，就看今后几年中自己的努力了！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工大开学典礼的第一天，我亲身感受到校领导的深情教育和鼓励，而且正击中我的思想要害。我深受震动，下决心端正入学思想，在工大也要学出个样儿来。

我们6121班是个学风非常浓厚的集体，三十多个同学虽来自不同学校，基础不同，但个个不甘示弱，不由自主就展开了学习竞赛。

我们每天一早就起床，天刚蒙蒙亮，拿上书包和饭碗直奔教室。大家并不互相聊天，找个位子坐下就学外语，总得有一小时。这时天已亮了，就到操场上甩开膀子跑几圈——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激励着我们。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早餐有时就省了，饿着肚子去上课，为的是中午能多吃一口。上午一般是五节课，头天就根据课程表准备好应备的课本和用具等。上课一般都在大课教室，有时能有一百多人，每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紧张学习。那时候精力充沛，中午从来不舍得午休。下午一般两节课，课后班集体组织大家到操场锻炼——有的跑步、有的玩器械、有的打球，等等。当然如有体育比赛等集体活动，如拔河比赛、篮球赛和各种田径项目等，班集体就要动员、组织大家积极参加。当时班长是戴鸿琦，体育委员是王先实，只要他们一发话要为集体争光，大家都兴高采烈、积极参与。

当时班里的体育明星，男生是李建民，他是校田径队的，主要项目是扔铁饼、推铅球等。后来参加北京高校体育比赛时，因为举重的85公斤级的参赛人员只有工大一名报名，无法立项。因此就让李建民改行参加举重，这样就有两个人参加了。临比赛时上场要称体重，李建民不够分量，就只好拼命喝水，喝了好几大缸，直到达标参赛为止，就这样那个同学如愿地为工大拿到了这块金牌，李建民做了无名英雄。

班里女生的体育明星是宋玺如和王希玲。宋玺如的短跑在班里女生中是最快的，好像成绩在13秒以内，在系里为班集体拿了名次争了光。王希玲外号“假小子”，身体素质好，走路“登登”的，她是校田径队的，推铅球是她的强项。

总的说我们二系的同学“书呆子”多，体育及文艺积极分子和尖子少，比不上一系、六系、三系。

为了提高学习成绩，系里想了许多办法，组织了多项活动：如何记好笔记并办笔记展览；组织学习方法交流会，改进学习方法，提高自学能力；组织外语朗诵活动；为提高画法几何、机械制图的空间构图能力，学校还用了三维坐标的教具来形象说明各种投影关系和相贯线……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互相帮助、互相交流的学习风气：在教室里总能看到几个同学低声地交头接耳讨论着学习难题；同学张永生特别热情，总喜欢给女同学讲解各种解题方法；各课的课代表，每天都认真地收交作业，协助老师掌握同学们的学习作业情况；我印象中，班上的女同学更加努力，经常是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教室；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总是争着要求回答，所以全班的学习成绩普遍很好。我记得大一期末时，学校要表彰全校的“三好”学生，我们班评选出三人，是胡亮、周文清和我。当我们拿到学校颁发的奖品——带塑料外套的日记本时，我十分激动——我已融合在工大这个大集体之中了。

在班集体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蔚然成风。记得在大一寒假期间，召开团支部会，我作为团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团员王希玲首先向我开炮：“许国安自己学习很努力，抓得也紧，但主动关心帮助别人不够，作为团支书，有那么多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应该更多地主动地关心他们。”说得很诚恳也有道理，促使我认真抓好团支部工作。团支部组织委员是胡通年，个子虽小精神大，走路一颠一颠的，一转眼人就到其他宿舍或教室去了，找入团积极分子交流思想，鼓励他们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是和舜英，工作十分努力。那时几乎每周都要出黑板报、宣传栏，任务够繁重的，她总是毫无怨言地、笑嘻嘻地组织约稿。班上赵鼎昌是个非常内秀的才子，多才多艺，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自然成了班上的宣传骨干，每期黑板报、宣传栏都少不了他的身影。班里宣传学习雷锋等英雄人物，紧跟形势、传递正能量，他们做了贡献。张国威同学曾经跟随父母在新疆生活过一段时间，维吾尔族人的能歌善舞都被他继承下来。每到逢年过节组织联欢活动，总有张国威的身影。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灵活地跳起新疆舞，又摇头又甩脖子，真让人惊叹！班里组织的男女声表演唱《十送红军》，那么多同学参加，自演自乐，兴高采烈。

这就是我们6121班——一个充满活力、团结友爱、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班集体。

在大一、大二期间，学校正在建设发展时期，我们积极参加了各种建校劳动，印象比较深的是植树、运白菜及为地下管道刷沥青。特别是运白菜场面很壮观：从学校南边的白菜地，把白菜砍下来堆在地头，再从地头一个人一个人地排开，像一条长龙向北穿过铁丝网，穿过校园直到食堂和教工食堂门口，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不停地弯腰、抬头传送着一颗颗沉甸甸的大白菜。看着一垛垛码放整齐的大白菜，虽然大家汗流满面，但心里暖洋洋的。

当时学校开始建造第二座教学楼——电机楼，有许多搬砖、运土、挖沟的劳动。在铺设地下管线的工程中，需要将地下管道的表面刷一层沥青，以保护管道不被侵蚀，大约有七十多米长的管道，交给了我们二系几个男同学。我们在一个大铁桶中，烧化了一桶沥青，用破帚子沾着沥青刷管子，管道上面还刷得挺好、挺快，可是靠近地面的管道背面刷不上，怎么办？完不成任务可不行。情急之下，我说，背面我刷，大家不要沾手了。我就用手抓住破布沾上沥青，跪在地上用手刷管道背面，总算胜利完成任务。可没想到，我的双手立刻开始刺痒、疼痛，最后红肿无法握拳。到校医室一看，医生批评我：“怎么那么不懂沥青会中毒啊，哪能直接接触皮肤呀，你这是沥青中毒，赶快休息吧！”我说：“我还要上课呢”。医生笑了，“不治好将来还要溃烂，你手还要不要！你必须把手泡在药水里（忘了什么药了），三个小时一换药水，让它排毒消肿，你怎么上课！”这样医务室给我开了好几包药，让我回去休息。同学们非常关心、帮助我，见我不愿耽误上课，就立即主动帮我拿脸盆到教室，倒上温水化开药，放在教室最后边的课桌上，让我站在教室的最后边，双手泡在药水里，一边治疗一边听课。同学们还分工，有的帮我记笔记，有的帮我打饭。在同学的帮助下，一连几天既没有影响学习，还把我的手治好了。

就这样我克服了过去对工大的疑虑和消极情绪，转为热爱工大。自觉安心于工大的紧张有序的生活，我与工大一起成长。

刚到6121班，我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学习生活正常后，我被选为二系的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老师）和校团委委员。相对社会工作就比较多，负担比较重了。大四刚开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宣诚老师找我和周凯宁、方有征同学谈话，根据学校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和锻炼的要求，系里决定安排我们三人半脱产：即每天上午照样上课学习，下午不上课，专门安排社会工作和教育培训。晚上自由安排——可以学习，也可以做未完成的工作。这样社会工作多了，学习负担可以适当调整——有些课目可以挪到第二年上，毕业时间可以推后一届。我们表示服从学校的安排，但我们可以安排好，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愿意仍然跟着原班级，参加所有学习。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每天下午同学们上课或自习时，我要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学习党课、学习形势、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学习如何分析学校里的种种问题，等等。我感觉一下眼界开阔了，思路清晰了，自我要求明确了，对我的健康成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学习上我一直跟着61级，一步不落。对有些课目可以免考免试的，我与正常学习的同学一样，都全部参加了考试，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

二系决定筹建计算机与自动控制专业，为此抽调十二个同学学习电子学、微电子学、脉冲技术及自动控制理论等新专业，我们班被抽调三人——胡亮、张彦兴和我。这样除了学习原电机制造专业的课程以外，还增加了全新的电子技术专业课程。当时是二系的陆培新老师讲课，我做到尽量全部听课，其他耽误的学习时间我晚自习补上，经常晚上学习到半夜。我可以少休息、少睡觉，但决不耽误工作和学习，工作不隔夜；学习知识不清楚、不明白的一定要弄懂，也决不过夜。

工大为了更好地为北京培养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人才，自1964年即开始实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即毕业设计的课题是从北京产业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的实际需要而来。这举措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地发自内心的真诚欢迎。

当时工大二系与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科研合作，共同承接了一项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为兰州炼油厂的裂化塔设计制造我国第一台晶体管控制机，对炼油生产进程进行实时控制，争取高级航空汽油等产量的最大化及保证炼油质量的最优化。任务既重要又紧迫，系里决定我们被抽调学习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十二个同学从大四下半学期（1965年）就提前参加毕业设计，承接这个科研任务。我们迅速地开赴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开始了全新的真刀真枪的学习和毕设任务。

项目的代号为A385-01，是个保密项目。其主要工作原理是：炼油时原油被喷进裂化塔，在一定的温度、压力作用下，原油裂化分馏成高级航空汽油、汽油、柴油、沥青等，当然高级航空汽油的产量越多，裂化炼油的生产工艺就越成功，不仅社会贡献大，而且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高。

项目的要求就是：根据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同温度、压力下生产出不同数量的各种油品的数据链，归纳出一个数学模型，以此寻找出最佳的生产工艺。我们就是要研制这台控制生产工艺过程的控制机。

这个课题分成四个组：运控组、存储组、输入输出组及电源组。我作为毕设队的队长参加了输入输出组的研制，这组是最个性化的，人机对话部分比较特殊，可借鉴的标准比较少，所以设计比较复杂。

输入输出组工大的学生有三人，除我以外还有张彦兴（主要研制数码显示）和王××。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三个，一是光电输入，二是数码显示，三是输出打印——制表打印、结果打印、越限报警打印，它分别由三台打印机完成，但共用控制线路。我和王××就参加输出打印这部分的研制，包括逻辑框图、电子线路、基本单元电路的设计和制作，功能部件的联调和可靠性设计，等等。

研制过程的难点一是基本单元电路的设计和定型，这是电子线路可靠性的基础和依托；二是各种控制线路的调试和逻辑功能的正确实现。

在这期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学校通知我决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1965年9月5日，我赶回了学校，参加了讨论我入党的发展会——我终于加入了一心追求的中国共产党，心中充满了神圣的庄严感和强烈的责任感。

回到电器院，就开始了项目的调试工作。调试是日夜两班，每班十二小时，要对各个节点的波形、时间参数都要一丝不苟地做调试记录，并签名担责，严格交接。我和电器院的李老师各带一班，负责主调、主验、主收。调试最紧张时，我是二十四小时调机不休息，实在困了就在实验室的沙发上眯一下。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星期，终于完成了调试。当根据指令我们可以打印各种规范的正确无误的输出数据时，我的高兴、喜悦无以言表——我承担的毕设任务终于完成了。

这些真刀真枪的毕设，锻炼了我周密的逻辑思维、细致可靠的线路设计以及严谨、一丝不苟的试验作风。这些无形的学风和作风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对我今后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真心感谢工大对我的培养。

在完成项目的科研任务后就要转入项目的生产、定型和现场调试阶段，但这时系里紧急把我调回学校，给了我新的任务，承接第二个毕设项目——直接数字控制仪“D．D．C”的设计、科研任务。我仍然担任毕设队的队长。

D．D．C是用于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实时控制，其工作原理大体如下：首先通过自动检测系统，将生产过程中需检测控制的一百六十个工位的工艺数据（如温度、压力、流量等）采样，再通过模-数（A/D）转换器，将这些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并传送到运控器中，计算出需要调节的工艺参数，再通过数-模（D/A）转换去控制各种执行机构——各种限位开关、电子开关、控制阀门等，调节工艺参数，实现生产的最优化，从而完成对生产过程的实时闭环控制。

为保证实时控制的准确性、及时性和高精度，对A/D、D/A转换器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主要是转换精度和转换速度，这是我们在线路设计和调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具体研制过程也是从逻辑设计开始，再进行电子线路设计、功能模块划分、基本单元电路设计定型，等等。我主要协助老师将课题组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承担相应的设计研制工作。具体技术不细说了。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D．D．C的逻辑设计及相应的电子线路和单元电路的设计定型均已完成，要进入连接和调试阶段。

但时不我待，这时学校里已经隐隐有政治运动的迹象了，社会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等，我当时已经入党，作为党员尽管有繁重的毕设任务，也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校党委多次召开会议，我有幸列席校党委会，亲身感受到那些老革命、老领导的政治嗅觉。如当时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何老师指着墙上挂着的“毛、刘、周、朱、陈、林、邓”的照片，失声痛哭道：“不用多久，这些人中的有些人将从墙上下来！世道要大变啊！”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深感震惊，再难以全力以赴搞毕设了。到了1966年5月份，运动气息浓厚，无法正常科研，我不停地参加各种会议，校团委会、系总支会、党员支部会等，特别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表面的平静被彻底打破，我懵懵懂懂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被劳改——毕设不得不彻底停止了。

1966年5月31日，中央播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是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兼工大的党委书记，一下工大就乱了，全校贴满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工大也全面停课闹革命了。我对此不理解，曾在食堂前面的十字路口上与其他同学说：“这不乱了吗？不能停课，这样的情况长不了！”不想这话马上被贴出了大字报。紧接着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了，校党委、校领导全部靠边站了。6月4日工作组找我谈话，说：“许国安，你要认清形势！你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赶紧反戈一击吧，揭发校党委、校领导的错误路线，与其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我们会拉你一把！”一下子已把我定性为“修正主义黑苗”了。我当然想不通，我不认为校党委是推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路线，是打压工农子弟，是培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下子，工作组王组长暴跳如雷，吼道：“你别执迷不悟！给你最后的机会，回去想想，明天再来汇报！”第二天我到了工作组办公室，王组长说：“你的情况我们全掌握，给你一个自己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是个名单，纸上写了七八个人的名字，有张×、胡××、胡×……。王说：“这些人的情况你都了解，他们的家庭有什么问题、父母有什么问题、本人有什么问题，你都要老老实实写出来。”我问为什么，他们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有什么关系？王说：“就是要你自己用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路线在培养些什么人！不要妄想给反动路线涂脂抹粉！”我意识到，这是工作组要整人了，他们一定也同时在让别人写我的家庭及历史情况，他们是要用这种手段来组织黑材料，打击校党委和校领导。于是我回答说：“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这些人的档案你们都能看到，肯定比我记得还要清楚准确。你们就去查档案吧！”我拒绝了工作组要求，没想到这立即给我招来了弥天大祸！王组长冷冷地说：“我们早准备了这手！你不愿接受挽救，就只能接受批判斗争了！从现在起，你被隔离审查，停止一切自由活动，你不能回教室、回宿舍，不能与同学交谈，只能接受批判写检查！”并指定人员陪同我回宿舍拿了简单的洗漱用具和饭碗，被强行隔离在教学楼的电工实验室。实验桌就是我的书桌、饭桌和床铺。晚上就光秃秃地睡在实验桌上，没有褥子、被子和枕头，睡觉时也只能把“毛选”四卷枕在头下了。同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周凯宁和方有征，我们三人都是半脱产的学生干部。

一开始隔离的日子还不算苦，白天自己学习、检查或工作组训话，晚上“放风”去看大字报，特别是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要触及灵魂。还要我们做个牌子，黑底白字：“修正主义苗子”。只要一出去就要挂在脖子上，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这样的情况也就二十来天，就让我们回宿舍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每天准时挂牌报到。这好像自由了点，但实际上控制更严峻了。我们的牌子改为“黑帮”，已定为“反动分子”。白天要劳动改造，轻松点的劳动是打扫卫生，打扫厕所。更多的是室外劳动，铲土、挖沟、修路……

我印象比较深的劳动，一次是全校在操场上开批判大会，要布置主席台和来宾席，要摆上百张椅子，就要我们几个年轻点的“黑帮”爬到教学楼五层的教室，搬铸铁椅子，每把几十斤重，我们一手两把，一次搬四把，得有一百多斤，从五楼下来跑到操场已经汗如雨下，放下椅子还要再跑，几趟下来头昏眼花。我鼓励自己，必须挺住！就当作体育锻炼了，咬牙坚持吧！一次搬七八趟，散会后还要搬回去，还要上五楼，真是咬牙咬得要出血！

还有就是在操场上铲土、抬土，两个人抬一大筐土，至少百十多斤，一次我与宋硕一起抬，土筐装得格外满，还使劲用铁锨把土拍结实，两人抬起来直腰都困难，那也得咬牙，没有人同情你。宋硕个子高，一抬，绳子总向低的一头滑，我在前头，土筐就打我的腿，根本迈不开步。宋硕更是吃力，脸色煞白，汗如雨下，但也只能坚持，一抬就是十几趟！就这样，给的伙食从来是一个窝头加块咸菜，别想吃饱。这就是劳动改造。这样的强制劳动不是一两次，而是几十次。一次次地挑战我体力的极限，有时真觉得难以坚持。以至有一次，我的看守王××发现了，偷偷地递给我一小瓶敌敌畏，对我说：“死罪好过，活罪难熬！看你天天这样，什么时候是头啊！你就偷偷喝了吧，一切都解脱了。”我怎么能这样不清不楚地就走了呢！我一定要坚持到还我清白、还我自由的那一天！我谢绝了看守的“好意”，重新鼓起了勇气和斗志，决心坚持到底。

这个时期，晚上我们要去看大字报，是受教育。我也真心关心大字报，看得很仔细。一次我碰上了原同班同学周文清，她偷偷对我说：“你绝不是黑帮！要挺住！”还告诉我一些运动情况。这些被有的同学看见了，立刻报告了工作组。为此，周文清也被贴了大字报，批判她给黑帮分子通风报信，等等。工作组对她说：“你必须和许国安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并揭发、批判魏光老师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这样周文清也被打入另类。一次学校组织去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会和看大字报，周文清竟被有的同学硬拉出了队伍，喊道：“周文清没有资格，不能去！她也是修苗！”回到班上，还批判周文清，给她施加压力。这哪里说理去啊！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作为“黑帮”分子的一员，每天都要在教学楼前集中训话，我属于始终不服气的那种，所以常被特殊关照，站队训话时，常常在背后突然给我猛踹一脚，就想把我揣跪下，可每次我一个趔趄就站住了，再回头看看那个阴沉的嘴脸。“打手”还昂着头说：“怎么，你还别眼里冒火不服气呀！就是要每天教训你，直到你低头为止！”在几个学生“黑帮”中，我是被修理最多的。谁让我不会圆滑，自讨苦吃呢。

1966年9月，工作组由于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错误路线，而被中央指令全部撤出。工大也是一样，一下子没有任何人向我说明什么，解释什么，就撤销了对我的隔离，解除了对我的劳动改造，也废除了我“黑帮”分子的称号，我终于恢复了自由。但当我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实验室时，发现自己的许多物品已经不翼而飞、不知去向。最可惜的是我毕设的许多资料、笔记和图纸都已荡然无存，而且不知可以向谁去询问。用品没了可以再置，可这些多少心血、多少付出凝聚的成果又怎能补偿呢！每每想起，不由得黯然神伤、欲哭无泪啊！

那个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多久，最终实现什么目标，怎样才能结束。只能是跟着感觉走，我和同学也去大串连，也到外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去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等等。但面对凶猛剧烈的夺权风暴：各派都高举着红宝书、高唱着语录歌、高喊着革命口号、都抱着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却彼此打得不可开交，甚至从“文攻”演变成“武卫”。我们的一切革命行动都变得苍白无力了。就这样，我也渐渐变成了仅仅是发发议论的“逍遥派”了。

这里还应提一笔的是，在这期间我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周文清。

她原在6121班，是同班同学，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她为人善良，从不张扬，却热心为人，服务大家。记得刚入学时，大家推选她为班上的伙食委员——这是个费力又繁琐、还不被一些人喜欢的差事，可她做得十分认真，成天背个小书包，随时随地为每个同学买饭菜票或者退饭菜票，从无怨言，一干就是两年。大二，她入了团。可没想到厄运突然降临，大三刚开学，她被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还热心地向大家收取下乡劳动的伙食费，准备一起去农村劳动两周。不幸在收费路上摔了一跤，却吐了血，到医院一查，不好！是肺结核。她被停止下乡，并紧急住院，在通州结核病研究院。同学们都很关心她，每周都有同学去看望、问候，还帮助她补学习笔记，这样大概有三个月。但她病情严重，显然不可能短期康复，只好休学一年，复学后她转入6221班学习。虽然我们接触很少，但我知道她做事特别认真，从不讲条件，就请她担任二系团总支干事，帮助系团总支做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如按月收取团费，等等。

1965年末，我已调回学校搞D．D．C毕设。一次在教学楼门口遇见了她，一问才知道62级下乡“四清”，她身体不合格，未被批准下乡，就留校了，也没太多事可做。因此我就邀请她到我们毕设队来帮忙吧！就这样，她也参加了D．D．C的一些工作，如测试、挑选、配对晶体管，做动态和静态的测试记录，有时还帮助采购，还挺忙活。

“文化大革命”来了，在急风暴雨般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浪潮面前，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本性”，或者刚直，或者狡诈；或者正义，或者奸猾；或者诚恳，或者虚伪；或者朴实，或者投机……凡此种种。你可以因突如其来而迷茫，你可因是非颠倒而惶恐，但不能违心地去迎合“浪潮”、追随“强势”，为显示自己的“革命”，而对“弱者”无中生有、横加指责，甚至落井下石。我觉得周文清虽然不是政治上的强人，但为人正直而诚恳，虽弱小却敢担当，虽为人低调却不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值得交、值得深交；值得信任、值得信任一辈子。我想我所有的、可能的不幸，她会为我共担，我所有的、并不明确的前景，她会陪我走完。我就选择了她作为我的终身伴侣。

1968年5月，终于通知要毕业分配了，虽然过去在学校是半脱产、入了党、参加了重要项目的毕设等，但这些“重点培养”现在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是“修正主义黑苗”的有力证据。再加上在“文革”中揭发出我是被“黑党委”内定留校培养的接班人，这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文革”期间，不容分说，我是最应该被批判、被改造的，从而，也最应分配到最边远、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去。对这些，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果然公布全系的分配方案，其中最差的名额是分在江苏省宝应县，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在苏北扬州地区的农村小县城，我就分配到宝应。我听有的同学幸灾乐祸地说：“分到宝应，就是报应！”我只有苦笑，人的劣根性在“文革”中已经充分表现了。有的同学还劝我，你可以找系里谈谈，能否争取换一个方案。我淡淡地回应：“不必！”是需要也好，是报应也罢，我总要面对。

我相信我自己：我真诚地追求加入共产党，这是真的；学校的培养、我自己不懈的努力，这是真的；我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有了很适应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自学能力，这是真的；我锻炼了自己的分析能力和各种情况下的适应能力，这也是真的。这些都是我可以随身携带的、别人剥夺不了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今后得以依靠成长的唯一财富。因此虽然前面的道路还看不清，前景也充满未知数，不知有多少困难在等着我，但我仍满怀信心，充满斗志，“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就这样，我告别了洒满我喜怒哀乐的工大，告别了对我充满担心的亲人们，毅然登上了呼啸南下的列车，走向宝应、走向社会……

许国安。

1961年9月—1968年7月　北京工业大学二系本科毕业（参与“文革”）；

1968年8月—1978年12月　江苏宝应开关厂技术员、技术科长；

1978年12月—1982年7月　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一厂技术科长；

1982年7月—1984年7月　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三厂设计科长、厂长；

1984年7月—1988年1月　北京计算机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88年1月—2003年1月　中国电子进出口北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3年1月至今　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