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在母校

6431班　李慧祥

1964年9月，作为我家世世代代第一个女大学生，我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与渴望，高高兴兴地到北京工业大学报到了。

北京工业大学在北京市东南郊，离我家很远，报到那天，先坐105路无轨电车到西单，换大1路到八王坟，再换23路到化工路西口下车，还要再走二十分钟路才能到。

那天，在化工路西口站，有接新生的校车，无线电系6331班同学接我们，一个非常精神、浓眉大眼、健壮充满活力的男同学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我眼中这就是大学生的典型形象，他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领袖，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刘京。而在三十年后大学校庆活动中，我们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云南省副省长，后为海关总署副署长。

北京工业大学是1960年为北京市培养建设人才而成立的一个新学校。我们进校时还没有一届毕业生。那时候学校各方面设施还非常简陋，只有四栋六层楼的学生宿舍，一个二层小楼，一楼是食堂，二楼是会议厅。一个大操场，两个教学楼，教学南楼还是我们进校后刚刚启用的。现在看起来哪像个大学呀，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从胡同里出来又没进过大学的中学生来讲，已经觉得不错了。我眼中的北工大虽然面积小，房子少，但是因为是新建校，楼房都是乳黄色的、白色的，很干净、很整齐，不像北大、清华等老学校，楼房破旧，都是红砖的。相比之下，显得更有朝气，生机勃勃。

另外就是工大设置的专业比较好，一系机械系、二系电机系、三系无线电系、四系化工系、五系数学物理系、六系土木建筑系，专业齐全，基本涵盖了工业的主要几大方面，所以那时就能叫北京工业大学。当时多数大学都是叫学院，一个学校只涉及工业的一个领域，例如钢铁、矿业、地质、林业……考进北工大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高高兴兴进校的，北工大不像清华、北大，清华、北大的学生集中了全国的青年精英。从家庭情况看，清华、北大的学生，首先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女多；而另一部分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大资本家、大地主、有名的民主人士，所谓黑五类的子女，他们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的思想不会太单纯，在同龄人中属于有思想的人，他们对政治敏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北工大没有那么多高干子弟，另外出身有名的民主人士、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的也不多，比较起来思想单纯得多。

我们班是6431班，即1964年入学的三系一班，这一年我们系只招了我们一个班，班上31名同学。极富特点的是我们班违反了当时大学的一般规律，作为工科班来讲，31个同学中女生竟有22人，男生只有9人，使得我们班成为当时大学里绝无仅有的工科生女多男少的奇特班级。我们班另一特点是22个女生中，除了五名个子高些，竟有17名身高不够1．60米，而且年龄普遍偏小，站成一排齐刷刷一般高，活脱脱一群中学生。

终归是从中学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在系里召开的迎新晚会上，我们班的节目就令师哥师姐们震惊，刚刚组建的班级，连姓名都叫不上来的同学，一首《接班人之歌》的诗朗诵就震撼了人心。王中多（现已去世）曾是战友文工团的团员，她的领诵激情澎湃，每个同学都热血沸腾，“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我们健壮，像一排排小树刚成材，晃一晃我们的肩膀和大人一样宽……”一首诗朗诵奠定了我们这个班的团结和向上的良好基础，我们班同学思想单纯、热情、积极向上。

那时大学不收学费，班上有家里生活困难的同学申请后经过评定每月还可以领取助学金。我们宿舍七个人中三个人有助学金。许丽温来自农村，家庭较困难，是一等助学金19．5元。这样她不但不用花家里的钱，省着用甚至可资助家里。和现在相比，我想我们那一代的贫困大学生很幸福。有了这19．5元除去每月15．5元伙食费，剩下4元日常消费完全可以够用。而有了15．5元的伙食费，不管家里穷还是不穷，大家都一样，吃一样的饭，土豆烧牛肉、红烧鱼、红烧狮子头……

那时，社会风气是不管家庭经济情况好与否，大家都崇尚艰苦朴素，视讲吃讲穿为耻，不像现在互相攀比，因此家庭困难的同学没有一点心理压力，不自卑。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也不以此为荣，同学之间绝不因此而互相看不起，交流中也不以此为障碍。

当天报到时，我们宿舍里只有我和小毛两人，我们俩都是1946年出生，十八岁，她的生日小我两天，看着她那一只腿伸到了床边的桌子上没有一点淑女样子的睡姿，心想这个同学可够有意思，睡觉也没个好样。从这一天起我们宿舍的同学一起共处了六年。另一个宿舍的两个同学更有意思，她们俩住上下铺，一个叫王和平，一个叫廖战役，同学们开玩笑地说，你们俩一个要和平，一个要打仗，谁战胜谁呀？同学中相比，女生年龄小些，大多数都是六岁上学，而男生普遍年龄偏大。

刚入学时，31个同学中只有六个同学不是团员，可见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高中时的优秀分子。大学二年级，班上多了两个6331班因病休学的同学，33个同学在五年中共同生活在6431班这个集体中，形成了千千万万个大学班级中独特的6431班。

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住校，那时一个宿舍住八个人，四张上下铺的床，屋内，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八个人日常用品的小储藏室。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宿舍，每个人的床都挂帘，有自己的私密小空间。我们不挂帘，不需要私密，一切都暴露在同学面前。床上除了被子，不许放其他任何东西，宿舍里干净利索，尤其是，还要求像部队一样，把被子拍得有棱有角，拍成豆腐块。

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那时，早上起床都是比赛谁的速度快，起床都是站着穿裤子，一秒钟一条裤腿，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持站着穿裤子的习惯。比较起来，唐林最麻利，无论是拍被子、穿衣服，基本都是第一，又快又好。大家起来不洗漱，先到操场跑几圈，一圈400米，然后再回来洗漱后到食堂吃饭。宿舍里都非常干净，层长组织同学们自觉打扫。记得有一次查卫生时，我们宿舍的一个同学突然发现地上有一粒枣核，趁检查的人还没发现，一脚把它踢到床下去了，因为它会严重影响我们宿舍的卫生成绩，可见当时宿舍有多么干净。

那时候一天伙食费0．5元，中午晚上各0．15元的菜，其余0．2元就是早中晚的主食。“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校后，工人师傅们嫌伙食费贵，菜有了更便宜的，一个月伙食费12元就够了。大学的伙食是我过去在家里和在中学时都不曾有过的好。早上馒头、粥、咸菜，中午、晚上的菜虽然只有0．15元一个，但是我们能经常吃到肉、鱼，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认为大学期间的伙食真的很好。有时晚上差些，但没有人计较，因为讲吃讲穿是丢人的事。在食堂打饭，从不排队，一排桌子，上面摆满各种装馒头、米饭、各种菜的大盆，乱挤。当时我们的饭菜票就是彩色的非常薄的纸，一张也就有过去8分钱邮票大小，一个月就几张薄薄的32开的纸。非常可笑的是这样不起眼的饭票，“文革”中我的一个同学竟把一个月的口粮全当传单撒到大街上的人群中去了。在食堂里，虽然也有桌子、有凳子，但是很少。大家都习惯站着吃饭，尤其是春、夏、秋季节，午饭、晚饭，不少人端着碗（每人都只一个碗，连饭带菜）站在排球场边、篮球场边，一边看比赛一边吃饭。经常是球掉到人群中，连饭盆带饭被球砸到地上，引起一片哄笑。或是同班同学一大帮围在一起，边聊边吃。吃完饭后，基本都不刷碗，在开水房水龙头下接上开水，涮涮，稍凉后喝光，碗也就干净了。有趣的是，2000年回校参加校庆，中午吃过饭，这一传统仍然不变，大家还是在开水房接开水涮后喝光。

过去从没有午睡习惯的我们，从进入大学后就开始了午睡，而午睡前的短暂的思想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下午过了4点钟后，基本都不学习了，锻炼身体、进行社团活动、谈心聊天、洗衣、洗澡等自由活动，晚上7点后上晚自习，10点后熄灯就寝。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让我们这些天之骄子们充分享受了全国百分之一同龄人才能享受的生活。

大一就是基础课，各系没有什么区别，差不多理工科学生都是学高等数学、外语、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等。像高等数学都是不分系，三个班一起上大课，记得个子矮小的、胖胖的蔡倩倩老师踮着脚，高举着手，奋力地写板书，两节课，擦了又写，写满了再擦，再写，真是辛苦。那时，老师讲课每天最多四节课，很多时候就两节，其他就是自习课。但是大学的课程一堂讲好几十页，课后得用好几倍的时间消化吸收。这下所有的自习课和晚自习可不愁没有事了。这就是大学和中学的区别。中学都是老师讲，堂堂灌，学生没有主动性，完全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转；而大学，老师给你指出个道，剩下的完全看你自己如何发挥了，用什么方法学习，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要指望谁会手把手地教你、督促你。我们班同学各方面都是积极向上的，在学习上也是一样，没有人不好好学习，上午五堂课基本都上满。那时食堂开饭时间比第五节下课要早，第五节课上完去吃饭，经常有些好菜就没有了，而且到了第五节课就已经饥肠辘辘了，但多数同学都坚持上完五节课。

刚开学时，很多同学对从中学转到大学的学习方法不适应，大学五年的内容太多了，难度也大多了，像物理、化学呀分析起来用到数学的微积分，分析到最小最小，无穷小；而画法几何的空间概念的建立，那种抽象的、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思维方式，很长时间都不适应。听高年级的同学讲，二年级的电工原理，一个班都会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不及格。我们都没来得及学到这些课程，“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大学学习虽然有难度，但并不像高中有那么大的压力，大学的学习时间相对高中还是较宽松的，自己安排的时间很多，每天下午4点后，这段时间是各种活动的时间，那时冬天学校在操场上有人造滑冰场，夏天学校有新的非常标准的游泳池。滑冰场只搞了一年，我胆子又小，没有学会；而我班廖战役穿上冰鞋还没站起来就摔倒了，把手腕摔折了，连寒假前的考试都没参加。游泳我却学会了，还学会了踩水、跳水，这也是我上大学的一个重大收获吧。

大学的体育课内容十分丰富，还要学简单的芭蕾舞、高低杠、篮球、排球，现在想起来，像许丽温这样的农村女孩，穿着双膝都有大补丁的裤子，还要参加跳芭蕾舞《小天鹅》这种体育课的考试，真是挺可笑的。而像毛祥华、唐林，无论是体操，还是跳舞，都做得有模有样。尤其是毛祥华，从小训练过，她的高低杠动作就很有水平，而她的蛙泳在全校包括男生也没有几个能赶上她的。

小毛和唐林的一百米跑都能达到15秒多；学校里有很多运动队，王中多参加游泳队，练仰泳；王俭是田径队，练标枪；小毛、曲永誉、李瑞山、唐林等都喜欢运动，像曲永誉、李瑞山，每年都参加北京市春节环城跑。在他们的带动下，我这个好静不好动的人也进步不少。下午课后，我们在操场上飞跑，在校外，从校门一直跑到化工路西口，记得一次三八越野赛，我终于超越了自己身体的极限，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终点。学校有游泳池，学游泳太方便了，否则，谁也不会既花钱，又耽误时间到校外去学游泳。后来全班几乎无一不会游泳，可以组成两个队比赛了。

大学生活的另一特色就是宿舍里臭虫称霸，夜里觉得有东西在脖子上爬，打开灯一看，床上、墙上到处是臭虫。翻起枕头，臭虫四面八方往外爬，每个人床边墙上到处都是碾死臭虫的血印，一般情况下能忍就忍了，已经习惯了。终于有一天实在忍无可忍了，全宿舍七个同学一起抓臭虫，竟抓了一脸盆底。后来更是全校统一行动，把床都搬到院子里，用开水浇，药水泼，彻底大扫除，臭虫才被消灭。那时，臭虫一直是大学校园的敌人，是令学校领导头疼的一件事，也是大学生活中有趣的插曲。

那时候，学校里政治空气非常浓，入学不久，1964年10月16日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这一天晚上，全校同学都集中到食堂一楼听尹凤翔校长讲话，而且第一次看到贴了好多大字报，其中有一张引起全校注意的四句话：“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下台了，奉劝你们别高兴，……”第四句不记得是什么了。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无数张大字报的攻击，都说是一张反革命的大字报。本来两件事都是我们中国人高兴的事，怎么奉劝你们别高兴呢？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呢？后来他们班同学联名贴出大字报替他解释说他平时表现良好，绝不是反革命，是笔误。总之后来对此事不再追究。这次事件对于我们刚入学的大学生而言，还真是第一次感到政治问题有点可怕，第一次感到我们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对政治生活中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处理身边的政治问题，如何小心谨慎，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现在回想起来，学生的冲动、口不择言，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在语言文字上出的笑话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比比皆是，搞不好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成了反革命。

大学政治活动很多，有一次印象极深刻（上大一时），那是周总理访问十四国回国，我们到机场迎接。当飞机降落后，远远地看到中央首长在接机，但看不清楚，按程序进行完后，中央首长要绕场一周。当我们远远地听到前方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越来越近的高大形象出现时，我们惊呆了，毛主席来了！接下来的就是欢呼、跳跃、激动、热血沸腾，都是女同学，声音又尖又亮，比前边队伍声音大很多，毛主席本来是朝前方走的，侧脸向我们挥手，突然他停下来，转过身，面对着我们，向我们微笑、挥手、鼓掌，距离不超过两米，这样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本人，反而觉得就像雕塑树立在面前一样，每一个人都跳着、喊着、嗓子都喊哑了。这次见到毛主席对当时的每一个同学来讲，相信都是终生不忘的。

还有一次，是1966年5月份，在工人体育场欢迎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来访。我们班同学都参加了，因为站在最前面，欢呼的场面很热烈，录像机、照相机不断拍照，很平常的一件事就过去了。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放电影，前面的纪录片，竟然是那天欢迎谢胡的场景，我们班同学全上了镜头，还有一个镜头，整个银幕只毛祥华一个人的大特写，高举鲜花，又蹦又跳，高喊着“欢迎，欢迎”。看电影的所有同学都欢呼起来，我们都兴奋不已。可惜的是，因为里面有很快就被打倒的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纪录片了。

“突出政治”在“文革”前，主要还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班同学大部分思想激进，革命得很，当时把戴黑边眼镜都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用说奇装异服、化妆打扮了，就连女同学穿花裙子都会被同学说。那时不是攀比谁穿的好、吃的好，而是比谁更艰苦、朴素。但是实际上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只不过什么是美和现在标准不一样。我们的标准总的来讲，女孩子倒有些追求男性化，尤其是我们年龄比较小的，夏天穿短裤，梳两个小刷子，穿白球鞋，斜背包，走路大步流星、左右乱晃，说话也是粗声大气，没有一点淑女的样子。而农村来的女生从来没穿过裙子，我们也只是在最热时穿蓝裙子。记得我们几个同学早上起来都穿上刚刷过白鞋粉的白球鞋，一跺脚一片白烟。下雨了，一人一件两元一个的白色塑料雨衣，像少剑波的小分队似的，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审美观点。当时极左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单纯、简单。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们就会这样单纯、简单的在追求政治进步、努力学习、锻炼身体的轨迹上度过五年。

那时高校有制度，每晚10点熄灯，但是我们很少10点熄灯就睡觉，常常是聊天到很晚，内容绝对都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例如对当时政治，学校班级发生的事情的讨论，什么穿衣打扮、讲吃讲穿从来不是我们的话题。进校后不断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使我们身上背负了强烈的使命感。全国平均一百个同龄人中只有一个上大学，怎么能不珍惜这机会呢？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我们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呢？这些思想在我们头脑中扎了根。不好好学习对不起党，对不起养我们的工人、农民，努力改造世界观、努力学习是每个人的目标。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思想方法简单、极左，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总想到感恩，总想着自己的责任，确实都落实到了具体的学习中去。那时，我们没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压力，没有生活上互相攀比的压力，因此我们精神上非常放松，一心一意好好学习，准备着将来报效国家、人民、父母。

好一阵我们宿舍七个同学一人一把手电，熄灯后就用手电照着学习《毛泽东选集》。由于大家都有一个积极上进的思想，因此例如性格不一样、脾气不一样等差异造成的小矛盾，都影响不了团结，同学间关系都很好。

大学一年级学的都是基础课，从这点看来和中学学习的区别也不是很大，虽然觉得有些吃力了，但是基本上还能比较轻松学下来。这一年是我们真正的大学生活，也是唯一的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

1964年、1965年，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成了教育中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改的多次讲话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悄悄地进行了。北工大首当其冲，要把大学办成半工半读的大学。我们就成了改革的实验品。二年级第一学期到工厂参加劳动半年，到北京无线电厂学习金属工艺学。对此大多数同学自然高高兴兴下厂，听毛主席的话，党要怎样就怎样，不会有任何质疑，但是从心底里还是有想法。贫困的家庭供养我们上大学要的是多学知识，将来的工作需要我们多学理论，把一半大学的时间用在劳动上合算吗？当初要知道这大学是半工半读，也许不会选上这所大学，但这都是一闪而过的思想，很快就会被自己批判掉。

下厂后同学们被分配到各个工种，车、钳、铣、刨、磨、冲压……幸运的是我分配的工种是模具钳工。我的工作基本上是给我的师傅打下手，做模具就是用来进行冲压收音机上的小零件。我印象极其深刻的就是收音机前面面板上的俗称“猫眼”的一个金属装饰物，钳工就是把粗糙的铸件进行精细加工，合格后放冲床上冲压出合格零件。钳工的工具有老虎钳子（台钳）、锤子、锉刀、手锯……

看来我对做这种精细的工作很不适合，我粗心大意、笨手笨脚，几个月的劳动，我始终也没有把锉刀端平过，不管是大锉还是小锉，锉出来的平面都是圆弧的。实际上要想当一个合格的钳工也真不是半年就能练出来的。一套模具要有凸膜、凹膜、落料膜，凸凹膜要配合得很精确，很少误差，这样冲压出来的零件才能无毛刺、干净、整齐。做完后要在冲床上反复试验，不行还要再修，整个过程需要细心、耐心。我想：幸亏我学的无线电技术专业，细微程度比机械加工要差。我经常被抽调到技术科去帮忙，做一些描图的工作，到后来我基本上也可以设计出模具来，对机械加工的图纸也会看了。我想大一时我们学的画法几何、机械制图要拿到在工厂劳动期间学，肯定会非常好学，当初老师在课堂上干巴巴地讲，很难理解，在现场用实物讲，就一讲即通了。工作以后所需的那些金属加工方面的知识还真的得益于半年的劳动。

对于当年的劳动，我想固然对理论联系实践有好处，但无线电专业的学生用半年时间只学一门金属工艺学，即使学得再好，所获得的知识，是不是与时间相比也太少了？

教育改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大学应该是主要学习理论，大学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工人，是要搞设计的。但如果光学理论不接触实践，空洞的理论不好理解，学起来吃力不说，将来设计出来的东西也很难指导实践。但是大学的宝贵时间绝不可以浪费在简单的只动手不动脑的劳动上。这个关系处理好了，才能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在毕业后迅速地把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的人才。

学习理论更主要的还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现代技术发展这么快，就拿电子行业说，电子管、晶体管被淘汰，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大规律集成电路、单片机、4位机、16位机、32位机……无穷尽。即使在大学正常上五年，工作中不再继续学习，也无法跟上新的科技的发展。上大学就是教你这个能力。后来，我们的教育改革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无疾而终了。

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下厂劳动，第二学期二三月开学，盼着开始学习和无线电有关的课程了。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政治对于我们这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来说，我们也不敏感。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我们只听说过，没有参加过。1966年初批判《海瑞罢官》等大块文章，我还记得，自己认为是“学术”研究，觉得“小题大做”，几百年以前的人物现在评来评去做什么？

没想到还没在学校上两个月的课，4月一个命令又下达了，我们又被安排到北京无线电厂劳动了，这次下的不是机加工车间了，是收音机的组装车间。当时同学们都有些大惑不解，也有些不满，但是这是命令，而且我们上两届学生当时也没有在校学习，他们已经在农村搞“四清”一年了。

下厂劳动的64级学生和下乡“四清”的62级、63级的学生在5月29日被紧急召回了学校。此时学校已经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继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名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后，在5月29日北工大我系青年教师李惠文、白之琪也贴出了北工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工大校党委，认为北工大党委是修正主义的黑党委，应该打倒。

1966年红卫兵

当时大多数大字报是反对李、白大字报的观点的。多数人认为，党委即使有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批评而不能打倒，而反对工大党委就是在反党。我也和大多数人的观点一样。两天后，形势还没来得及让我们必须表态做出站在哪一方的决定时，6月1日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形势一下子明朗了，校党委被打倒了，学校里一片混乱，无序的批斗，各级大大小小的校领导被戴高帽游街，受尽屈辱，尊严尽失。接下来，6月初工作组进校，7月底又全部撤出；8月份紧张气氛甚嚣尘上；9月份各派组织纷纷建立，斗争激烈；10月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失败；11月份，全国大串连；1967年1月份，到处夺权；以后，就是输出革命，到全国各地区煽风点火，成立校革委会，两派打斗不断；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昔日革命小将成为“臭老九”，老老实实自我批判，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69年10月，中央一号命令，全校同学到怀柔县杨宋各庄边劳动，边整改。

在此期间，我是坚定的“东方红”，曾经参加过中央文革接见少数派的小型会议，会场前面是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我身边就是大名鼎鼎的蒯大富；我班吴艳同学接受过周总理小范围的接见，并回答周总理的提问；廖战役同学曾主持过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我和毛祥华曾经在《北京日报》社参与夺权，并当记者数月；我曾经接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到我校作报告；我班王俊英同学死于四川宜宾的武斗。

“文革”中，我和我的无论哪派的同学，都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党内走资派斗，和过去奉若神明的校长斗，和过去尊为师长的老师们斗，和过去亲如手足的另一派同学斗，斗得昏天黑地，斗得大打出手，斗得荒废了学业。六年的大学生活，只正规上了一年的课。

终于1970年7月份有了毕业的消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从农村撤出，回校分配。

1968年在学校大门口

分配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谁也不知道分配方案。同学们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再也没有了时代宠儿的感觉，自觉地位已经下降为“臭老九”，没有权利更没有胆量要求什么，只剩下了听天由命。我校是北京市属高校，是为北京市培养人才的，而“文化大革命”什么都不正常了，全部分配外地。分配方案真的是做到了四个面向，大部分都是边疆、三线、厂矿、基层，同学们那时没有豪言壮语，是一种被发配的感觉，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似乎都有些麻木。按说毕业了应该高兴，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人很高兴。分配的方式十分简单，没有思想工作，也不考虑任何具体情况，一张纸贴在大字报栏上就决定了你的去向。我被分配到了吉林省长松元件厂，一个三线厂。时间如此紧迫，方案出来没几天，学校就把每个人的火车票都买好了，时间紧张的什么都来不及准备。至今，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年的三十二个同学毕业时竟没有一张全班的毕业照。就连到东北该准备的过冬棉衣都没有时间做。急匆匆跑到商场，每个人买回了价钱低廉的几乎一样的帆布箱子。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卷，我们就真的像发配戍边的一群人一样，急匆匆登上了开往东南西北的列车，呼啸而去。

随着飞奔的列车向北奔驰，终于结束了我大学的六年生活，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的里程。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北京，再见了，我的母校——北京工业大学。

李慧祥，山西太谷县人，1946年5月14日生于北京。

先后就读于西直门一小、北京女三中、北京工业大学。1970年8月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小三线双河镇山区国营八二七零厂，任半年小学五年级数学、初中物理老师，四年半高中语文老师，七年电子工程技术工作。1982年调河北省承德电子五厂，任技术科长。1985年调保定整流器厂技术科工作。

1990年调保定无线电一厂，任车间主任、质检科长。1995年在外企保定万佳公司任质检部经理等职，均从事电子工程技术与技术管理工作。

2000年正式退休。一辈子从事电子技术工作，退休后，反喜文学、历史、写作、书法、音乐，虽无成就，达到广交朋友，愉悦身心，丰富晚年生活的目的，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