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温暖的家

6433班　刘　莉

1967年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沙家浜兵团”，大家都是音乐爱好者，许多人还是初次相识。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我对音乐一直情有独钟，另外是想缓解一下当时沉闷、压抑的心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国只有八部样板戏允许上演，但毕竟是经过各路专家呕心沥血创造的，在我们当时看来可称极品。

交响音乐《沙家浜》主要由交响乐队和大合唱队组成。因为是从京剧移植过来的，当然也少不了京剧伴奏乐队。我和六系的田婉英被推荐为沙奶奶的领唱。其他几位领唱者，有的是京剧迷、有的还是票友。田婉英虽然没唱过京戏，但有副天生的好嗓子，在学校的广播电台唱过歌。而我的基础最差，说白了，我当时就是个棒槌。什么是京剧我倒知道，京剧我也看过、听过，可什么是二黄三眼，什么是西皮二六，什么是原板……我一概没听说过。京剧所用乐器中除了京胡，其他的，我都叫不出名来，直到近距离接触，才知道京剧乐队中担当指挥的竟是一种叫“单皮”的乐器。单皮？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真让人不可思议。幸亏我会读简谱，于是在京胡老师的指导下，我和田婉英照葫芦画瓢像唱歌一样把曲子背了下来。但是，京剧老旦的发声和我们女孩子唱歌可不一样。京剧中生、旦、净的唱要使出全身气力，把气从肚脐眼下边，也就是丹田处一直往上送，声音才能放开。京剧咬字和唱歌也不一样，如唱歌时要注意嘴要张圆，而京剧在咬字时，必须随着唱腔的变化而变化口型才能发出准确的京剧腔。光听戏不唱戏不知其难，真接触到了才知道京剧要唱得好，必须专业化，要精通此道，必须有名师指导才行。这就是为什么进京剧科班必须是十一二岁娃娃的道理。精通肯定没戏了，但总得唱出京剧味儿吧。用心之处必有所得。

我和田婉英每天早晨在大操场附近，找个没人的角落，拼命地练习运气发声，不到一周，还真唱出点儿老旦的味儿来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形象。演戏么，就得像不像三分样。1967年田婉英和我都刚二十出头，田婉英老成些，而我平时就是个活泼好动、爱说爱笑之人，没人指导是不行了。幸亏演郭建光的满恒金同学神通广大，帮我们联系了北京戏曲学校，学校老师安排了一个专工老旦的女学生给我们指点。看着她举手投足惟妙惟肖的老太太模样，既可爱又可笑。为了不耽误小姑娘上课，我俩只能忍住笑，对着戏校的大镜子学了老太太挥胳臂、走路、转身、回头，学了老太太言谈笑语等基本特征。虽然只是短短的两个小时，也是小姑娘把我们引入门儿了。感谢这位小老师给我们上的戏剧的启蒙课，让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学表演的专业课。屈指算来，那位小姑娘也是近六十的人了。

左起刘莉、化妆后的田婉英、沈家俊（1967年）

“沙家浜”全体团员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我发现那是一群跟我一样心底单纯、待人诚恳、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和平充满渴望、悟性极高的少男少女。我们终于不约而同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合唱队的、乐队的，人人雄心勃勃，个个精神抖擞，谁也没发誓，但对能够表现自我的这次机会却同样珍惜，在迷雾中航行的我们，为自己导航，看到了有意思的生活的希望。

在贴满大字报和战斗口号的校园中，一道奇特的风景形成了，那就是学校的体操馆——一座高大的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简易的棚儿。嘹亮的歌声响起，悠扬的琴声飘上天空，一向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每个人的脸上又重现了久违的愉快和轻松。到那时我才发现我的母校是那么的了不起，她居然拥有一支完整的包括弦乐、木管乐，铜管乐、打击乐的庞大乐团，还有一支技艺精湛的京剧乐队。这些在正规的专职的团体才有的，我们学校都具备，太神奇了。

我为我的母校骄傲，因为在全国大专院校中能成立一支正规的交响乐团，我们工业大学是第一个，我为我的母校自豪。我们“沙家浜”去部队、去矿山、去工厂、去乡镇，在那个文娱生活贫乏的年代，我们所到之处都出现过万人空巷的景象。每次演出一开始，团员们各就各位，训练有素、动作潇洒的指挥走上台，向全场观众鞠一个九十度大躬，一举指挥棒，乐队全体齐刷刷琴弓到位，台下掌声立即如海涛般响起，那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阵势。直到现在我也相信，那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领略什么是交响乐。四十八年前我们的演出，给工人和农民带去的欢乐和他们对我们无限热忱的场面，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俗话说“同声好相应，同心自相求”，“沙家浜”是不平常时期的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大家相互关心，彼此尊重。每次演出后，团员们都围在一起指点我们领唱的优缺点。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上课的岁月，为了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各抒己见，真正的学习气氛又回到我们中间。我因爱说爱笑，又口无遮挡，照现在说是“二”得很，大家给我起了个昵称——“傻奶奶”。平时，他们就傻奶奶长傻奶奶短地呼唤我，我倒是很自鸣得意地接受了。我一向喜欢那种“师生如父子，同窗如兄弟”的感觉。这样的几十个人同台演出更像兄弟姐妹了，几十个人对“沙家浜”这个家投入了全部的爱。

世间万物总是在波浪式的运动中，一家人过得太安逸了，日子也就到头了。1968年，一场措手不及的离别把我们分开了，我只记得田婉英突然被分到了遥远的青海。在交通不便的60年代，那就是天边了。冷静下来再一想，国家培养了我们好几年，要报答祖国，总不能都留在父母身边吧。好儿女志在四方。我的两个哥哥大学毕业后不是也都去了祖国的边疆吗？想开了，心里就踏实了。第二天她笑着与我道别，我却奇怪，她年纪轻轻怎么会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早有了思想准备，她自信到哪她也是个栋梁之材。

我和田婉英是参加“沙家浜”团以后才认识的。我们当时演出因陋就简。第一场我上台演沙奶奶时，团里还没钱买头套，是用大白兑水把头发抹白的，中式上衣是老师借给我们的。后来，全校教职员工支持我们，主动捐款，团里为我们买了老太太的假头套，使我们演出增色不少。一天早晨，田婉英托着七尺藏蓝布找到我，跟我商量，做一件沙奶奶穿的大襟上衣演出用。我当时一下子惊呆了，这事在那个时期别人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城市户口的人每年只发几尺布票，一个学生要做一身衣裳，肯定是爹妈凑一起才够。当时有句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身衣裳星期天洗了晾干星期一好穿，所以每家都有一个叫“烘炉”的东西，就是怕阴天衣服干不了而准备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谁没穿过补丁衣裳？谁没穿过补丁袜子？而她，一个学生，为了一个角色演得更真些，肯用自己一年的布票、半个月的饭费做一件行头，这是什么精神？她的对公诚心、办事真心、没有私心的那股劲儿，从此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在我三十一年的工作中，她无心做的一件小事，让我学了一生。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岁岁年年去旧迎新。1969年10月，本该毕业的我们下了农村。

当时我对那场昏天黑地的运动怎么也弄不明白，本以为在大学这个雀巢中塌下心来学点儿知识，羽翼丰满后，能展翅飞翔，给国家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来报答国家的无偿培养。在乡下劳动的一年中，我眼前一片迷茫，真怕一天天无能为力地老去。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光阴荏苒，转眼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都说往事如烟，对我来说往事并不都如烟，比如在“沙家浜兵团”演出的日子里，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有些事不是我不想写，只是因为事儿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人的音容笑貌也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老师忘了姓，同学忘了名，只记住了外号，可不能写，写出来怕对他们不尊敬。我只能默默地想他们、念他们，把他们刻在心里，直到老去。时隔四十八年了，那些老师、同学，你们过得还好吗？

刘莉，1945出生。

1970年—2001年　在北京绝缘材料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