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3班 刘莉
书记这个词，从小学到中学除老师、校长、教导主任外，没听说叫某位为书记的。直到进了大学校园，听说在教研组有位书记，叫晋军。我对此立即产生了兴趣。听字音像个男名，还应该是部队转业的，见面才知是位很洒脱的女干部，但具体干什么工作我真的不知道。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先查了汉语字典，在字典里有“书记，党团等各级组织中的主要负责人”的解释。英语单词“secretary”主译为“秘书”，其次为“干事”。从此，我才明白，晋军是我们系里最大的官儿，是干事儿的。
校园里的日子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除了每季度提着小马扎到大礼堂听校长或其他领导作一次时事报告外，未听过晋军上台讲过什么。直呼其名晋军，并非对她不尊敬，只是她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像自家的大姐，名字既好听又响亮，叫起来顺口。当然我心里早有准备，真和她面对面时要称呼“书记”才不失礼。后来才知道，她实际姓吴，解放以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我情不自禁对她肃然起敬。她总骑辆二八自行车，穿着干净、利落，行动有点风风火火，走路也比一般女同志快，说起话来是嘎崩脆的纯北京口音，但不是我想像的那么严肃。
1966年4月，我们的例行考试刚刚结束，我记得有政治、数学、物理、英语、制图和体育六门儿功课。成绩下来，教数学的蔡老师还跟我开玩笑地说：“刘莉能考八十多分，还算不错了。”这话一点儿不假，蔡老师一直担心我会考不及格。我从小学开始上课就爱跟老师搭下茬儿，上大学了这毛病还是改不了。数学课上我尽提些傻乎乎的问题，如“此类公式将来什么地方能碰到”等。另外，我的体育根本就通不过，一个是俯卧撑，姿势不标准，一个是一百米短跑，总是慢两秒，好在老师手下留情，让同学给我掐秒表，才算蒙混过关。而制图是我最喜欢的课，心血来潮画图能至深夜一两点。平时老师精彩的授课和课后老师耐心辅导的温馨画面成了我在大学时代最美好的记忆。谁也没想到这一系列的考试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生活的最后体验。如今已七十出头的我，记忆最清晰的就是教过我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
5月，学术上的讨论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先是市委派工作组指导运动，后又说工作组犯了错误，让工作组在大操场作检讨。那天，主席台上各系领导在台两侧，一位工作组成员正在做自我批评，有好事者冲上主席台把一顶纸糊高帽戴在讲话者头上，台下同学一片哗然。突发事件让我不由自主攥紧拳头、捂住胸口、屏住呼吸，只见晋军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怒不可遏地将高帽一把摘下。可想而知，检讨会匆匆结束后，晋军得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主要观点是：不应该当时就为检讨人摘帽子，这样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晋军自我检讨，在大学校园里，不管是校工厂工人还是学生干出这种无理取闹侮辱人格的事，作为书记的晋军出于对工作组的尊敬，对自家人所作所为的极度不满，怒发冲冠是理所当然的。了解她的人看罢皆心知肚明——晋军言不由衷。她作检讨只是为了缓和与学生的矛盾，可见当时的社会无序到何种地步。凭晋军的不容忽视的资历，她本人所在的职位和她的雷厉风行的性格，即使再有下次，只要她认为是对的，她就敢往前冲。该说话时说话，该出手时出手，一切后果她敢于独自承担，这就是晋军，在工大，只有晋军有那么高的水平。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尚且如此，校外更是一片昏天黑地，正可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一次路过我家胡同口的临街房，从里面传出皮带鞭打声和悲哀的叫喊声，吓得我很久不敢出校门。偏偏一天早晨，四个十三四岁的男学生溜进校园，看我独自在向阳处看书，提着剪刀冲着我，说要革我的命，意思是要把我那只有三寸长的小辫子剪去。看着他们稚嫩却“造反有理”的样子，真怕他们先下手为强，我故作镇静，“毕恭毕敬”地把四位“引见”给了临时革委会主任。一溜烟儿跑回宿舍，趴在床上大哭。我感到真的要天翻地覆了，连小孩子都开始造反了。他们读的书太少，连基本观念都没搞清楚，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事都敢干，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安。为了不招惹没必要的麻烦，我赶快结束了我二十年学生时期的辫子发型，并留小照一帧以兹纪念。
“破四旧”之风势如破竹，6月底的一个晚上，系里几个红卫兵抄了晋军的家。校领导及有点威望的老师无一例外的成了斗争的对象。接着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全国大串连。
好脾气是磨出来的，坏毛病是惯出来的，没事找事是闲出来的。
1967年春的一天中午，我准备去食堂，刚走到宿舍楼梯口，看见几个女生正围着晋军质问。我在远处停下脚步，只见她低着头心平气和地说：“人家问我怕不怕死，我说不怕，就这样参加革命了。”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已是老生常谈，前一年，她“靠边站”时已反复作了解释。此次是晋军刚买完饭被几个女生拉到宿舍来的，话音刚落，一个女生用剪刀在晋军的头上乱剪一通，晋军没有反抗，任凭头发落到饭碗里。那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她也没了脾气。突然开饭铃声响起，学生像鸟散状，借机逃走。过道里只剩下发愣的我和低头的她。听到暂时的寂静，她猛抬头环顾四周，我俩第一次对视，却是面面相觑。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像钉住一样，无奈地看着她那因愤怨而涨红的脸，她动作神速，撅着嘴从我身前匆匆下楼而去。我当时真想抽自己两个嘴巴，这突发事件，她能接受，我却不敢劝阻，运动使我变得更加懦弱和冷漠。
关于解放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问题，我曾问过父亲。40年代，父亲在印刷厂当英文版的排字工人。他告诉我当时北平的工厂、学校里都有地下党员，他们对老百姓和蔼可亲，经常给同仁讲革命道理，在地下党的熏陶下，印刷厂有好几个同事都结伴去了延安。
我问：“怎么考验人？”
父亲回答：“就问怕死不怕死？”
在那个时代，这种事情太可能了。我坚信，晋军说的是实话。
在解放以前的北京，晋军，一个十几岁的花样年华的女学生，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为了国家的前程，毅然决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她的这段经历难道我们不应当佩服吗？
学校的运动既无序也无休止，军宣队、工宣队、军代表走马灯似地更换着，复课三番五次地来了又走。
直到1970年8月，我们从农村返校，即将离开待了六年的校园时，学校里无校长、无老师，也无党团书记——他们都到茶甸农场养猪去了。这场有始无终的运动拉开了老师和学生的距离，两千年“师生如父子”的观念瞬间被瓦解，变得彼此陌生；也断送了我们整整四年的宝贵的求知时间，金色年华像水一样流走了。我们成了领了新书没读能认字的“知识分子”。
白马过隙，弹指一挥。80年代初，得到学校补发大学毕业证书的消息，我们怀着久违的心情回到原来的三系办公室。情理之中，又见晋军，她客气地急忙起身。比起60年代末她精神了许多，看样子，她的一切都很顺利而快乐。我俩眼神不期而遇，同时微微一笑，我对她点了点头，表示敬意。同学们跟她说了些什么我顾不上听，只见她笑着不住点头，她还是那样，话不多，干事果断。
不到半个月，毕业证发下来了。说实在的领不领毕业证并不重要，那张补发的毕业证也不代表你所拥有的知识。我们这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半个大学生，经过自己十几年脚踏实地的努力，在单位已经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实现了肩负祖国忠信荣辱的责任。领了证，也算国家对我们这一代有个交代；领了证，也拉近了我们这一代与学校的距离，希望我们这一代都要活得明白，毕业证就是母校发给我们的家信，内容是：一、干事别给母校丢脸；二、常回母校看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过多久，晋军出车祸去世了。她十几岁参加革命，在精力最旺盛、小女儿正上幼儿园时，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之久，自己受冤枉，孩子受委屈。刚刚落实政策没几年，凭着自己容纳百川的胸怀、坚定不摧的毅力、毫不动摇的信仰正干得春风得意之时，却遭此横祸，不得不让人痛惜。
我写这些，不是因为回忆有多么美妙。我也联系了我所能联系的同学，问他们是否想写点什么留给母校，他们都苦笑着谢绝了。我自己犹豫再三，直到下笔，才感到，笔是那么沉重，心是那么伤情，语言是那么无力，我才明白，原来我们这一代的心里都隐藏着伤心的泪水，大多数人都不敢轻易触动它，那段经历实在不堪回首。
六年里没与书记说过一句话，却被她感动一生，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一个人有一个人选择青春偶像的权利，但做人的最低底线只有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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