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里征途

6531班　刘诗章

1966年11月初，学校的同学几乎都外出串连去了，只有“东方红”编辑部、接待站、广播站、油印宣传组十几人尚在坚守。尽管学校里还能看到不少人，但大都是外来串连的学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时能认识的熟面孔已经寥寥无几。为了响应当时中央提出的“到革命斗争中去”，开展革命大串连的号召，我们几个部门共同商议，是否也一起外出串连，作为学生，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社会实践和历练，而步行串连是一种最好的形式，不仅可以更深入地接触社会，而且能磨练自己。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大家万分景仰的革命圣地，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到遵义去，追寻红色记忆，弘扬长征精神，走红军走过的路。并拟定好我们步行串连的誓词和宣言。临时会议还决定，由我出任队长，陈浩峥为副队长，吴艳为指导员。

为了亲身体验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在重庆，特别请某野战部队团首长为我们制定了一条详细的步行长征路线，其中就包括一段当年红军行走过的道路，以此来缅怀革命先辈，激励和践行我们的誓言。我们长征路线是由遵义首发，途经团溪、江界河、开阳、毛力山，转至贵阳，然后由贵阳南下，经龙里、云雾山而抵达黔东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的首府都匀，从都匀出来，随即攀登大登高、二登高两座大山而进入到深山密林，完全进入了当地苗族、布依族的主要生活地域。随后沿都柳江而下，途经三都水族自治县、榕江县、从江县，最终走出贵州而进入广西，抵达桂林。

我们于1966年11月24日首发出征，于1967年元月6日抵达桂林而告结束，行程约三千一百多里，历时四十三天。

队友们四十多天的朝夕相处，令人终生难忘。这些队友的言谈举止和相貌至今还深深镶嵌在我的脑海里。

陈浩峥，副队长，他是当年校话剧队的主角兼小提琴手，时不时会在我们面前念上一句台词道白，玉树临风、风度翩翩，不仅文笔秀丽，而且口才极佳，颇有文坛大腕的风范。

吴艳，指导员，略显矮胖的身材，圆乎乎的脸庞，透出一种亲和力，讲话语速快人三倍而清晰可辨，言语中透着一片实诚，是我们队伍中的雄辩家，后来成为校革委会常委。

徐国昱，行事稳重，待人厚道，是队员心目中的大哥。他不仅是整个长征行程路线的实际制定者，并兼任我们的随行摄影师，长征途中的一些珍贵影像得以留存全是他的功劳。

柳振泉，实干而任劳任怨，踏实而实实在在，是一个认准了就绝不回头的真汉子。长征行军三千余里，是他一直背着油印机还兼打着前站，直至终点，后来成为校革委会委员。

吕百平，队中又一个风流才子，其谈吐做派常给人一种冷峻小生的感觉，然而其心肠极热，且思考缜密，做事细致，并画得一手好画，我校多幅伟人画像都是出自他的画笔下。

三千里征途——步行长征串连路线图

田兰允，我们队中的宣传员，校广播站资深播音员，文静大方，柔中又略带刚气。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说起话来语音甜美，字正腔圆，是行走沿途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一位女士。

杨兰庭，讲话干脆，做事麻利，敢于直面恩仇，说话讲原则，做事有担当，可谓队中女侠。她不仅是队中事无巨细的杂事总管，而且还是一个认死理的主，后与吕百平结为伉俪。

张暧，原“东方红”接待组主管，健谈，讲话絮絮叨叨，但不令人厌烦；做事婆婆妈妈，却透着一股爱心。若你不小心和他搭上腔，就急不得、恼不得，只有听他把话讲完的分。

马驰，原“东方红”油印组成员，原名马全喜，擅长外交，讲话八面玲珑，办事透着圆滑。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刻得一手好钢板，途中分发的油印品全都源自他刻写的蜡板纸。

另有刘新位、刘素兰、朱振国等同学也参加了前期的步行长征，后因家中有事而中途离队返京了。

这一段经历在我漫长的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它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把记忆深刻的片断，聚成散记，以为纪念。

长征首发之日，我们就有一个完美的亮相。晨6时许，我们就整装出发了，一路迈着整齐的步子，径直来到遵义会议会址门前。因事先已经与守卫约好，我们到后，他即把大门打开。我们鱼贯而入，再次来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前，举行了庄重的宣誓仪式。誓词是：“以公为荣、以苦为乐、突出政治、长征到底。”它将伴随我们踏上征途。特别请来的摄影师将我们的这一历史场面永久地定格在了那一瞬间。

出发前在遵义会议会址宣誓场面

我们出行的第一站是从遵义到团溪，里程为80里。首发出行，大家齐刷刷地走着，我在前面高打着队旗，后面是一支油印机、军用水壶、粮袋、小马灯一应装备俱全的队伍，尤其是每人背后都挂着一只硕大的斗笠，把队伍装扮得格外齐整，招惹到不少羡慕的眼光。在人群密集处，柳振泉、田兰允会不时领唱革命歌曲，不断博得欢迎的掌声。为了展示我们的决心和精气神，却又缺乏经验，全天几乎都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虽说途中无一人掉队，但到了目的地，几乎是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了。我是强忍着脚板的剧烈疼痛，去接待站交涉晚饭和住宿事宜。吃过晚饭，大家都想泡泡脚舒缓一下。脱下鞋袜，好家伙！每人脚板下都磨出了两个大泡，无一例外，全都变成了“二炮”战士。还是家在农村的杨兰庭颇有经验，从随身携带的针线包中取出针来，将针穿上线，并用火把针头撩一撩，然后为大家逐一放掉泡中积液。这一招确实很灵验，针穿过后，泡中积液一并被带了出来，疼痛立止。若不及时处理，第二天很可能就无法继续行军了。

11月下旬的贵州天气，阴冷而又潮气很重，行走时尚无明显感觉，但一坐下来，已经凉透了的汗湿内衣贴在肉皮上，让人难受无比。正好镇上团委系统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提出要与我们搞一次联欢，接待我们这批来自北京的客人，队员中马上有人提议，是否可以搞一个篝火晚会，既能借烘烤驱散身上的潮气，同时浪漫而富有情调。这一提议马上就得到了不少附议。我也不假思索：“行，我去联系。”当我把想法向对方提出时，对方怔了一下，我也隐约感到我们的提议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晚上，终于在镇中心的一个大院里点起了篝火，对方盛情邀请我们，大家围坐在篝火旁，交谈着、欢笑着，其乐融融。可当他们在交谈中无意间说起，当地烧材供给也十分紧张，这些烧材都是他们向个人借来的，我顿时有一种被灼烧的感觉。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在到处都是山林的地方烧材竟会如此紧张，而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竟让对方如此为难。我深感内疚，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了。我这个队长当的，为什么就想不到这一点？而且我也不应是一个传声筒呀，作为一个组织者，既要认真为大伙儿办事，也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人云亦云。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怎么都忘记了？这哪里还像一个红军战士？如果我们做不到严格律己，学生的那种小资情调会随时随地冒出来的。这一次的深刻教训已经成了我以后生活、工作中的一面镜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在我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成为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一。而我们这支队伍之后也再没出现过此类冒失之举。

一个好的团队，对内它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对外则会产生无穷的影响力。行走途中，看到一支由三个中学生组成的串连队，也打着一面小旗，始终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我们走，他们也走，我们停，他们也停。连续几天，我们也习以为常了。一天晚上住下时，张暧突然前来找我说，有人要找我谈事，我出外一看，正是一直跟在我们队伍后面的那三个中学生。没有任何开场白，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加入你们的长征队，请接受我们，这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倒让我愣住了。他们讲出许多理由，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看到了眼里，羡慕并希望融入我们这个团队中来。经我们全队战友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接收他们，从此我们队伍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后来又有一支步行串连队主动加盟进来，队伍人数最多时竟有十七八人之多。我至今还能记起他们的名字，有四川的常正元、王宁西、蒋符元，兰州的胡茂林（还是一位女孩子）和北京某技校的马学博等。其中，与我们相处最久的是常正元和胡茂林。胡茂林一直跟随我们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一直是吴艳在照顾她，最后由我亲自将她送上回家的火车，并成为经常通信联系的好友。团队精神，与一个组织的核心能力密切相关，我参加工作以后，十分重视团队的和谐。我曾先后担任过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学会秘书长，并先后荣获过先进集体、优秀党支部和优秀学会工作者称号，之后，我还专门从事过企业竞争和企业文化的相关研究，某些心得就源于我在长征队时所受到的启迪和氛围的熏陶。

行军途中的野炊场面

经过数日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乌江渡口。早就听说过当年红军北上时曾从这里打开缺口，成功渡江，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北上抗日的后续。渡口边即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这边地势稍显平坦，而江对岸则陡然峰起，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回顾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英勇和壮烈场面，我们特意找到当地接待站，请接待站为我们找一位讲解员，讲述一下当年的情景。接待站推荐了一位老船工，据说当年他曾和他父亲一道划着木筏运送红军渡江。见到船工，年龄在五十岁上下，黑黑的脸颊，刀刻般的面孔，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经年从事摆渡、饱经风雨的人。想当年，他也就是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毛头小子，和我们现在的年龄相仿，真是很羡慕他有那么一段值得骄傲的经历。据他讲述，当年红军强渡乌江，实属不易。为了保证胜利渡江，共在三处地方同时发起攻击，虚虚实实，让守敌摸不清红军到底从何处过江，从而分散了守军的兵力，才在此处突击成功。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伤亡也很大，整个江面都被血水染红，后续的战士几乎是踏着前面倒下战友的身体才冲上去的。随即老船工亲自撑船带我们去沿途作了参观，在船上，全队队友与船工亲切合影留念。一路上，静静看着翻腾流逝的江水，思绪浮想联翩。如果没有这次强渡成功，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先辈们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念而前仆后继，不畏牺牲，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安息吧，先烈们，你们所期盼的理想已经实现，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全队于江界河缅怀先烈（前排左一为常正元，老船工左侧为作者）

虽是入冬季节，但途中景致依然是青山绿水。更巧的是我们有幸赶上收获柑橘的日子，六角钱就买了一筐。黄灿灿的小柑橘只有核桃般大小，剥皮后可整个咽到肚里，甘甜无比。小伙伴蒋符元贪吃，结果胃酸闹得满地打滚，可让我们着实虚惊了一场。我们到达开阳时，县委班子已经瘫痪，是由一位女监委书记临时主持日常工作。开阳是一个仅有五万多人的小县城，很少有人光顾，加上我们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小将，故特别受到当地民众的期待。那位监委女书记也希望我们留下来，以解人手不够的燃眉之急。县委招待所还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可以供我们活动、油印材料和接待用。在开阳县短暂的停歇，油印机又有了用武之地，大家都各自忙碌着，而张暧做接待的才能又得到充分施展，常正元也忙着跑前跑后。几天下来，到我们这里造访的人群数不胜数。有了解北京运动动态的；有反映错划成分的；有不满单位领导的；甚至还有申诉各种冤屈的，一股脑地都涌了上来。我们当中，谁都没有参与过社会上的类似活动，更没有参加“四清”的经验，看到这么多群众上来，既有些紧张，又无比的亢奋。通过与来访者交谈，我们对民众的诉求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体会，是对我们今后人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但大家也普遍感到，在此处参与地方运动并非我们此次步行串连的初衷。民主生活会上大家统一了思想，我们宗旨明确，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二是通过徒步串连磨练自己，增加我们对社会的感知。所以，我们果断地告别了开阳，又继续我们后面的行程。

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几乎无一例外，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革命者，叱咤风云，四处串连。而我们一行人却牢牢谨记宣誓时的誓言，思考的是如何弘扬公的伟大和承受苦的磨练，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沿途所见，贵州的清贫与首都的繁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贵州秀美的山川由于缺少树木的装衬而少了许多生气。“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就是当年贵州的写照。一进入贵州，秃山座座，都是过去乱砍滥伐留下的印证。所以我们决定去毛力山林场参加植树造林。我们头天晚上在林场职工宿舍住下。第二天清晨，与林场职工一道乘车上山，到现场一看，好大一片林子，从山顶望去，周边几乎全被覆盖，已经初具规模。成年大树笔挺挺地高耸入云，林场同志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橡树，易生长。由于大片坡地上已经无处可栽，只有山体斜坡处尚有斑斑点点尚待补种，在这些地方植树，难度非常之大。必须在腰上拴上绳索下去挖坑，一般人还一时适应不了，我们几个稍灵巧一些的自然是自告奋勇，其他人就负责传送树苗和浇水。整整一上午，两大片斜坡地带全都被我们搞定了，看到我们的战果，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谁又会想到这些北京的大学生，竟会跑到贵州一个偏远林场去植树造林？退休的第二年，我们全家去贵州全境旅游，途经毛力山地区，看到原本荒芜的山头全被茂密的树林覆盖，几乎看不到任何袒露的秃山和乱石岗。一丝宽慰的心绪涌上心头，这里面大概就有我们当年栽下的树吧。

学习解放军，体验一下夜行军，作一次苦和累的实际演练，是我们计划内的安排。夜行军路线是从毛力山林场到贵阳，全程150多里。时间定在晚上10点出发。晚饭吃得较早，好让大家小睡一会儿。但毕竟压抑不住初次尝试的兴奋，不到晚10点，大家都已准备停当。吃过热腾腾的面条。我们就告别了林场，踏上夜行军的征程。贵州山区的夜间并不感到特别寒冷，伊始，亢奋、高歌、全无睡意；渐渐，都默不作声了，只顾埋头走路，只能听见刷刷的脚步声。一路没有灯光，周围漆黑一片，静得瘆人。借助淡淡的月光和微弱的马灯光，也只能朦胧看到对方。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片硕大的黑色物体隐隐约约，就悬在我们面前，而且越来越近，顿感透不过气来，走到近处才看清原来是一座独立山体的黑影，心才陡然放了下来。由于是沿着国道而行，间或也有夜行货车从身边经过。约莫深夜2点多钟，又遇上了一组车队，一位好心的司机停下车，要搭乘我们直接去贵阳，被我们委婉地谢绝了。夜深，几个从未熬过夜的队友走着走着竟去了爪哇岛，但腿还在队列中像模像样地走着呢，后来说起，大家都大笑不已。让大家放心的是，我们的副队长陈浩峥总是走在队伍最后，又怎么会丢下一个同学呢。天亮了，大家都乏了，找到一处地方打尖，一夜的疲惫都挂在了脸上。但稍事休息后，又急着赶路，否则，晚上就到不了贵阳了。此时的队伍已不成形，哩哩啦啦，首尾相距几里开外了。这一路，大家忍受饥渴，约莫下午三四点钟才发现了一家小饭店。一饭一菜，一角五分钱。如果饭量大，还可以吃议价，需额外再加一角钱，一两粮票，饭管够吃。经过一天的奔走，我们几个壮小伙早已饥肠辘辘，都点了议价，饱餐了一顿。我们的食量竟让店老板吃惊得目瞪口呆。由于吃饭时地松懈，加上吃得过饱，饭后继续行军，已经迈不动双腿，几乎是一步一步机械式地向前挪动，好在贵阳就近在咫尺。终于望见贵阳了。贵阳，你好呀！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全都通过了一天一夜苦与累的考验，我们都是最棒的！

长征队队员在贵阳集体合影

又一天的行程，是要穿越云雾山。贵州的云雾山，果然名符其实。每年12月份，是山顶雾气高峰季节，明明晴朗的好天气，可一过中午1点，山顶上就开始布雾了，过了2点，山顶上就寸步难行，我们将信将疑地上了山。由于山上高寒，这个时节极少有人从此经过。平日里从山脚仰望山顶，都是云雾缭绕，难得见其真容。爬到山顶，已过中午时分。我们身处其中，却是别样景象，树木如同清洗过似的，娇绿可爱，而地面上群花异草，含苞怒放，新鲜异常。放眼眺望，群山一览无余，阳光明媚，好一座云雾山！我们一行人尽情欣赏山顶风光，指指点点。刚想说传言有讹，就只见几缕如轻烟般的薄雾忽悠飘至，顷刻增多，天空也骤然暗淡下来。这缕缕白烟轻拂地飘来飘去，俄顷，就白茫茫一片，马上，远方的景致就看不见了，瞬间，眼前的树木、同伴的面孔也都看不见了，惊愕地伸出手去，自己的手掌也看不见了。真是奇妙无比。最后一切都被黑暗所笼罩了，我们的步伐也停顿下来，没有了脚步声，几乎是死一般的寂静。幸亏我们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我们点上了小马灯，大家都紧抓住事先准备好的绳索，我在前面一步一步小心试探地往前走，大家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后面。突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我头顶掠过，紧接着就听到通的一声，砸在地上，大家都有些慌乱，但很快就听到了几声咕咕叫声。是野鸡！没错，正是一只野鸡。我潜意识地伸手去摸，哪里摸索得到它，马上想到，我绳子后面还牵着十几口子人呢，想想我自己都笑出声来。幸好徐国昱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约莫半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摸爬回到半山腰，雾气陡然消失，还是原来晴朗的天。

在长征队中，大家都享受着充分的平等，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记得在都匀时，随我队长征的常正元在离开都匀前夕突然发病，口吐白沫，牙关紧锁，不省人事。我们急忙将他送到医院救治。尽管他很快就苏醒过来，但仍须留院观察。在讨论是否继续带他前行，在队员之间产生了分歧。其实，大家从心眼里都十分喜欢他，质朴、坚毅，途中经常是光着脚板走路，往往是到驻地后才把鞋换上。在队里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为队里的事忙前跑后，且办事干练。和他分手，都有些不舍。少数几人主张不能将他丢下，理由是我们不能在战友有难时弃之而去。但大多数人考虑到我们马上就要进山的实情，远离城镇，一旦有意外险情，那真是哭天不灵、叫地不应。主张劝他留下，这是对他最大的爱护。为了慎重处理此事，我们又专程去医院问过大夫，主治大夫道出实情，他有一种先天性疾病，很有点像我们说的羊角风，随时可能发作，且忌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尤其是我们今后很长时间将要在苗寨穿行，缺医少药，一旦发病而得不到及时救助，极易发生意外。大夫承诺让他安全回家。权衡利弊，少数人最终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当我把队里决定转告他时，他大哭不已，我嘱咐他一定要听大夫的劝阻，并相约今后在北京相见。之后，我与他就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我参加工作后，每逢到四川出差，我都会从重庆坐轮船下来，趁着客轮在万县过夜的机会，带些小礼品上岸去看他。然后他又陪我回到船上聊天或下棋，直到第二天轮船起航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前年女儿陪我去神农架旅游，我还特意选在万县转车，常正元也是由儿子陪着过来相见的，都已过了花甲之年，相视都已老矣，然而我们结下的这种友谊持续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

都匀赴大登高行军途中

一段往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从都匀东行约十里，爬上大登高、二登高后，我们就完全进入了苗族生活地域。一天，我们在某山寨中午打尖过后，要向最终宿营山寨赶路。大家饭后稍作休息，而徐国昱正在打听详细行走路线，苗寨间的小道，曲折难辨，不打听清楚，极易走错。正巧一个当地干部走过来说：“不用记了，我正好有事要到那个寨子去，可一道走。”就这样，我们结伴而行。由于有人带路，行走起来也感到格外轻松。约莫走出了三个多小时，在走过一个岔路口后，同行的人突然停下脚步对我们说，前面这条路再没有岔路了，沿着小路一直往前走，只需一个小时就到了。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怕我们途中走失，特意专程送我们的。他由此返回，大概也要到晚上七八点钟了，山寨人的淳朴让我们内心震撼。事过二十年，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惊人地重遇了这一幕。那是一个大雨天，我和朋友骑车在一个社区里找一处地址，往返奔走，苦苦找寻未果。大概是看出我们找不到路的窘迫样子，一位日本妇女走了过来，问我们是想到那里去，我们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只见她略有迟疑，随即答道：“啊，我正好就是要到那里去的，你们跟我走吧。”这段路程，骑车大概就是七八分钟，而在雨天里步行，整整走了半个多小时，当把我们送到后，她回转身向来时的方向走去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啊，这就是自古以来人世间的最朴素的美德。助人而不让你心存感激。而在那个年代，我们是在深山老林里才遇到的，没想到这一美德竟在异邦得到了呼应。

途中涉水爬山情景

你有过被夹道欢迎的经历和感受吗？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我们有的！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各个苗寨中穿行，苗族人民的那种和谐、恬静、淳朴、善良，至今仍令我难忘。一路上，我们未见到过任何争斗，与喧嚣的北京有一种隔世的感觉。沿途所受到的热烈欢迎、盛情款待一直令我们激动不已。我们睡过苗寨的客房，那是用圆木和木板搭建起来的高架木屋，需登上七八阶木梯才能上去，走在地板上，会咯吱咯吱作响，房间都是用木板做的隔断，新奇的是无窗，但可透过板墙与屋顶之间的间隙看到外面的星空，空气新鲜极了。一次路过一个小山寨，几个女同胞被村民接走，剩下我们这些爷们则享受到一次集体睡茅草席的特殊款待。主人在屋里铺满了新稻草，足足有二尺高。合身躺上去，那叫一个松软。整个身子都陷在里面，鼻子闻到的是一股清香，真是舒坦极了。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当属我们到摆忙。远远望去，一座用花束和彩旗搭建的寨门就在前面。正心念到已到目的地时，忽听一声“到了！”就只见拐弯处人头攒动，顿时涌出百十个人来，锣鼓声、鞭炮声陡然响起。他们抢过我们的所有负重，簇拥着我们，把我们接进一座宽敞的大屋里，并把我们按在条凳上。我们正有些惊愕，只见数位苗装妇女端着热气腾腾的木盆，径直送到我们每个人脚下。说话间，就要帮我们脱下鞋袜，真是羞死个人。好说歹说，总算是由我们自己脱去鞋袜。一边泡着辛苦了一天的双脚，一边品尝着村民们为我们沏好的茗茶，而热腾腾的晚饭早就备好在一旁了。我们像是外出很久才回到家中的儿女，莫名的幸福油然而生。《桃花源记》中所说的“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就是这个情形吧！

当地村民迎接长征队的场面

都柳江在逶迤的群山中穿行。山腰上的小路完全是被过往行走的乡民用脚板踩踏出来的，完全是原生态。一路上各种滴岩、大小瀑布随处可见。放眼望去，两岸山上全被绿树覆盖，“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好似柳宗元专为此景所写一般。偶尔也能看到放伐树木的滚道，山上伐下的木材可沿着山坡滚下，直冲江中，而山体坡面被豁开一道深深的口子，碎石裸露，破烂不堪。虽说也赞叹人类的智慧，但也感受到这是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这种原始伐木方式现在大概已经完全弃用了吧。经常会遇到因山势陡峭，无法前行，需要换到另一侧山腰上行走的时候，下到江边，自然会有一条小船静候在那里，船的两头都用绳索分别固定在两岸，你上得船去，不用划船，只需不断拽动那边的绳索，就自然把自己送到了对岸。后来我们在行走中也慢慢地长了见识，只要看到对岸山腰上出现了一道隐隐的暗线，那是山腰上的小路的辨识标志，就知道我们又要过江了。我们还曾在江边处，切身体验了一把野炊的情趣。苗族人喜欢依山傍水而居，秀美山川养育着一代又一代苗族族群。苗寨大多坐落在高山深处和水源端头，这也是他们为躲避战乱和汉人欺负所致，而几代人养成的生活居住习惯已经使他们离不开大山了。原以为苗族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他们的族群分得很细。尽管统称苗族，但在语言、服饰等方面仍有很大差别。其称谓也因他们的特点而有所不同，根据服饰颜色的特点，有黑苗、白苗，花苗之称；而根据居住的特点，也有叫山苗、水苗的。这些称谓，是旁人用于区分他们，还是他们自己就认可这一称谓？我想，大概还是前者居多吧。

从江县，是我在上小学读《少年文艺》时就知道的一个地名。那里有一位名人，他就是当年随军进山的吴兴春——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据说他当年进山，为了与苗族人交朋友，竟然吃了老鼠肉而名噪全国。我非常佩服他，所以记忆犹深。既然到了这里怎么能错过不见呢？我们到了县接待站，被安排在县农林局宿舍住下。我马上与接待站的同志联系，邀请吴兴春为我们作一场报告。还有同时到达从江县的几支串连队，听说后，也要求参加。报告会是在县里一个大礼堂召开的。吴兴春本人那时是县武装部部长，尚未受到“文革”的冲击。当年山里匪患猖獗，他为了做山上苗族人的工作，只身一人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加上苗人对汉人的仇视和猜疑，根本就搭不上话，吴兴春只有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他们的朋友。白天，吴兴春到地里帮他们干活，晚上，自己就栖身在一个临时小窝棚里，饿了、渴了就吃几口自己带的干粮、在小溪边喝口溪水。后来干粮吃没了，吴兴春只好偷偷去挖几个番薯充饥。他的行动终于感化了那家苗人。终于进了他们的家门，也能与他们在一起吃饭了。渐渐地能进行简单交流了。

吴兴春报告会现场

终于有一天，这家主人拿出存放已久的腌肉款待吴。这种腌肉是把当地田鼠剥皮后腌制而成的。苗族人不会将它轻易给别人，只有当他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时才会拿出来请你吃。这有点像汉人的歃血为盟、喝磕头酒的仪式。就这样，吴兴春终于成为了苗人的朋友，苗人也终于肯走下山来了。多么好的干部，而这样的好干部现在又在哪里能够找到？

从江县往东不远，就是广西的地界了。俗话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杨朔山水甲桂林。至今我已说不清我们当年去往桂林道路的具体方位，但我敢说，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桂林景象是最美的。走出大山后，一种新的地貌展现在我们面前。远处眺望群山环绕的桂林让我心醉。巍峨的大山已经在我们身后渐行渐远，而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平坦舒展的大地。不远处的群山完全换了一副姿态，它不再是连绵起伏、层峦叠嶂、雄伟高昂，而是平地拔起，就像是在平地上一字排开、堆积起来的奇妙积木组合。在初升的阳光照射下，笼罩着金黄色的光辉，熠熠闪光。真想在此留下一影，可惜我们携带的胶卷有限，相机已断粮多日了，只能深感遗憾。进入桂林，我们住进了广西师范学院，再度回到城市。

步行长征胜利结束在芦笛岩留念

四十多天的风餐露宿，我们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主动走近了人民大众，我们不但滚了一身泥巴，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如何处人、如何待事，受益良多。而女同胞们则是更多了一份意外的战利品，晨起整理被褥时，惊现许多灰色蠢蠢蠕动的小虫，顿时紧张害怕得不知所措。长途跋涉留宿多地，真不知是在何时、何处招引来这些不速之客。猜想可能是南方的虱子。终于壮着胆子用碎纸或小棍一条条捕捉它们，包好火葬。而侥幸藏匿在头发里的虱崽们就只能是“留待后期处理”了。响应中央关于结束革命大串连的指示精神，我们决定终止我们的长征，登上了返京的火车。我们告别了秀美的山川和质朴的人民，带着人生的启迪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踏上了人生道路新的航程。

回校后，我们这些队员更是多了一份亲近。经常在一起聚会，畅谈理想；或结伴出游，享受人生，俨如兄弟姐妹一般。记得“文革”后期，学校开始追缴外地借粮、借款的清查工作。在那个年代，不少人使用假名借钱、借粮，什么张造反、李革命之类的，到头都是查无此人，不了了之，而我们却坚持了做人的原则。长征途中，是由我全权代表队友们在外统一借贷。看到我名下的众多借据，几乎被军宣队误认为是一只大老虎。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待我讲清事情原委，并指出其中还有一笔尚未到账，果然没出三天，这个借据也如期到来了，从而也取得了军宣队的信任，不仅免去对我的猜疑，还为我顺利还款提供了相应的帮助。我按每个人所借收取还款时，大家都积极配合，无人赖账。有困难的也向我提出了说明。特别要感激的是徐国昱，他当时已经分配到四川，听说后立马寄来了五十元钱、五十斤粮票，后又补寄上五十斤粮票，以帮助不够的队友还上。除了个别困难同学外，还有一些前期在队的队友和常正元、胡茂林等人的借款无法还上，总计差了近一百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生两个月的工资，我只好向亲人求助。我姐姐得知后，非常理解，并立即给我寄来了一百元钱，总算把长征路途中的借款全部还清。我的心也总算安定下来了。账目清楚，也成了我参加工作后的一个良好习惯，无论是我主持项目的课题经费、做室主任时的室内用费，以及我担任学会秘书长时的整体收入和支出都清清楚楚，没留下一件憾事。也可以说是得益于步行串连时的正能量的传递。

时间流逝，弹指一挥间。虽然说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我们的思想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但我们毕竟是避开了喧闹的城市，进入了社会的另一角，探索并实践着如何与人接触，如何与人为善，如何做人的真谛。体会到基层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淳朴，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这一段经历，我们受益多多，也为我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厚重的基础。这是我们走上社会前的一个先期实践。而在这次实践过程中，我们享受到温馨，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睦。而这支团队之所以能自始至终走下来，不离不弃，也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结果。我真的很怀念他们。

我的队友们，还记得你们当年的年轻队长吗？你们现在都在哪里？好想与你们再聚在一起，共同品味和回忆当年的快乐，分享后五十年来的精彩人生。

刘诗章，研究员。

1970年毕业分配到吉林省长春市重工业研究所；1985年调到吉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1987年至1989年，公派赴日本留学进修；1993年调至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10研究所。

在“七五”至“十一五”期间，作为第一主持人，先后完成省、部委和国家多项重点软科学研究项目。获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三等奖各一项；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一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省科技情报成果二、三等奖各一项；发明专利两项。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编著、主编书籍多部。曾担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第一届秘书长、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情报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被中国科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注册咨询师、中国密码学会高级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