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为学校老师同学做的几件事

6551班　周鸿顺

1965年我从三十一中学考入北京工业大学五系（计算数学系），分配到6551班，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大学生活。

北工大成立于1960年，为市属院校，在我入学这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生。而新设立的五系只有数学、物理两个班，共60人。五系虽小，但却配备了一支精干的教学管理团队。记得开学那天，系总支部书记李兴之、系主任蔡少甫、系办公室的孙会新老师等一起欢迎我们这些新生入学报到，他们热情地安排大家的食宿，让我们感到就像在家一样，温馨、随意。

当年校园的面积不大，设施也比较简陋，但教学的环境还不错，既有宽敞明亮的教室，也有可从事各种体育活动的大操场，更可喜的是还有一个在当时属一流的游泳池，这无疑让我们这些刚从中学迈进高等学府的大学新生为之振奋。听到学校未来发展方向和远景蓝图介绍，特别是要把北工大建成像莫斯科大学一样美丽的综合性大学，我们都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我们班是一个团结、欢快的集体，有17名男生、13名女生，分别来自市内各个中学。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生活经历，使相互之间在性格、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班长张成喜和团支部书纪陈诤（全系唯一的学生党员），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一个机灵有主见，一个老成稳重，两人在中学就当过班干部，工作能力和经验都很强，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班上来自农村的同学，操着一口浓重的郊区口音使我感到很新奇。每当班里开会或是相互交流时，都增加了欢乐的气氛。他们把纯朴、憨厚、务实的性格带进了这个集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成为长达五十年的挚友。班里大多数同学出生在普通的城市家庭。王为的父亲是一个职员，在他入学的那个暑假，去水库游泳遭遇不幸，他带着悲伤来到6551班，同学们同情他，关怀他。他有着大大的像列宁一样的脑门，聪明好学，喜爱读书，像《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段落都能够完整地背下来，他喜欢诸葛亮，崇拜诸葛亮。有时，他会突然半夜哭醒，说梦见诸葛亮去世了。他的多愁善感的性格，专注、执着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何芳、蒋代梅均来自师大女附中，但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个胖乎乎的，总是乐哈哈，像个佛爷；一个不善言笑，总是在思考问题的样子。蒋代梅是学习委员，她的父亲是著名画家蒋兆和，可你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中，根本看不出来她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她们两个人的学习都非常勤奋、优秀。姚美臣是系文艺部长，能歌善舞，但因出身、政审的限制，原本高考成绩达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却只能来到了我们班。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能够进入大学已经实属不易了。

班上的同学多才多艺，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有的爱好体育活动。王学智、杨永山还把二胡、笛子等乐器带到学校，业余时间吹拉上一曲，整个宿舍里顿时充满欢乐的气氛。班上有不少体育方面的人才：吴延佳和张泉胜是校田径队的队员，蒋代梅是校体操队的，刘凯年是校羽毛球队的。记得当时北工大有一批华侨学生，羽毛球队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在他们的带动下，每个同学在下午业余时间都活跃在大操场上，或打球，或跑步，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团结、欢快的6551班同学

大学第一学期的生活是紧张、愉快的，这也是五年里能够坐在教室里踏踏实实认真听课，读书的唯一一个学期。6551基础课设置偏重理科数学，分别设有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两门课程。主要的授课老师都是从北航抽调过来的，年青又富有朝气。他们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做到授课思路清晰，板书整齐，分析深入浅出。老师诲人不倦的教学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我们给每个老师都起了昵称，亲切地称数学分析邱玉甫老师为老夫子；称高等代数林公予老师为林公子。亲密的师生关系也增强了大家的学习兴趣，降低了学习的压力。那时我们每天上午有五节课，每堂课老师都要讲几十页的教材，下午和晚上各有两个小时的自习时间。一开始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学得有些累。从高中到大学，学习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有限静止的数据变为无限、动态的数据，从直观的思维转变到抽象思维方式。因此，我们要尽快转变学习方法，以适应大学的生活。

6551班总体素质不错，学习能力较强。同学都能很快地适应。最突出的当属姚美臣了，她的业余时间社会活动较多，记得那年系里同学要参加国庆天安门活动，每天课后她都组织大家排练集体舞，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学习。她有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不但学习成绩特别优秀，而且学起来轻松自如。班上的同学学习好的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为了让大家共同进步，班上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互帮互学活动。同学们团结友爱，努力争当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大学生，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那时的6551班真是一个团结、欢快、值得怀念的班集体。

1966年5月底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人始料不及，它彻底打乱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根据安排，1966年寒假一过，我们就去了怀柔山区半工半读，参加学校的三线建设。5月29日接到通知，被紧急招回学校，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准备。一进校门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让我们目瞪口呆，十分惊讶。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学校党委，罗列种种罪状说他们是修正主义的黑党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看到这些，我们十分地迷茫。几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支持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极左思潮在迅速地蔓延。昔日的学校领导、老教授都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被游街示众、批斗，受到了非人折磨。学校里是一片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早已终止，荡然无存。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每个人都卷了进去，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理解不理解，谁也逃脱不了。回校不久班上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年轻的辅导员徐万成，题目是“招摇撞骗，撞骗全城”。大字报让系里的老师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格外的小心谨慎，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灾难。班上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红五类”同学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积极参加社会上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个别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红卫兵抄了家。听说何芳的先人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家在西城区绒线胡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班上的红卫兵去了后，看到满院子躺着一大片人，男男女女的全穿着清朝时的各种衣服，已经被中学红卫兵打倒在地，地上还有一个装满绢扇、字画的大箱子，已被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一把火点燃，何芳的叔叔为了抢救这些文物全身扑在火中。姚美臣也因父亲的问题被红卫兵抄了家。抄家后，这些同学的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

谭××在学校发表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受到一些人的吹捧，校园里充满恐怖，出身不好的同学更加难逃厄运。班上有人给姚美臣贴了一张题为“瞧资产阶级狗崽子的丑陋面孔”的大字报，将她个人日记中的一些隐私描述夸大、公布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字报引起了轰动，也使她的脸面丢尽。从此她离开了学校，最后退学，而她也成为6551班在那个年代唯一留在北京的同学。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北工大“东方红公社”组织从弱到强，发展壮大。王为、蒋代梅等同学成为“东方红公社”的铁杆，他们曾为“东方红公社”所谓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进行过斗争。1967年夏，“东方红公社”夺取了学校的权力。要把刘×、谭××等人抓到学校进行批判，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王为，并由6551班负责。但当时他们俩都已经躲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他俩在什么地方。我们通过对他们和亲友之间来往信件的调查分析，确定了他俩在山东省青岛市附近。于是班里派了七个人去执行抓捕任务。我和李春茂打前站，先行一步，王为率领五个同学第二天赶到青岛。抓捕工作进行还算顺利，在确定的地点一下子就把他们抓到。正当大家高兴之余，一不注意，让他俩溜掉了。大伙只能再想办法，通过又一次行动才把他俩重新抓住，带回学校。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后由于工宣队的阻止和干预，批判活动被终止了。

1968年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和6431班的周晴松、王志勤同学在专案组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阶级斗争扩大化，让许多老师、同学莫须有地被列入到特嫌、反革命分子的行列。我系的物理老师陈纲是樊校长的爱人，其父是国民党交通部次长，她的兄弟姐妹都被列为特嫌进行调查；物理老师张志贤因为抗日时期在日本留学，参加了在日本的同学会，该会被怀疑为特务组织，他也成为特嫌受到调查；全国各地很多同学会的成员都被立案调查，有的人甚至被逼至死。而经过较长时间的审查，根本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这些老师们是被冤枉的，我们内心里非常同情他们。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几年，无休止地批判、斗争，让人感到厌倦。1969年初开始了复课闹革命，6551班的同学们重新坐下来学习了，而这离正常毕业的时间不远了。大家都想多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所以老师尽量避开理论基础和公式推导，讲一些实用知识。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怎能学到扎实的知识呢？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一号命令的指示精神，为做好备战的准备，所有在京的中央机关和高等院校都要进行疏散，迁离市区。北工大来到了怀柔县杨宋各庄公社，三系和五系都在张自口村。当年的怀柔县贫穷落后，县城里只有一条街，最高的建筑——邮政大楼也仅有两层高。我们全都住在老乡家里，当地村民对我们特别热情，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八个男生一起住在一间老乡让出的新婚房子里，明亮、干净。一进门就是一个大炕，每天我们都要趴在炕上写批判文章。工宣队结合学校和班里的问题，三天一个小专题，十天一个大专题，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同学们不是抄报纸，就是翻“毛选”，引经据典，上纲上线，就这样一篇篇慷慨激昂、华而不实的批判文章陆续被憋出来，时间也就这样一天天消磨掉。

进入11月份后，天气渐冷，为了解决过冬取暖问题，学校组织了砍柴队，要求每个班去两个人，上山砍柴。我早已厌倦了每天批判的无聊生活，和刘凯年一起积极报了名。砍柴队由三系和五系二十多人组成，并专门安排了一个大师傅给我们做饭。砍柴地点是长城脚下的沙峪北沟村。1966年初，我们曾在这里半工半读建设北工大的三线学校，生活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对这里也算熟悉。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一条清澈的溪水从上而下，绕村而过。四周山上种满了各种果树，有的还结着果实，画一样的美景对应的却是村民们贫穷落后的生活。

这次的任务单纯，就是每天上山砍柴，背回村里。从村子里来到山顶有20多里的山间小道，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每一次走过时，都使人感到有些胆战心惊。蜿蜒雄伟的长城屹立在山顶，山坡上长满了荆条。11月的山区气候非常寒冷，大师傅给我们准备的烙饼早已被冻成硬邦邦的，水壶里的水也冻成了冰，只有等到中午天暖和才能喝。我个高体瘦，第一天背起80多斤的柴火时都站不起来，硬是咬着牙坚持背。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锻炼，我也能背起120多斤重的柴火。每天走20里远的山路回到村里，身上的棉衣都要湿透。我们就躺在做饭的热炕上烘，直到衣服烘干后才回去睡觉。

三系的一个同学家是怀柔农村的，从小砍过柴，自然也就成为我们的师傅。砍柴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你越是想找柴火多的地方跑来跑去，砍得越慢，还消耗了体力。你若在一个地方少走动，看似柴火不多，一会儿就能砍一大捆。荆条一般一米多长，会砍的一把有五斤左右，五把是一朴，两朴是一捆，大约50斤。捆柴火用的是荆条，要先把它用手拧转筋，有韧劲后才捆得结实，不松散。看似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大学生还真是个考验。一天下来，胳膊红肿酸痛，全身不得劲，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在自觉地坚持着。几天下来，荆条终于可以拧转了筋，柴火也捆得既结实又漂亮。

我和刘凯年的房东是个年近五十岁的老光棍，为人淳朴、热情。家中的炕前放的是一口油光锃黑发亮的棺材。每天晚上他都要从棺材里取出山果热情地款待我俩。尽管相互之间的岁数相差不少，但他却和我们称兄道弟，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70年7月我们离开了杨宋各庄，老乡们推着小车就像当年送战士上前线一样，把我们送到了回北京的车站。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大概是当年的8月，我已经离开北京分配到山西了，但我的那位房东老大哥还背着许多山货进城，大老远地到我家里看望。如今回想起这一个多月的艰苦磨练，深感它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历练，给了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心。

1970年7月，我们回校等待毕业分配。分配方案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和任何人沟通，很快就宣布了。全班同学全部被分配到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市、县级最基层的地方。一人一个地方，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多想，方案公布的第三天，即被强行送上火车，奔向陌生的地方。

分配到山西的八个同学被分别分到六个地市，我暂时被分配到山西省忻州地区的农村，开展了为期一年多的农业学大寨、一打三反和整党运动。书信使同学们之间很快建立起新的联系。分配到河北省涞源县的张成喜第一封信就讲述了赶着毛驴到县城去买菜的奇特心情；王为分到河北省沧州盐山县教书，他信中的一句话：“这个地方太穷了，将来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让我深深地震撼。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和考验。农村宣传队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省广播电视厅1125电视转播台工作。转播台承担着为晋西北提供电视、调频广播覆盖；同时通过微波链路给内蒙古传递电视信号的重任。它建在晋西北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上，寂寞、孤独，条件异常的艰苦。由于山高气压低，不仅饭煮得夹生，就是每天用水也必须靠汽车从16公里远的山下拉来。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没有使我们屈服，当年分配去的四个大学生，坚持工作了五年，没有一个半路逃离。能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看上电视，我们苦中有乐，心甘情愿。

6551班的同学同样都经历了不同命运、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王为、何芳、蒋代梅等同学考上了北工大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王为、何芳一起去了美国进修并定居在那里；还有十多个同学通过各种努力回到了北京，分别在国家机关、学校和公司等单位，直到退休：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作出了平凡而富有成效的业绩。

1995年北工大三十五周年校庆，6551班的同学们聚会在学校，蒋代梅作为七系的老师和她的爱人吴延佳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同学们难得见面，分别多年，无比兴奋，也无限感慨。命运也真如此残酷，6551班的王为、王学智、裴萍实等三位同学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还有一位女生分配后音信全无，至今联系不上。如今这些老校友都已近七十岁高龄了，但仍乐观向上，积极地关心着母校的发展与变化，为母校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一个偶然的机会，6431班的毛祥华同学找到了我，让我把五系“老五届”的情况写个材料。本打算找掌握情况多的同学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有的同学在国外，有的一时也联系不上，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承揽下来。要想穿越五十年的历史长河，回忆往事，确实很难。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一点点回忆起来的记忆碎片，从个人的角度串连起来也不完整，有些地方也不准确。非常感谢栗培林学友的帮助，才得以将此稿完成。不妥之处，请见谅。

周鸿顺，1947年6月19日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70年8月北工大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先后在山西省广播电视系统工作，1983年任山西省忻州地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总工（副处级）职务。1991年6月调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任监测处处长，教授级高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为第一项目人。2009年任首届中国无线电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