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纪事

6361班　苗伟平

所谓“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运动的内容，在农村一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小四清”，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大四清”。运动期间中央各级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运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我校62级、63级同学1965年10月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参加了市内工业企业、房山县农村的“四清”运动。当年我们土建系63级的三个班同学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来到房山县岳各庄公社，参加了那里的农村“四清”运动。

“到明天，到明天山城解放红旗飘扬……”“红岩上红梅花儿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当年最流行的歌剧《江姐》的旋律不时从车窗里飘出。这是1965年10月6日满载着北工大6361班同学的大轿车，行驶在去往房山长沟方向的公路上。房山离北京不算太远，但在当时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从学校出发还是要走上几个小时。这是一群朝气蓬勃二十岁出头的年青人，大家在车上又说又笑，一路歌声不断，一首接着一首，大家毫无倦意。年青人的热情，像火一样在燃烧，因为大家都为能走出校门去参加这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荣幸、自豪。

我和郑燕桂、晁晓渝都站在离车门很近的地方，郑燕桂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性格活泼、开朗，并且乐于助人，非常热心为大家服务，因此她的人缘很好。记得那年班里组织要去颐和园春游，当时有自行车的人很少，她知我家经济条件不好，外出的交通费都成问题，于是主动帮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解决了我春游交通问题。

参加房山农村“四清”的同学是分两批到达的。1965年是建国十六周年，照例在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国庆群众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与很多同学一起参加了体育大军的红旗方队。因为参加体育大军，所以我们是在国庆后、第二批去的房山。先期到的同学早早地站在马路边迎候我们的来到，许多女同学表现得尤为激动，满心欢喜地迎接我们。

满载欢笑和歌声的大轿车很快抵达了我们参加“四清”五候分团的所在地，在车上的我们看到了站在马路对面的这一切，先期到达的同学欢天喜地地朝我们招手欢呼，似多年不见的亲人要相见。汽车刚一停下，只见站在车门口的郑燕桂急不可待地冲下车，从车前绕过直奔马路对面的同学跑去，根本没顾及我们车后面还有要继续前行往长沟方向运送其他同学的车辆驶来。当郑燕桂发现了这一情况后本能地伸出了双手，想推开朝他迎面扑来的张着大口要吃人的车老虎，可一切已晚矣，尽管司机马上急刹车，车的惯性还是将她撞出近十米远，重重地摔在马路上。

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她仰面朝天，双腿弓起，一动不动，手表也摔碎在一旁，我们都惊呆了，不知所措。幸好班主任刘荷老师在，迅速上去抱起她，大家围着她，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只见她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双腿伸平，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不知谁拦下了另一辆校车，连行李也来不及卸，拉着她直奔县医院，班主任老师刘荷和晁晓渝同学随车同行。晁晓渝一直紧紧抱着她，不敢动一下，大家寂静无语，脑子里一片空白。

急驶至县医院后，医生上车检查后即告知，病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我们哪里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刚才还活蹦乱跳、欢歌笑语的她，怎么一会儿就没了呢？刘荷老师和晁晓渝苦苦哀求医生无论如何也要抢救啊！医生人道地打了强心针，没任何效果。大家还不甘心，继续哭求。医生无奈，只得给她做心脏按摩，谁知刚按两下，郑燕桂的七窍顿时流出鲜血，越按越多，鲜血把晁晓渝的毛衣都染红了。无奈医生宣布抢救结束，大家在车上号啕大哭。她走了，她离开了一起入学的同班学友，一个年青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学校随后积极、妥善地处理了后事。我们全班同学心情沉痛地参加了她的下葬仪式。在掩埋棺木时，一根铁丝随土落入穴中，她爸爸跳下捡了出来，我们的心猛地随之一震，这就是父亲啊！郑燕桂是家中长女，下有两个弟弟。中年丧女，对家庭和父母是多大的打击呀！然而她的父母，一对通情达理的知识分子夫妇，没有大哭大闹地责怪学校，没有提任何苛刻要求，只选了一个价格中等的棺木下葬。之后，怕见到我们会引起她父母的痛苦，我们没有敢去看望郑燕桂的父母，想起来总觉得有些许遗憾。

一时间痛失学友的阴影笼罩在五候农村的上空，大家的心情许久不能平静下来。但生活要继续、工作要开展，我们尽量地克制自己、稳定情绪，投入到“四清”之中。

当时，“四清”工作队的成员主要由人民日报社的员工和我们学校的同学组成，另也有少部分市、县的干部参加。报社的总编辑胡绩伟是分团的负责人，领导着运动的开展，许多报社的各级领导、高级编辑、管理人员和我们一起共同战斗，使我们获益不浅。

我和我们班刘玉娟分在五候公社二龙岗村。这个村不算大，有上百户人家，所以我们工作队人不算多，共有七个人。队长是市粮食局的老贾，还有房山县的干部老宁、老傅，以及人民日报社的张敏求和卢顺义。我们按照上级的要求，与贫下中农吃、住、劳动在一起，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吃就是吃派饭，以便深入接触贫下中农，了解情况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工作队员分成几组，一般两个人为一组，每天由生产队长给每组选择一家农户，队长为每天的派饭还真是挺费心的，接待我们的农户不能是阶级成分太高的，怕沾上阶级阵线不清的嫌疑，又不能太贫困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吃不饱，哪有条件接待工作队员吃饭啊，所以很是让生产队长伤脑筋。我们每人按当时的标准，每天交一斤粮票、三角钱付给农户，当然贫下中农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的，因为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朴素的阶级感情，让我们十分感动，在吃派饭这件事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到了各家他们都是拿出自家最好东西，可在那个年月，哪里有条件啊，有那心也没那力。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只不过就是粗茶淡饭，是粮食做的就算是最好的了，因为许多时候是吃白薯秧、土豆……家里的孩子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就觉察到了，孩子都吃不上这样的饭菜，我们哪里吃得下去呀，赶紧让孩子一起吃。看到尽管已解放十几年了，广大贫下中农还是生活得很贫苦，辛辛苦苦干一天挣的工分才一毛多钱，妇女和女孩子所挣的工分就更少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吃不饱穿不暖是很习以为常的。没下乡之前我们是根本想像不到会是这样的。

刘玉娟和人民日报社的张敏求就住在一个体弱年迈的母亲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家里。两个女孩分别叫大京、二京，家里没有男劳力，所以家里很贫苦。三口人仅一床破被，家里脏得要命，我们的工作队员一点不嫌弃，住在同一个炕头上，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虱子，但没有任何怨言。先是帮她们突击清理搞卫生，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娘三个只盖一床连里面都无法分清的破被，就将自己的棉被送给她们。后来我们宣传队所编写的对口快板《送棉被》就是根据这个事迹编写的。

在初期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开展“四清”的意义。大队很配合，把历年开展各项运动的资料、社员的阶级成分，都给我们送来，供我们了解、参考，再有就是我们下去走访贫下中农，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以掌握一些情况，特别是各级干部有没有“四不清”的问题。二龙岗村较小，大家对大队干部还是很信任的，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大队长叫王金，大家一致反映很好，看来这是农村干部的主流。

为了更好地开展“四清”运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团党委决定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配合运动的开展。记得宣传队当时集中过两次，一次是运动初期，二次是来年三四月份，运动的后期。

宣传队队长是人民日报社的高级记者王永安，人员主要由我们年级的几个有点文艺特长的同学王泓、陈君琪、王瑞雪、王揆一、刘显民和报社的同志组成，记得报社的黄文智是当时最年轻的了，他是报社印刷厂的，还有两个是编辑、记者。

宣传队来到西周各庄，同那里的“四清”工作队员的留影

集中后，大家感到最大的问题是：要组成一台节目谈何容易？我们每个人发挥了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冥思苦想，结合我们各自所在大队农村实际情况，将所搜集的正反两方面素材以文艺形式很快地编成了几个节目，如以真人真事编写的快板书《送棉被》，歌颂了我们工作队员，给社员带来了党的温暖。在当时学校里，有“分分学生的命根”之说，在农村则是“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之说。因为每天辛辛苦苦干上一天，壮劳力才挣上十分，年底折合成钱才一毛多钱，女劳力及小孩也就顶多给记七八分，一天连一毛钱都挣不到，同工不同酬，这就是当时农村的现状。宣传队以在“四清”中反映出的记工分上存在猫腻：即同工不同酬、不平等及多吃多占为素材编写了相声《工分怪事》，在广大贫下中农中引起很大反响，每次到各村去演出这个节目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地处理和打击，中央又根据具体情况相继下发了“二十三条”。

我们参加“四清”时正是中央刚刚下发“二十三条”之时，“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所以，宣传好“二十三条”是我们很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不会创作歌曲，但我们能旧曲填新词，就利用原来耳熟能详的紫竹调，编出了《二十三条好》的歌曲，有效地宣传了“二十三条”。“红旗、红旗哗啦啦地飘，全国人民齐欢笑，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二十三条好，二十三条好，就是好那么就是好！”这成了我们到每村必演的节目。

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我们把搜集到的贫下中农真实故事编写成对口词，现在这种文艺形式已很少有了，也算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文艺节目吧！由王泓和陈君琪演出，她们声情并茂，我们再配上音乐，其实也就是我吹笛子、刘显民拉二胡，没想到演出后反响很好，有的人甚至现场喊起口号“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在当年文艺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能听到好听的歌曲，看到喜闻乐见的节目，就是莫大的乐趣了。记得罗家峪大队的工作队长田钟洛（他的笔名袁鹰，是资深记者，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的词作者）就亲自点名，由王泓演唱第三届全运会的主题曲，“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我们挨村挨队、不辞辛苦地去演出。圣水峪是五候公社海拔最高、路最险的村子，越往山上路越不好走，崎岖小路，但大家毫不畏惧，一路还在说笑。在去圣水峪的路上，报社的张大姐，体力不支晕过去了，我们都很着急，掐人中、让她躺下休息，很快恢复了，没有耽误为社员的演出。

第二次宣传队集中时，著名漫画家方成也来了，增加了一种宣传形式。他把我们搜集到的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以漫画的形式画成幻灯片，还做成人物会张口、会动的活动幻灯片，在全村大会、文艺演出前放映，我们给配上音乐、解说，非常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弘扬了正气，抨击了歪风邪气。

说相声的王揆一是个性格开朗、能说爱笑的才子，他和我是一个大班的学友，我在一班，他在二班，他的笔头能力很强，相声、快板、漫画解说都少不了他。大家都爱和他相处，因为他会给大家带来无尽的欢笑，把我说得前仰后合那是常事。我与他吃、住、生活在一起，每天谈天说地，聊个人身世、家庭、对运动的看法，无话不谈，结下深厚情谊，胜似手足兄弟，一天到晚非常开心。记得那年春节前，我俩在大队部广播站，在播送一个通知后，为了增添过节气氛，我们一嘀咕在广播站里两个人连演了几个小节目。他说一段快板，我笛子独奏一曲，还挺热闹。说实话真要是登台演出独奏我还没那水平，可是照着谱吹，不直接面对观众还是可以。我就吹了冯子存的《喜相逢》，两个人十分开心，给死气沉沉的农村增添了欢乐、过节气氛。

印象最深的一事。文艺宣传队里人民日报社的资深记者李硕儒，根据当地“四清”中的真人真事编写了一部三场话剧《浪子回头》，以教育广大贫下中农干部，不要忘本。大意是：一出身贫苦家庭的队干部，忘记了过去所受的苦，在当家做主、生活好了后忘了本，讲究吃穿，丧失了革命意志，通过“四清”教育了他，重新焕发了革命斗志。

王揆一给社员们说相声

宣传队在山区给社员们演出

李硕儒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他让王揆一饰演那个把好干部拉下水的反派人物，王揆一演得惟妙惟肖，不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由谁来出演这个被拉下水队干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李硕儒居然安排由我来演，我是个不善言谈，在大庭广众之下根本不会说话，更谈不上演戏的人。好说歹说也推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赶着鸭子上架排练。在排练中没少挨李导的骂，后来总算排练完，在五候的社员大会上正式演出了。

这也就成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台演话剧的经历。

当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饭，可又要常常饿着肚子工作到深夜。记得分团作出决定适当采购些方便面来，供大家食用，分团负责后勤的老倪落实了这项决定。当时一包方便面仅一毛二分钱，可对于我们这些名符其实的穷学生来说，没那么多钱来买啊，所以我们俩非常珍惜仅有的几袋方便面，在实在饿得不行时才会吃上一包，要是在夜里能吃上一袋方便面，那简直就如同现今吃上大餐一般高兴。

1966年三四月间我国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本来“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中央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必须要全部扫除。中央认为“四清”与文艺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这样，“四清”运动就逐渐偃旗息鼓，但阶级斗争的迹象并没有消除，所谓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

1966年5月我们按照市里的安排结束了在房山的“四清”，返回学校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苗伟平，高级工程师。

1963年　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建筑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1968年12月　毕业后去部队劳动锻炼；

1970年9月　分配至北京市公用局自来水公司；

1978年—2005年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工作（其间1985年至1997年在煤气公司、天然气公司各工作两年，热力工程设计公司工作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