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再教育”往事

6362班　刘金泰

1966年夏初，我们结束了半年多的农村“四清”运动，大家准备返校继续完成大三的学业，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正常学习秩序完全被打乱，怎么个“文化大革命”谁也弄不明白。运动一开始，学校停了课，写大字报批判当时的教育路线，接着开始批斗各级领导，以后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其中，一下乱了两年多。1968年暑假，我们应该毕业分配了，但整个社会秩序还没恢复，无法按常规分配工作。我们土建系63级三个专业的一百余名同学被安排到山西大同的4665部队（隶属于六十九军），名誉是到解放军大学校接受“再教育”，实际是被集体“放”到解放军部队“暂存”。当时连级干部、排长、司务长、炊事班长由现役军人担任，副排长职务以下干部由学生担任。由于我属于看问题不太偏激，在校期间没有什么“劣迹”，听话，努力学习，又是“文革”前入党的党员，大部分同学都能接受，我就被委任为二排的学生排长。

我们初到大同住在市郊的卧虎湾兵营。此兵营早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时代就是屯兵之处，以后是傅作义、董其武部，还听说苏联的部队也曾经在此驻防。

学生连是新建制连，也可以说是编外连队，享受部队战士的管理和待遇，但没有军装。好在当时处在“文革”年代，每个人都穿一身草绿衣服，在营房驻地也不太扎眼。后来上级给弄了一批军绿布（是用本白布染的）给每人做了一身“军装”，大家挺高兴。记得衣服是按单衣尺寸做的，冬天我把它罩在一个肥大的棉袄外面穿着回到北京探亲，可以想像到当时的模样。因为那时的确没有多的可替换的衣服，能穿一身在部队发的衣服也是一种荣耀吧！

我们是男女混编的连队，除了安排我们驻在最边缘的营房外，还进行了专门教育，不许在营房里随便“乱走”，好在我们本身就是接受“再教育”去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兵种的不同伙食标准也有差别，我们从属的部队是榴弹炮团，执行每月13．5元的标准，这在当时来讲不算低。但对于我们新建制的连队，一切从头来，锅碗瓢盆一切炊具都要从伙食费里出，头一两月还真紧巴，大部分是吃窝头、咸菜，后来我们离开部队时，那可是“富得流油”了，还留下一大笔“财产”，这是后话。

在部队生活是有严格限制的，习惯了周日休息的同学们最不能忍受的是长时间憋在营房里不让外出。有同学向首长反映，希望周日能批准到大同市里转一转。于是上级接受了同学们的请求，周日可以有三分之一的人以购买生活日用品的名义，请两个小时假去大同市里。记得我一次在市中心一个街边看到一座类似于北海九龙壁的精美影壁，心里好生奇怪。上中学时，课本里也曾介绍过，大同有一处世界闻名的古迹——云冈石窟。当时近在咫尺，想要去看看也是一种奢望了。

去市里，我还是愿意在市中心的一个新华书店转转，虽说书店不算大，陈列的书除了“马列”、“毛选”、样板戏外，以技术方面的书居多。我最关心的是想知道当时世界上科技方面有了哪些进步和发展。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本书上说电子电路会呈爆炸式的发展，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经过四十多年发展，可以说这一预言是实现了。中午回到营房吃午饭、休息、洗衣服，一个周日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即便这样部队还是要对我们“严加管理”，一天连里召开大会，中心议题是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日各个连必须吃饺子，以示改善生活，这点事首长洋洋洒洒讲了一上午：从抗日战争讲到解放战争，过周日吃饺子是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打仗时也不例外，战士们也不用碗筷，脱下帽子盛了饺子就走，边放枪打敌人边吃饺子。我们当然也要继承这个光荣传统了。到了周日，大家手忙脚乱地洗了脸盆，拿到炊事班去分面、分馅，其他同学擦桌子当案板，找来个玻璃瓶当擀面棍。我们虽说在家也都有包过饺子的经历，但这次是从头到尾自己干，包出的饺子大大小小，爷爷辈、孙子辈都有，有皮特厚的，也有皮薄的能看见馅的颜色的，东倒西歪一大片。当炊事班把一大锅水给烧开后，先包完的先去煮。这一煮可不要紧，都成了饺子和片汤的混合物，反正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也无怨言，等到最后一拨吃完已到中午了，谁也没有了进城的兴致。

我们这些学生从小在学校里长大，社会生活经历有限，但学习和对事物的理解是我们的强项，等到下一个周日又吃饺子，同学们不再手忙脚乱，有了上周的经验，也没商量就各司其职，加上炊事班的积极配合，很快饺子就吃好了，请假进城的同学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我们到了阳高农场后，虽然没有种菜的实践，但菜园子（王金明是园头，现已病故，以此也算对他的怀念吧）管理得非常好，长的圆白菜直径有四十多公分，自己吃不完，听说还供应香港的菜市场呢，这都给连和团的首长留下深刻印象，几次在大会上讲：“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宝贝，我带兵多年，新兵也接了一拨又一拨，能像你们这样有能力干啥像啥的真不多，不愧是大学生呀！”

1969年我国在东北珍宝岛与苏联打了一场局部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我国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包括蒙古）都加强了戒备，我们所在部队紧急调往边境地区。我们学生连以拉练的形式用一天的时间徒步从大同营房走到了阳高的部队农场。那是对我们每人体力的一种考验，足足步行一百多里，清晨6点出发天黑才到达，每个人脚上都不同程度磨出了泡子，有常识的同学，相互用酒精消了毒的针穿进水（血）泡引流。炊事班的同学顾不上自己休息，马上架锅烧水，让同学们烫一烫脚，有的女同学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磨难还犯了病，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半夜才陆续睡觉。

连队的做饭任务由各班轮流担任，一次轮到我们班做饭，吃炸酱面，炊事班长（现役军人）指挥我们炸酱，先放了些油，油热后把一瓷盆大酱放进去，拿个铁铲搅拌。炊事班长在旁边一看，要给一个连百十号人吃，显得酱太少，于是就向锅里倒进一小盆水和一小盆白面，仍不断地搅拌，等酱和锅相接的地方开始拱泡，炊事班长拿起炒勺，沾了一点酱尝了尝，接着拿炒勺了两勺盐撒到锅里，就这样几次加水、加面、加盐，眼见锅里的酱越炒越多，越炒越费劲，于是班长接过铲继续搅拌了一会儿，炸酱就算做好了。

阳高地区，尤其部队农场驻地一带，原来可能是一片沼泽，后来干枯了，但地下水比较丰富，给种水稻提供了水源。当地气候较冷，一年只产一季稻，碾出的米很好吃，但产量不太高，一般只供部队改善生活。我们参加劳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种水稻，水田的插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春末开始插秧，乍暖还寒，清晨到了地头，田埂边还可以看到细细的冰碴和白霜。秧苗是农场职工在大棚里培育的，用卡车运到地头路边，再由负责运秧的同学沿着田埂挑到田里。要说插秧的同学站在冰冷的水里一阵一阵刺心的疼，挑秧的同学也不容易，田埂又窄又滑，穿雨靴很不方便，更主要的是同学中没有几个人有雨靴的，于是我们就扒光脚在田埂上走，开始脚心拔的冰凉，不过来回走了几趟就好了，一直干到中午吃饭。饭是炊事班送来的，吃完饭，稍事休息，又开始插秧。经过中午太阳的暴晒，路面都龟裂了，田埂不再软滑了，变成有棱有角的硬土块，有些地方还翘了起来，光脚走在上面疼痛一直从脚心窜到心里。这样一直干到下午4点多，同学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一步都不想动，幸好场部派了大卡车来接我们。这是一辆军用的菲亚特卡车，没有车篷，我们都站在车上，一边沐浴迎面吹来的春风，一面透过司机楼的后窗玻璃见到车速已经到了八十迈，小碎石渣路并不平整，但站在车上稳稳的不由地想这车可真棒。我国人民什么时候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好了，要是老“文化革命”“武化革命”的可就永远有不了这一天，这只是一闪的想法。

一天地里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老者，手里拿了一个拐杖一样的木棍，后面跟了个年轻的士兵，来到我们的田头说：“同学们，你们这秧插得可不算太齐，我来给你们量一量这行距。”说着便蹲下来，用他那木棍量起来，原来木棍长度整一米，上有刻度，还说：“这行距一定掌握好，太宽了浪费土地，太窄水稻挤在一起长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原来此人是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国民党时期的军阀。出于好奇，三十多年后我在网络上查看了一下，才算对这个人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原来他也是穷苦人出身，跟着当私塾先生的舅舅学习文化，十几岁为了还债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从青少年立志报效祖国，步行八天走了八百里地，从七千人中以四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军校，从排长一步一步成为上将司令，在绥远成为首先打败日本鬼子的部队。他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追随傅作义起义成为解放军的一员，曾被毛泽东称为绥远模式。当时到我们稻田视察时刚刚被免去军长职务，而我们全然不知。

几天来的插秧劳动实在是辛苦，我好像隐约听我父亲所在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一新的种稻技术，好像是把稻草拧成绳子，把稻种粘在绳上再把绳埋在田里，这样大部分劳动都可以在室内完成，还不受外界气象条件的影响，埋绳时又可以拉得笔直，劳动量会减少许多。但经过询问，了解到水稻这种作物必须要通过移秧、插秧破坏原来的根系，重新扎根、分蘖，才能多结果穗，多产粮食，我的想法也只能作罢了。

在部队接受“再教育”期间，也是青春萌动的年龄，虽说来部队后有明确规定，锻炼期间不许搞对象谈恋爱，但一些情投意合的同学早已暗中交好，分在同一个连队的，时常能见面，不在一个连队，见一次就难了，只有利用全团（或师）开大会时，碰巧了可见上一面。记得一次大开会，我们连与三系的一个连紧挨着，我们连的一位李姓女同学与相邻连队的一位男同学是公开的恋人关系。开会时他们所坐的位置，前后差个三四排，那时所处环境交谈是不可能的。我坐的位置，正好处在他们俩的中间，这也许是天作之合，我当时虽没有搞对象，但暗恋的思念之痛还是有的。我们班的那位同学手里拿了一个纸条渴望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我迅速接过字条，转过来欠了一下身递到了那位男同学的手里。这时就听到台上的首长讲道：“今天召开这样严肃的批判大会，还有同学不很好地听讲，在那里传字条，可要注意了。”虽说为此事我在大会上挨了批评，但我全然没有拿它当回事。

说起在部队挨批评还有一件事。当时人民卫生出版社出了一本《农村医生手册》，是一本“文革”期间出版的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的书籍，虽说书名冠以“农村”的头衔，实际是一本普及版的医生大百科全书，许多同学都买了，我也买了一本随时翻看。有一次开全连大会，指导员说：“我们同学思想很不健康，拿了一本医学的书看，你看那里面有多少肮脏的东西，你感兴趣的恐怕不是医学而是别的吧！”我的书平时经常放在大通铺上，并不隐瞒，也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书前面五六页都是毛主席语录。指导员没有点名，可能是给我留了个面子。当我又仔细翻了翻这本书，终于有点明白指导员批的是什么了。原来书中有两节讲的是人的生殖器官，并配了几副插图，从此我的书就收了起来，但后来这本书一直跟了我好多好多年，就如同身边的医生一样，一有个头痛脑热的就拿出来翻翻。后来也出版了许多类似的书，但没有一本比它更实用。

文艺宣传活动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得到连队特别重视，所以，文艺演出队也就应运而生。要演出就需要各种道具，尤其是演出用的枪。我从小就喜欢用纸板木块作枪玩，至今手上还留有为了做枪被刀刺破的伤疤。后来上中学开始迷上制作航空模型，不再做玩具枪，木工技艺有很大的提高。能为文艺宣传队做演出道具可有了发挥我特长的机会。经过请示我们借来了部队用的真家伙，和梁同学测量好各个细部尺寸，用木头认真做了几支仿真枪道具，上颜色刷上清漆，在舞台上拿着表演还真难分真假。

文艺宣传队、幻灯队等的演出是属于“阳春白雪”；还有“下里巴人”，就是人人可以参与的做泡沫画了。因为这也是宣传“文化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形式，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泡沫画当时很流行，简单易学，材料易得，作品完成后挂在墙上效果也不错。先找一些薄的包装用的大块聚乙烯泡沫塑料，再选一幅宣传画（水平高自己画也行）用白纸蒙上，沿画面上的轮廓用铅笔描下来，用浆糊把描好的白纸裱在泡沫塑料上，待干后用剪刀沿铅笔线剪开，用水洗掉浆糊和白纸，再用水彩根据原来画稿，染（实际是用手揉）上颜色，一块一块拼粘在底板上，做好边框就成为一幅很不错的作品了。

由于我有一点绘画的功底，也成了这方面的制作骨干，有一天吃完晚饭我正忙着完成做了一半的泡沫画。这是一幅较大的作品，中心是毛主席的头像，上面是仿毛体的题词“祖国山河一片红”，下面是二十九面迎风招展的红旗，这是我根据当时很流行的为庆祝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面成立了革委会创作的宣传画临摹的。突然连里的所有领导，正副指导员、正副连长、我们的排长、司务长都来到我住的营房，看样子非常紧张。他们在我身后看了一下快要完成的泡沫画，又从两个侧面反复看了看。我当时以为他们是不是来挑选参加什么展览的作品。黄指导员问我：“这画是你自己画的？”我说：“不完全是，是根据一张出版社出版的水粉画改成了泡沫画。”指导员又说：“你那张宣传画还有吗？”我说：“有。”于是我从下面拿出了那张画，我们排长接过去铺在炕上，他们又反复与我正做的这幅泡沫画作了一番对比：我的画颜色比较单调（这是泡沫画本身决定的），但柔和质感强，有绒的感觉，俩画的内容、结构，大体轮廓相差不多。于是他们相互看了看，小声说了几句就走了。后来为了此事我问了一次排长，他说当时有人怀疑我在制作反动宣传画，用二十九个扎枪刺向毛主席（旗杆头有尖头和樱子），那天拿出了原画，画中的旗杆就是指向毛主席的，幸好当时的连队领导也比较实事求是，没有急于要在连里抓出个“反革命”，就这样我躲过了一劫。

事情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我也不知始作俑者是谁，不过那时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社会上政治大潮袭来时人人自危，尤其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动荡，生怕戴上抵制革命的帽子，更想在潮流中表现一下自己，这就难免想错问题说错话，但你的一个错误，就可能毁掉别人的一生，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

那时，虽说在部队农场要认真接受“再教育”，但一有机会还是想干点实事。营房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眼自流井，8寸的井管，昼夜不停地向外涌水，我们的用水是同学们从自流井挑或用水车拉到伙房。我们营房边有一条从自流井过来的明渠，只是因为隔了一条土路，水没有引到渠里，渠是干的。在路的旁边扔着两根直径200至300毫米的铁管，我猜想我们的“前人”曾想过把水引到渠里，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弄成。我想只要把两根铁管连在一起埋在路下，利用倒虹吸的原理就可以把水引到渠里了，也不影响过路。说干就干，利用周日，我邀了两同学在伙房找了一根拴车用的大绳和一根扁担，先把两根铁管对正，把绳子拴在扁担的一头，绳子从铁管下面掏过来，再拴在扁担上拉紧绳子，这样就成了一个特大号的管钳子。我们搬动扁担的一头，两根铁管顺利地接在一起，那水就沿着水渠流到我们营房边上了。我们又利用两个星期天挖了一个4米见方的大坑当储水池。开始流过来的水都是浑的，不清澈，一周后水质仍没好转，显然水池的水不适宜饮用。但我们不死心，又想搞一个过滤池，将水进行过滤。当地能找到的滤料只有粉砂，于是我们用粉砂进行过滤试验，效果不明显。此项工作不是连里下达的任务，到此作罢。不过后来每到傍晚，有的同学会在那个水池边看晚霞，洗洗东西刷刷鞋，当地夏秋季节，晚（朝）霞是非常美丽的。

除了这次引水“工程”，我还干了一件劳而无功的事。制作完演出道具，有了基本的木工工具，还剩了一些木料，就想给伙房添点家具。听到新闻里说有的部队搞革新，制作了淘米机，减轻了做饭的劳动强度，很受欢迎。我也想做一个，根据报道中描述的原理，先钉了一个1米长40公分宽的木槽，在里面钉了十几道小坎，又在两帮上设置了左右弯曲的流道，淘米机就大功告成了。把米放在大盆里放上水，像洗衣服的搓板一样，把淘米机斜放在盆边上，反复把米和水的混合物倒到木槽里，当盆里的米都倒腾了一遍，再把木槽拿起来一看，在一些小木坎里还真的留了几粒砂子，淘米机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米里砂子不多，淘米机用起来也不省事，最终成了伙房的一件摆设。在离开部队时也和全套的炊具、驴车以及一年多来置办的杂品、演出道具、养的猪等作为连队“丰厚遗产”留给了部队。

我们所在部队是炮兵，主要是122榴弹炮，我们这些年轻人对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原来在大同时，营房的操场上摆着很多炮和坦克，有解放军站岗，根本不让无关人员接近，一进部队就有言在先，不许我们在营房随便走动，只能是远远地看一看。到了阳高农场就更没有机会摸一摸大炮了，但渴望参加一次演习，实际打一次炮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愿，也不亏在炮兵部队待了一程。

有一天连队首长宣布让我们参加一年一次的实弹打炮演习，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一早车把我们拉到炮兵阵地，阵地设在山的南面平原上，六门大炮一字排开，离山坡有六公里。半山坡上前一天用石灰粉画好了几个十米直径的圆圈，我们能看的只是影影绰绰的几个白点。炮位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弹道下方不得有村庄等，这些是演习前首长给我们讲的。我们简单地分了工，我负责拉炮栓，其他人员分工装火药、填炮弹、传递炮弹、挥旗指挥、瞄准等，其中瞄准和指挥是解放军战士，即使这样我们旁边的炮位还是出了事故。只见炮弹打出去不远就落地爆炸了，吓我们一大跳，耳朵震得嗡嗡响，半天听不见声音，赶紧检查什么问题，发现瞄准时标尺低了一百（我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前面传来消息，炮弹在警戒线里面炸的，挨着警戒线外面就有当地农民在放羊，好在人和羊都没伤着，悬着的心放下了。轮到我们打炮了，按要求我拉了炮栓，只听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一个小黑点沿着炮口指的方向飞了出去，真没想到还能看到飞行中的炮弹。瞬间山坡上冒起了一股尘烟，尘烟过后那白点也消失了。

文章中记述的是我的亲身经历，之所以记述下来是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一点素材。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在最好的年华被迫放弃了学业，放弃了报效祖国的机会，用大量时间参加了农村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后又来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反思一下我们最终受到怎样的教育，我们学习了什么？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和思考的。

刘金泰，1943年7月7日生，北京人。

1966年5月5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3年9月　考入北京工业大学6362班学习；

1969年1月　山西大同4665部队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1970年8月　北京冶金局第二扎钢厂技术员；

1979年4月　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节水技术研究室主任，北京市招投标专家库应聘专家，获国家标准编修审资格证书；

2003年8月　退休。

主要业绩：研发制造推广浴用恒温混水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发半自动气体相对密度计，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设计安装轧钢车间加热炉汽化锅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得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四项；主编国家有关用水器具的标准；主编、参编节约用水科普书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