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沙家浜兵团”

6463班　谷　岱

工大“老五届”同学都知道当时校园里活跃着的一支文艺团体——“沙家浜交响乐团”，这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作为其中成员之一的我，在已经逝去的近半个世纪以后，对“沙家浜”的回忆一直记忆犹新。

1967年四五月份，“文革”的风浪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已经没有了那激愤的场景，而运动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谁也不清楚。我们每个人该怎样做，做些什么才是“把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大家都感到迷茫。可是做一个“逍遥派”，又觉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年华。在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下，我校一批文艺爱好者想实实在在干点儿有意义的事。我校西乐队在高校中实力较强，而在八个样板戏中交响乐《沙家浜》最适合我们排练。6262班徐祖元曾用手风琴给京剧《沙家浜》做过伴奏，而他本人又是一个已经把一只脚踏进专业文艺院校的人，他已被相关音乐机构录取，只不过在招录过程中被招生体制左右而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理工科的北京工业大学。这时6141班曾祥仪也在紧锣密鼓地搜寻合唱队员，恰好得到6161班的满恒金、6262班的田婉英和6461班的孙振生等京剧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后来又找到了一系青年教师李来桐和印刷厂的小沈。这样《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刁德一和胡传魁便凑齐了。而此时校文工团管乐队也表示有同样的愿望，大家交流时便一拍即合。于是徐祖元便向熟人总政歌舞团指挥胡德松索要《沙家浜》总谱，胡指点我们到中央乐团找熟人，我们去的那天恰好碰到音乐界名人李德伦，只见他正在独自埋头刻蜡板，大概是属于不准上岗的人吧！看来这个留苏的音乐界权威正处于被监督劳动改造状态。听说我们也要排演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时，中央乐团的人非常支持。他们虽然是一批国内顶尖音乐家，可没有一点儿架子，不仅热情接待了我们，还使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总谱。整理总谱工程量可就大了，首先需把几百页的总谱逐章节阅读，认真分析，掂量掂量我们这个业余乐团演得了演不了，哪些章节要改、怎么改，这极需胆识和智慧，否则会因不能量体裁衣而半途而废，前功尽弃。这需要把难度很大的章节加以简化，使其能适合我们这些“二把刀”；然后又找一些懂五线谱的同学翻成简谱，这是多么庞大的工程啊！

交响乐的演出

对于一个业余文艺团体来讲，演出交响乐的味道，谈何容易！好在我校生源来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北京文化积淀深厚，又聚集了大批知识层次较高的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对文化生活的体验很深刻，除了家庭的熏陶和耳濡目染外，社会上各区都有少年之家和少年宫，不少人中学时已受过各种器乐和声乐的训练，这就给我们的演出打下了基础。但从个人喜欢乐器，平时奏一曲以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到参加一项集体活动，受人制约且甘心为集体服务，必须放弃其他琐事时，则个人要克服很多困难，我们这个团体必须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以后的事实证明，确有极少数仅凭个人兴趣而来的被淘汰，绝大部分人由于受到这个团体“正能量”的感召和熏染，都能把我们的演出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感触最深且受益匪浅的是：通过参加这个乐团，同学们演艺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食堂二楼东北角就是木管乐组经常“自我提高”技术的培训点儿。由于一切活动都是自愿的，所以潜能也是无穷的，一切困难自己都能克服。

当时活动经费十分紧张，就连十分便宜的低值易耗品，如松香、号油、哨片，都要自己解决，演出所需设备、设施，凡能自己想办法的，便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机械系同学自制幻灯机投影仪，自己设计图纸，到校办工厂自己加工零部件，自己组装，然后不断试映、改进，逐渐提高清晰度。六系懂美术的几位，如6162班孙士达等人自己画幻灯片，用它投射出的背景非常漂亮，演出中所有布景都是自己绘制的。乐谱架子是到木工房找来小方木制成十字架，另选一细木柱并将顶端削成斜面，与十字木钉牢，蒙上一层三合板，刷上白油漆，变成了谱架。就这样一口气制作了40个，既整齐划一也很漂亮，但它体积大，无法折叠，放在卡车上运输时就怕遇到刹车，人家金属架可以折叠堆放，向高处码垛，我们可不行，只能立放，如果保护不好会挤成一堆劈柴。但就是这样，演出了60场时仍在使用。

演出服开始是自己去找军便服代替，前几场的剧照会清楚地看到这些年轻的“退伍军人”的形象。后来我们到人大会堂大歌舞东方红剧组去借新四军服，但人家的服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服饰，军服可以代用新四军的式样，但红军是八角帽，不能代用。于是田同学组织了几个女生买布，自己剪裁，制作了桶状、圆形、平顶的新四军帽，由于买布时是拿着剧组服装去配色的，制成新四军军帽后颜色一模一样。于是，当衣服、帽子、加上绑腿穿在身上那叫一个精神！更具戏剧性的是：一位男生在打绑腿时，发现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寇家伦”三个字，咦？这不是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的道具吗？这真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起码我们的戏服已经很专业了。

但乐器可不能自己做，如何把乐器凑齐呢？原来校文工团有一批乐器，因为没有专人保管，大多数都不同程度有些毛病：黑管、长笛撒气漏风；长号拉不开栓；小号的键子随时罢工。还好，我们都是学理工的，对“整修设备”都有天然功力。车奕手里的黑管是一只老“艺华”的产品，几经修理勉强可以上场了，但毕竟不是专业工作者，买到的哨片仅是个毛坯，不是软就是硬，这就要求根据笛头的角度自己去削，一旦找到一片合适自己的，便精心保管，唯恐丢失。

小提琴好用的不多，有条件的同学只好把自己家中的宝贝带来。

但要想达到演出要求，还缺少几件最基础的乐器。和校财务几经交涉，终于得到了支持：学校给买了两只圆号、一只大管、一只黑管、两个定音鼓，最贵的要数定音鼓，在交响乐队，它号称第二指挥。当时的价格买一把小号只要20多元，而此定音鼓600多元，我们在以后的搬运中一直把它当成重点保护对象，直至最后，皮质、鼓面毫发无损。

常见到的管弦乐队的编制有双管制和三管制，规模较小的双管制乐队也需要分别配置大管、双簧管、单簧管和长号各两把才行，而当初我们没有双簧管，6341班虞芳特意把自己的弟弟连人带乐器一起请来演奏，当然人家不可能长时间陪着我们，大概仅演了一到两场就离开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们增加了一把单簧管，变成了三把单簧管，这样虽然在音色上有所缺失，但非专业人士是察觉不到的。大管也仅有一把，作为木管乐器中的“绅士”，它的音域和音色的范围使其成为管弦乐队能被灵活运用的角色，它在当时的乐队中十分显眼，除了价格昂贵外，因为它的体积比黑管大得多，且色调成红木色，油亮的质感配以金黄色的铜饰显得十分威武，尤其在其他小件乐器的衬托下独树一帜，而它的位置又居中设置，真有众星捧月之感。当然因为这支大管的音色极具特色，音色浑厚、饱满，在以后的演出中它都有上佳表现。

就这样，四种木管乐器我们就配齐了，当然从配置上讲只可算上是“准双管”配置。我们的铜管乐器相比之下就好一些，起码没有“缺项”“漏项”：小号三把、长号三把、大号一把，圆号应该四把，我们只两把，但我们的铜管毫不比其他乐队逊色，因为演奏水平都不低，尤其有6111班的李乃容，在铜管乐演奏中有支柱作用，因为他中学时是北京市少年宫西乐队的主力，算是个半专业的演奏员。由于长时间使用上唇，他的上唇肌肉更发达，厚而硬。他虽是铜管的主力，但从不张扬个性，默默无闻的工作，并乐于助人。再就是6211班的朱光裕，他的圆号也是出类拔萃的，很多人仅知道他的外号“小板”（小老板是也）而不知其真名。从形象看还真有老板风度，他为人随和，说话时准是面带微笑，语言风趣、幽默，经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但此时他自己却不笑，只是沉浸在自己成功的喜悦之中。可是他竟英年早逝，真让人惋惜。

说到弦乐，也有工大自己的特色。

提琴演奏者相对好找些，但该类人才需求数量大，要凑齐二十人，且都能上阵，那就绝非易事了。我们第一小提琴八把（应十把），第二小提琴六把（应十把），中提琴缺项，那是因为业余乐手练此乐器的太少，大量曲目以小提琴为目标乐器编写，且在专业人士中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提琴是弦乐中的“灰姑娘”，它是专业乐团为弥补中音的不足而设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看成是二等小提琴演奏者的候补，而我们则是不得已只能自动放弃“灰姑娘”。这样就牺牲了中提琴的音色特点，为弥补这一不足，我们把中提琴乐谱中的和声，分别分解到大、小提琴中，以此来兼顾中提琴音效。大提琴四把（勉强够用），倍大提琴仅一把，还是从钢铁学院借来的。弦乐也比“正规军”弱些，好在观众并不挑剔（也许有内行点评过，但我们没听见）。相反，当二十人的弦乐器演奏时，并未感到有多大缺失或孱弱（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有缺失而我们音乐外行感觉不到）。

打击乐的配置，由于有定音鼓，其震撼力和节奏感都不弱。

由于《沙家浜》是“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交响乐，中式打击乐的配置就是不可或缺的了，有时甚至“喧宾夺主”，倒是他们唱了主角。比如，序曲中合唱的引出，是在单皮的指挥下，抛开西乐队，在由大锣、小锣不断“亢才、亢才、亢才、亢才”的京剧武场戏的过场锣鼓声中实现的。《沙家浜》中，有不少唱段需要国乐伴奏，尤其“智斗”一场，但我们并未感到它与西洋乐器并存的生硬和不适，这就是人家样板戏创作者艺术手段的高超了。

乐器的排练过程中更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配合。首先个人把分谱练熟，合练时才不会被别人干扰，而各器乐演奏中的强弱、轻重、节拍的掌控更是需要无数次的磨合，这个过程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刻苦精神。尽管如此，有时仍会力不从心，比如有些段落有一二十个小结连续的1/32音符的演奏，这时需要在不同“把位”急速地瞬间频繁“换把”，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快节奏真是难为了这些理工科的业余乐手。个别小节多次演练后仍不能到位，无奈之下，由指挥简化处理了这些难度太高的段落，最后在没有失去原作品风格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初排练。从能把乐曲演奏出来，到能把作品的感情表达出来，这可是有天壤之别，不同乐团水平的高低即在此处尽显。这除了考核每个演奏员综合素质外，乐队指挥耳朵的听力和耐心程度就成了关键。6261班徐祖元和6131班王永文分别担任过乐队指挥，排练时经常有这样的提示：“你，怎么了，没吃饭哪？声太小。”“你怎么又冒泡了！”“从25小节到100小节，重来，这可是新四军要上战场啊，这么没精神。”“第一提琴，出来的不齐，要跟上首席，精神要集中。”听见了吧，要是没有这样精益求精的细抠，我们就上不了舞台。

合唱队的排练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虽然不像乐队受器材购置的制约，但我们的发声器官——嗓子没受过专业训练。平常自己高兴时吼两嗓子还过得去，各声部真要唱出“和声”来，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交响合唱听的就是“立体声”，必须有各声部的配合，要懂得一些和声知识，于是便从和弦知识学起。合唱队各声部先由识谱能力强的人领唱，然后分声部各自独立排练。当确信本声部不会在和声时被其他声部“拐走”时，再练和声，直至真正能听到立体声时，方能作罢。合唱时要把各声部的拍节、强弱掌握成熟后，再与乐队合练，这真需要认真磨练，真要有点儿韧劲儿才行。但光有认真精神还不行，咱们那个天然器官——“嗓子”有时会很不给力，有些高音再卖力气也唱不上去，无奈之下，只可再对原作品做些修改处理，即：“降调”，把Eb调调整到C调，这样经过降调后，我们就能适应这个更改后的调门了，和声也能较自然顺利地表达出来了，这优美的和声能展现音乐的表情功能！

当然有独唱角色的同学还必须另吃“小灶”，因为如何把“唱歌”变成“唱戏”有很大难度，在《沙家浜》中，这四个有独唱内容的角色是在唱戏，只不过是用交响乐来伴奏而已，这正是《沙家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戏剧改革中最精彩、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唱段。如果用西洋嗓子唱这个“智斗”，那就砸锅了。于是我们合唱队四系的教师耿其博把自己的弟弟耿其昌请来辅导，那时他的名气虽然还不算大，但已是北京京剧院的名角了，他的夫人则是中国京剧院鼎鼎大名的头牌旦角李维康。那辅导场景至今记忆犹新。他左手拿着一把折扇，有节奏地不停向右手掌心拍打，嘴里不停地讲京剧的板、眼，头也随着板、眼不停地摇晃。有时眼会闭上，作陶醉状，时不时还要讲京剧的发声和唱歌发声的区别，以及怎样把气沉入丹田。他讲怎样用嗓子是一大难题，为此还要求别人按住自己的腹部，感受怎样用气。经过这位专业演员的训练，我们的几个“角儿”终于有了一点儿阿庆嫂的“青衣”味儿、郭建光的“老生”味儿、沙奶奶的“老旦”味儿、胡传魁的“黑头”味儿了。

也许是当时食堂二楼经常有其他活动安排，不能让我们长时间占用，也许是“浜团”领导认为还未拿出点儿像样的功力，还不必和大家见面，总之我们有一部分排练是在操场的东南角的六系结构试验室中悄悄进行的。当第一次听到铜管、木管、弦乐、打击乐按总谱要求，由自己的乐队演奏出威武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序曲时，别提有多么兴奋了！四十七年过去了，当时其内心感受到的震撼至今仍留在心中。我们当时真把这个排练当作一件大事来完成，决心要把“沙家浜兵团”办好，我们都用努力提高文艺作品的感染力来擦亮工大的牌子，为北工大争光！我们都把这看成是擦亮工大牌子的具体行动。

果然，我们这个“丑媳妇”在食堂二楼见“公婆”时还真争气，几乎所有有幸看见我们排练的师生都流露出赞许的目光，以至后来只要我们排练，总会有“粉丝”带着马扎来捧场，我们则个个都成了“人来疯”，越是有人“观光”，我们便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充分展示自己的“表演才能”，声情并茂地投入排练。

工业大学有个交响乐团演奏《沙家浜》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在外演出几场后就名声大作站住了脚。下面我把自己四十七年前的日记摘录几小段展示一下，可看出当时的情况：

1967年10月25日　阴　星期三

“沙家浜兵团于12日晨启程赴房山，住在化工四厂，为当地驻军4500部队、化工四厂职工、当地农民演出三场。16号赴门头沟矿区在王平村矿演出五场，深受大家欢迎。有许多感人的场景发生，很多观众看完节目后不走，仍热烈鼓掌要求再演几个节目；还有瘫痪老人，让别人背着来看节目。矿区把我们当贵宾看待，安排照应也很周到，我们更觉得要努力、认真演出，满足劳动者对文艺的需求……

1967年9月16日

《沙家浜》演出已有三十多场，群众还是很欢迎的，有一百多个单位来邀请……

随着我们演出的熟练程度的增加，业务水平也有了提高，演唱和演奏的能力都比以前强多了，我们的“浜团”在外面也有了点儿小名气。此时正值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排练大型歌舞《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各院校抽调文艺骨干，由于北工大“浜团”的名声在外，他们看中了我们指挥徐祖元。他走后大家推举6131班王永文任指挥，他没有辜负众人期望，凭着深厚的乐理知识和灵敏的听力，更细致地磨练出了一个上了新台阶的“沙家浜”。

为了配合社会活动需要，在有专题纪念活动时，也排练紧跟形势的其他文艺节目，计有：《长征组歌》、大合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型交响合唱《毛主席诗词交响曲》，等等。

这些演出主要是为本校师生的文艺活动而准备的，它活跃了校内气氛，加强了同学之间的情谊，丰富了全校的文艺生活，起到了很好地团结大多数人、度过迷茫时光的作用。

《沙家浜》的演出

整个演出期间，演出地点既有城区也有郊区；演出对象既有普通的工人、农民，也有大专院校师生、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部队的军人，甚至到市委、党校为党的工作者演出；到人民体育馆和工人体育馆等大型场地演出；到新华社礼堂，为新华社职工演出；到解放军军事学院，为那里的军队领导和科研人员演出。

在所有的演出中，“浜团”的领导树正气，立新风，始终把握着政治方向，传播和普及交响乐知识，让广大群众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得到一点点欢乐；而我们大家也把不断提高自己的演艺水平看成是向观众对我们的热情的一种回报。

其中也有些小插曲，我的一篇日记写出了当时情景：

1967年10月25日　阴　星期三

……到19号去密云后，由于贫代会安排得有失误之处，于是一部分同学有牢骚，表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平时的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叫声早被满腹牢骚盖住了。在演出了一场后，在辩论是否要演出第二场时，不同的意见争论得非常激烈，最终还是正确的意见占领上风，决定还要演，这场辩论对我教育很大，要相信大多数群众，会做出正确选择。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团体的整体素质。我们绝不是松松垮垮的一盘散沙，所有的活动都是以为工农兵服务、与劳动者打成一片的宗旨而进行的。一旦有松懈情绪，是会受到指责的。下面的一件小事就很有代表性。

第二任沙奶奶在一次演唱后返回到舞台台口时，大概是感觉很成功，或是后台有人召唤，于是她在舞台口侧幕位置兴奋地来了一个春燕展翅式的小跳，但这个动作会被前排侧面的观众看到。

此事发生后遭到“浜团”领导严厉批评，被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不敬，对样板戏的亵渎。于是这位沙奶奶很真诚地表示了歉意，并做了检查，这才算完事。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所有人返台时都是带着“戏”回去的，让自己在角色的感情中逐渐淡化。

“浜团”领导当初对我们的演出作风抓得紧，这是个充满“正能量”的团体。要知道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即将面临毕业分配，也许就在明天，会根据“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和“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被“一竿子插到底”，插到一生中从未听说过的生疏之地，以至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年的九九时节，北京的亲人们总会感到有种“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怅然思念。但在今天，照样会认真地演出，以对得起我们的观众。

《沙家浜》所有演出的后勤工作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包括运送道具、布置舞台、调试灯光、布景、搭建合唱台、布设电源，等等。如果是专业文艺团体，很多事会有专门的后勤人员来完成，且在布设过程中会先遣人员事先勘查现场，并按相关操作规程，由专业技术人员具体实施，以保证演出活动的效果和安全。而我们就不同了，往往为了少给邀请单位添麻烦，便连人带设备一块儿运输。到了现场后，大家齐动手，不分彼此，一块儿忙活。开演前在舞台前后是一片“繁忙景象”，这就难免出现差错或事故。

1967年10月10日，在军事博物馆礼堂演出时就发生了意外。而恰恰就是这场演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此给我们录音（当然演出时没出差错），该礼堂场地提供的是三相电，而我们的幻灯投影机电源只适合220伏的单相电源，这就需要自己转换。当时6311班张绍祖从舞台边配电箱的一块闸上接出了三相380伏电源线，准备在分电盘上进行星角转换，当时强调了“现在有人操作，不要合闸”。可就在绍祖剥皮线，接裸线时，大概有其他人想用电而发现无电源，便擅自去合闸，此时绍祖手中正攥着两根裸线，他顿时大叫了一声，整个身体不断蜷缩弯曲。这可是380伏的电流啊！我正在附近为大家收粮票和饭票，周围很多人或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没有反应过来，茫然不知所措；或是害怕被电击，不敢上前。我在一两秒内便清楚了自己该干什么，立即抄起身边的木质马扎，一个箭步冲到人和电线之间，狠命用马扎劈去。线头顿时从他手中甩出，由于我用力过猛，而他又攥得太紧，电线顷刻把沉重的投影机拉倒，机子的前脸玻璃被摔得粉碎，灯泡也碎了，但人得救了，我和大家赶快过去安抚绍祖，他并未太惊慌，反而向我表达谢意。

事后“浜团”领导车奕表扬了我，而我自己觉得：一个理工科学生，有电器基本常识，紧急情况用合理手段向任何人施救都是应该做的，更何况绍祖一向是个默默无闻，只知无私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同学。要知道他在六十场演出中从未露过“脸”，每场都甘于背对着观众，坐在舞台后面，随时准备“换景”，但这位同学却英年早逝，仅在四十岁便离开了我们。我现在把他当时在后台的工作情景展示出来，坐在投影机旁，戴眼镜的中间的那个人就是他。在“浜团”筹备及演出期间，投影机的制作安装及其他设备的配置，他都是主创者，且以在后台搞后勤为荣。出事那天，绍祖的手心被烧破了，肯定十分痛苦，但由于其他人都不熟悉这个设备如何使用，他只好重伤不下火线，待包扎伤口后，继续坚持工作，直至那天顺利完成演出及录音工作。

像这样为把演出任务高质量地完成而无声做出贡献的人真是不少，这就是我们连演六十场，场场人头攒动，观众热情不减的原因。要不是学校要求复课闹革命，肯定还要继续演出。

后台那些默默无闻搞后勤的同学（中间为张绍祖）

我自己当时加入“浜团”的初衷主要是想躲开那无休止的、无谓的争辩，名正言顺地进入一个平和的环境，更不用担心将来一旦有“秋后算账”时刻时如何应对。但事后觉得，这段生活的意义远高于当初那一点儿应付时日的权宜之计。我们为社会，也为自己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几十年后的现在，当我问到其他当事人时，大家都感到那既是个幸福时刻，也是珍贵的回忆。

而随着对音乐理解的加深，也从仅为完成演出任务而升华到主动体验音乐之美。感受到音乐的巨大感召力，它使我们的心灵与之共舞！它能打开我们尚未被开发的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

我们排练样板戏活动本身，就是在一种思想禁锢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灵魂解脱方式。这是大家都不言明却在思维活动中感受到的收获！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默契，想到此就有一种愉悦的释怀！

从1967年6月初筹建“浜团”，1967年6月29日在总字621部队演出第一场，1968年4月13日在本校演出最后一场大型交响合唱《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到1968年4月15日应邀赴“全国电子工业会议”在校外演出最后一场《交响乐沙家浜》：我们分别在工厂、矿山、农村、机关、院校、科研院所、部队及本校演出了六十场，约有十二万人看过我们的节目。我们感到内心很充实，很有成就感。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传言，说：“‘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而我们却没有纳凉的感觉，相反，我们却感受到了反复排练的劳累；去山区、工矿演出的辛苦；六十余场各地奔波的劳顿。不在这个团体身临其境，看不见我们付出的汗水，当然更看不见我们与当地观众建立起的友谊、相互的信任及我们受到的教育，更不知道我们在生活讨论会上激烈的争论及认识水平的提高。

47年前我的日记予以证实：

1967年10月9日　星期一　晴

10月5日、6日、7日在市委连续演出三场后，我们决定下乡，下到工厂、矿山、部队，边劳动，边演出。因为校内其他同学已决定今日下乡劳动，约有二千人下乡，我们‘沙家浜’也要积极响应……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个团体没有虚度光阴，在那个动乱的、荒唐的年代，我们做了点儿实事，普及了一点儿高雅（交响）音乐知识，让那些缺少文艺生活的老百姓得到了一点儿精神慰藉，而我们自己则在还没有出校门时就开始接触了社会，看见了校外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为自己的健康成长做了很好的铺垫。

我们所有参演者对这个集体有真挚的感情。当时在那个自由度很大的岁月，没有别人苦口婆心地动员，也没有上级的指挥和安排，我们舍弃其他兴趣爱好，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无条件地投入到排练、演出中。其中有很多的感人场景：经常有人是带着病来参演的。有些岗位很敏感，少了一人对整个演出会带来极大缺憾，对乐队来讲真可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时会“一个萝卜两个坑”，放下这件，拿起那件，忙得不亦乐乎。因为乐队本来就是“准”双管制，人员极度精简，少一件乐器，马上听起来就不顺耳了，有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像虞芳的长笛：“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这段演奏，如果没了这段优雅、清丽的序曲，那郭建光就无法上场了；没有这段对景物的抒情地描绘，郭建光怎么往台上蹦呢？！这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虞芳一场不能少。事实上，她真的一场没缺。这次我写回忆，非常希望她能提供点素材，她给我回了这样的信：

关于“沙家浜”交响乐的回忆是件美好的事，也是我们年轻时代不可磨灭的一段历史。我很想为此作贡献，但不幸的是我老了，记忆力不好了。我记忆最深的只有我那段长笛的旋律，是郭建光出场的那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还有十八棵青松的飒爽英姿。谢谢你还想着我。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她对这段旋律也是印象最深的。我们事前并未约定，但却想到了一起。遗憾的是她现在身体不太好，她多年担任一个企业负责人，十分辛苦，我不能再打扰她，愿她早日康复！

像她这样一场不缺的同学真不在少数，当初我们经常像“拉练”那样东奔西跑，有时一天演两场，有时长途奔波到矿区、农村，不管条件多么简陋，大家都热情高涨。当然这中间最“露脸”的是乐队指挥，两位指挥虽露脸机会多，但他们也是流汗最多的人，有照片为证：在当年演出剧照的黑白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第一场、第二场时，祖元背影的汗渍把两肩溻成深色，呈黑色一字形；当第四、五场时，背部的深色变宽，呈长方形，黑色范围扩至脊背；当演出到第六、七场时，从肩到裤腰已经全部变了颜色。这样，他只能露脊背，无法“露脸”。看来，乐队指挥真是个脑力、体力劳动并重的活儿，但他们时时处处和大家一样，无任何不同待遇。尤其王永文，还是个多面手，既拉大提琴，又吹长号，还兼指挥。

当然整个演出过程我们并不觉得孤单，除了每场演出都有社会上素不相识的人的热情鼓励外，我校自己的“粉丝”对我们的关爱并不亚于现在疯狂的歌迷，有照片为证。我保留了一张在非正式排练时，在食堂二楼的照片：照片背景真有时代气息，在墙面上有两条大标语：“向战斗在……”（下面内容估计是“大西南的战友致敬”）“总部的错误决定必须……”（下面的内容估计是“立即纠正”），但这不是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我要说的是：请看坐在舞台前面的、背对着我们的“沙家浜”的粉丝，他们居然紧靠着舞台的台口，一点儿“人行通道”（或是疏散通道）都不给留，这使我理解了一件过去不能解释的现象：为什么每年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在座位安排上，前排观众都紧靠台口，与舞台一点儿间距不留，且舞台上也坐着观众（这极不符合防火规范）。我现在明白了，原来音乐迷、音乐粉丝是不分国界的，这不是因为演出场次太少而无法安排这些观众，而是表达一种乐迷对演奏者的喜爱和追捧！我们工业大学的乐迷跟他们是一个级别的——要尽量往前挤，绝不后退！请注意，这张照片仅是一次便装排练，要是化妆彩排会是什么样的热烈程度呢？这些乐迷真有一种和“浜团”水乳交融之感。

再看细节，前排观众几乎全是女性，这不是想看看郭建光的风采，而是说明女性更会被音乐所感染，女性更懂音乐，她们更易于流露自己的情感，不是吗？！

食堂二楼排练现场

再看左侧台口，也像维也纳音乐会一样：观众与演奏者挤在了一起，但这里有一个人，他可不是观众，就是那个个子比较高，戴眼镜的那位，他是6143班的曾祥仪，是“浜团”的组织者，也是乐队的指挥之一，他站在那里是在考察演出效果，提出改进意见，这是我们“浜团”领导阶层的人。看，他那是多么认真呀！后来他成为大连实德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当我们在校庆四十五周年又见面时，他曾和我开玩笑：“怎么现在工大的学生都像个小孩儿一样的面孔？我们那时要成熟的多呀，真没有我们当年那种气质了。”事变境迁，他竟在不久前和我们永远地分手了。现在再来看这幅老照片时，内心真有一种酸楚之感。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老校友车奕、徐祖元、曹玉、王永文、赵国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深表谢意。

谷岱，1970年8月毕业于道桥专业。分配到内蒙古一个小县城工作，在这里没人知道修马路尚需读大学，只知道土木建筑就是盖房子，并且要设计、施工、基建管理、概预算全懂才行。好在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他把自己的技能认真、细致地传授给了我，我们每周都有两次以上的书信来往，他还专门给我抄写了一本近150页的《砖石结构计算》一书，并寄来大量的相关计算书、图纸、技术资料。在父亲的辅导下，我很快掌握了砖石结构墙体计算、基础计算，混凝土楼板、单跨梁、楼梯等构件的计算。我很幸运，在该县的第一个大型建筑——“三用礼堂”工程的设计时，又逢有高我两届的我系学兄的指点和帮助，我们对混凝土“门式钢架”的计算时，还回母校请教了我系的结构专业老师。

后来我又学会用弯矩分配法计算超静定结构，用迭代法计算混凝土框架梁及混凝土排架、混凝土伐基、杯基计算。

在1978年国家颁布新的抗震规范后，又掌握了小型砖混民用建筑及单层工业厂房的抗震计算，又在父亲指导下设计钢结构“豪式屋架”及弹性屋面板的设计。

调专区工作后，又受自治区委托，主持了全国首例18米跨钢筋混凝土“三铰拱门式钢架”倒塌事故的分析鉴定工作（当时九榀屋架同时倒塌），经现场勘查取证、复核原结构计算书、分析构件强度及危险截面位置，得出合理结论，写出鉴定意见，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

在天津参加了日商投资的年产1000万条床单的亚洲第一大床单厂的项目科研，编制了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土建部分）。

主持了建设部重点科研项目——“轻骨料浮石混凝土砌块建筑”的研制工作，对轻骨料混凝土的各项指标进行试验、研究，在国家建材总局协助下，完成了相关实验，建成砌块建筑一栋，受到自治区建委好评并推广。

主持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文化宫“抗震加固及高级装饰工程”的投标工作，并在中标后作为技术负责人主持了该工程的施工。

80年代先后调入中建装饰公司和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搞装饰设计工作和装饰工程施工工作。

90年代调入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负责本系统基建管理工作和施工图概预算的编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