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挺进纵队”的记忆

6461班　何泽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学校成立了第一支红卫兵。我成为了我们班少数几个红卫兵中的一员。

8月，有消息说北京市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要组织旗下各大专院校的部分红卫兵队伍奔赴全国各地串连。

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这无疑是一次走出去、转一转的大好机会，于是我踊跃报了名。

我当时在学校是广播站的编辑，每天接收各系宣传员送来的稿件，进行筛选和必要修改，再由站长决定交播音员播出。大概由于这一身份的缘故，我如愿以偿地被选入首都红卫兵“西南挺进纵队”的宣传组。

9月9日，“首都红卫兵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召开赴全国各地红卫兵动员大会。为此我特地准备了一台135照相机，不惜花钱买了一卷柯达黑白胶卷（记得当时一卷胶卷相当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准备拍照现场实况。

那天各校红卫兵早早就列队进入了工人体育馆。我们的座位位置不大好，位于主席台的对面，并且是在上层看台，离主席台很远，目测距离至少在五六十米开外。

开会后主持人简短讲话后宣布：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现场接见大家。只见周总理迈着人们熟悉的步伐走到台前，举起手向大家致意，会场上掌声雷动，欢呼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经久不息。

周总理站在主席台后，双臂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会场随即安静下来。

周总理首先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们问好。随后讲话的内容大致是：当前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你们都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现在你们要走出首都，前往全国各地，一方面你们肩负着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使命，另一方面也是让你们借此机会，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眼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洒遍全国。

周总理还说：我已经让国务院通知了各地的党政军领导，要做好对你们的接待工作，为你们的活动提供方便。

讲完话周总理亲自来到场地绕场一周，向全体红卫兵挥手致意。我举起相机，一张接一张不停地按下快门。可惜的是由于相机镜头是定焦的，现场光线太暗，胶卷的感光度又低（是最便宜的21定黑白胶卷，那时彩卷国内刚有，并未普及且非常昂贵，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能买一卷最便宜的进口黑白胶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洗印出的照片效果不佳。那时自己没有洗印条件，更谈不上放大，只能拿到照相馆冲印，洗出的照片与135底片一般大，只能勉强辨别人影而已，没有实际的留存价值，这么多年，照片和底片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临出发前，我们宣传组的主要工作是油印、宣传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同时也印了一些“谭××讲话”。那时谭与张××的辩论还没过多久，谭的讲话在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广为流传，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批判的反动血统论，其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现在看确实是流毒甚广，贻害了不少人。但当时我们都没有政治运动的经验，对事物缺乏分析判断能力，人云亦云，特别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之下，更是头脑不清，亦步亦趋地跟着跑，跟着喊。

与后来的大串连兴起后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不同，纵队出发时大串连还没有开始，我们是第一批走出北京的红卫兵，所以每人都要准备自己的行装，包括棉被、褥子、衣物、洗漱用品、凉鞋、布鞋，等等。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未出过远门。这次家里破例给了我一百元钱，还准备了一床厚棉被、一条不薄的棉褥子和换洗衣物，光被褥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铺盖卷，外加一个装得满满的老式灰绿色帆布行李包。也就是仗着年轻力壮，背着大铺盖卷，提着行李包，再加上油印的宣传品还能到处跑。要搁现在这么一身行囊，恐怕走不了多远就压趴下了。

“西南挺进纵队”总人数大约有百十来人，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大学和北京医学院四个学校的红卫兵组成，其中以北航和我校的人数居多，矿院次之，而北京医学院只有一名学生以随队医生的身份参加。

纵队司令是我校红卫兵总部的保卫部长郭×，政委是北航的王×。另外还有副职，其中有矿院的一人，姓甚名谁早就忘记了。

宣传组由我校三人与矿院一人组成：除了我，还有我校一名姓王的女同学，个子不高，戴一副近视眼镜，性格温柔文雅；一名姓董的老师，男，大约四十多岁，在我们之中属于比较成熟的；矿院那位也是男生，记得好像姓魏，中等身材，人长得很敦实，性格憨厚，我俩之间很谈得来，相互以老魏、老何相称。

9月10日上午纵队出发，在北京站乘火车一路南下，经石家庄、郑州，而后向西过西安、宝鸡，再向南下。一路上印象深刻的是过了宝鸡之后，火车在秦岭山脉中穿行，山上植被茂盛，郁郁葱葱，与北京的山景完全不同。火车沿嘉陵江蜿蜒行进，有时离山体非常近，似乎山上的树枝伸手可及；一会儿又转过山崖，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远山山头白云漂浮，嘉陵江水奔泻而下，真是风光无限，景象万千。

西南之行的首站是成都。9月11日晨火车抵达成都。刚下过雨，天阴沉沉的。

站台上有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队伍下车、列队，出站后早有几辆大轿车在站外等候。

车行不久即停在了一个宾馆的门前，众人下车带着行李物品进入。我记得宾馆的大堂并不大，人多站不开，很多人都站在了旁边的走廊里。

大家站着等了大约有一刻钟，宣传组接到命令：立即起草一份《红卫兵声明》。按照纵队领导的授意，《声明》一会就起草好了。大致意思是：我们是来自首都的红卫兵，肩负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使命。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革命，不是来享清福的。我们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糖衣炮弹的侵袭。在此我们郑重声明：立即撤出这个资本主义的安乐窝，走向社会去战斗！

落款：“首都红卫兵司令部西南挺进纵队”。起草完毕立即找来了大红纸和笔墨（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我推测大概是负责接待的人想办法提供的），抄写好贴在了宾馆的大门上。

队伍重新上车，径直开进了在成都九眼桥附近的四川大学。按照各校的编队，分别住在了教学楼的大教室中。记得宣传组与司令部住在同一层，就在司令部的隔壁教室。大家打开自己的行李打地铺，随身携带的宣传品就放在身边。

在成都一共待了两周时间，其间进行了上街宣传、在校园内看大字报、贴大字报、与当地红卫兵一起上街宣传以及参观刘文彩庄园等活动。

因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大部记忆已变得模糊，只能捡印象深刻、记忆还算清晰的事情记录于此。

1．接见

到达成都的当天傍晚，纵队全体成员在一个不大的礼堂（估计是省委大院）受到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区第二政委廖志高的接见，廖志高除了对首都红卫兵的到来表示欢迎，还介绍了一些四川和成都当前的革命形势。

时间不长接见即告结束。晚饭是由成都方面安排的，记得场面不小，准备的饭菜相当不错。

2．小男孩

一天上街散发宣传品，在公共汽车上见一个小小红卫兵手里拿着小红书在大声地朗诵毛主席语录。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有时还放下红书背诵，车上的人对这个小家伙都投以赞许的目光。大概他有点得意忘形，居然大声喊出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策”，车厢里顿时一片哄笑。小家伙一时没反应过来，先是一愣，而后忙掏出小红书翻看，然后红着小脸又照着小红书念了一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车到站就急忙下车了。

我想也就是小家伙年龄小，大家都对他的口误给予善意的谅解。如果换做一个大人，在当时动辄变成反革命的年代，肯定要遭殃了。

3．倒霉的男同学

将近离开成都的前两天，纵队安排参观刘文彩庄园。那天也是阴天，还时不时地落少许雨点。交通工具就是一般的军用卡车，没有车棚，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地站在车厢里。好在车厢的挡板是加高的，安全上不成什么问题。

刘文彩庄园在成都西的大邑县安仁镇，离成都100多华里。车开了大约一小时后，在一个村子的旁边停了下来，让大家下车活动腿脚，兼顾方便一下。大家纷纷涌入村子找厕所，但是人太多了，于是男同学们就近找比较偏僻的地方解决问题。

我与十几个男同学在村边的一块空地发现了一个长条水泥带，长四五米，宽三十厘米左右，水泥带前是平平的泥土，上面还稀稀拉拉长出了小草苗。在到处都比较泥泞的村外，这条水泥带显得硬实、干净，正好是背向马路方便的绝佳地点。

一个后到的外校男生大概想找一个更干净的地方站脚，在站上水泥带后又向前跨了一步，只听“哎呀”一声惊叫，再看时，这个男生居然一下子矮了半截，一股恶臭随即冲入了众人的口鼻。

原来这是老乡储存大粪的粪池，时间久了表面覆盖了一层泥土，已经不见稀粪的本来面目，加上雨天到处湿漉漉的，完全看不出与周围有什么不同，这个男同学被假象蒙蔽了眼睛才一步跨进了粪池。只见他双臂和腰间沾满了稀糊糊粥状的黄黑色粪浆，在粪池中艰难移动（好在粪池不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了）。大家见状忙找来木棍递给他，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上来，又带他到有水的地方把身上冲洗干净，换上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旧衣裳。

由于这一突发事件，车队在此地等了有半小时左右方才重新出发，这个同学的经历也成了大家在车上一路谈论的话题。

4．找馒头

在川大住宿，每天就在学生食堂吃饭。

大饭厅的地上隔不远就摆放两只高约60公分的大木桶，一个装米饭，一个是菜，饭菜都是自己盛，随便吃。米饭是糙米，做得很硬，米粒松松散散的；菜一般只有一个，最多的时候是大锅熬苋菜，咸而没有香味。

我生长在北方，吃小米、玉米面或白面长大，对米饭不感兴趣。在川大吃了几天米饭后，胃部即感不适，非常想吃馒头。一天中午决意不在大食堂吃了，约了宣传组的老魏，一起去附近的九眼桥找有馒头的饭馆打牙祭。饭馆倒是不少，可绝大部分都是卖米饭、炒菜，即便有面食的也只是供应面条和抄手，而且是四川特有的红面、红汤抄手，端上来饭碗里只见红色，其辣可想而知。我素来怕辣，所以是绝对不敢品尝的。

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有馒头的小饭馆，我花2角5分钱买了5个大馒头，虽然对四川人做馒头的技术不敢恭维，馒头发酸而且吃到嘴里黏糊糊的，可是因为太想吃面食了，连菜都没有点，一会儿就把5个馒头消灭了个精光。

5．初现分歧

每天晚上，各校都要组织自己的成员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我们宣传组成员有一定的自由度，往往以宣传工作为名不与大部队一起行动，有时也下到各组去听他们的汇报和讨论。

没过几天时间，纵队内就因为对当地两派的认知不同而产生了观点分歧，晚间的会议出现了争论。宣传组几个人的观点倒是一致，均支持当地的造反派，而出身高干的纵队领导则观点相反，因此我们几个在郭×等人的眼中基本是不被“感冒”的。

在成都待了两周，纵队乘火车于25日到达第二站——重庆市。

在重庆，绝大部分人都住在了重庆大学，司令部并没有和大队伍住在一起，而是住进了距离重大五六里地的西南政法学院。住地是位于半山坡的一栋四层大楼，楼内除了司令部和宣传组，似乎再没有什么人了，所以显得空空荡荡。

1．李井泉

到达重庆的当晚，也是在一个机关大院（推测应该是西南局），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接见。

接见是在一个不算大的礼堂进行。开始由李井泉作了简短的欢迎讲话，并希望首都的红卫兵能够给西南地区带来“文化革命”的经验，为推动西南“文化革命”的发展发挥作用等，同时也欢迎小将们看一看重庆和西南的山山水水，对西南留下良好的印象。

他刚讲完，下面就有人站起来提问，主要是针对群众革命运动为什么遭到压制以及当地“文革”的一些具体问题。提问人的语气严厉，词语尖锐，看来事先已有所准备。最初李还给予回答，但是随着提问方的步步紧逼，场上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会议主持人赶紧宣布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

虽然是不欢而散，但李井泉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老干部的沉稳与大度。只见李井泉站起身走下主席台，一边挥手致意，一边穿过通道走到礼堂的大门口，站在门口与向外走的红卫兵们一一握手。

李井泉给我的印象与廖志高不同：廖身着军装，说话声音洪亮，嗓门也较大，显露出典型的军人气质；而李井泉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梧，着便服，满头白发，说话比较文雅，给人以儒雅可亲的印象。

接见后，陪同人员说带我们看一看重庆的夜景，车队即在夜色中迤逦而行。重庆确实不愧“山城”称号，大轿车在马路上奔驰，上坡下坡，左弯右转。车到高处，远处的山坡上或灯光密布，或星星点点，虽没有五彩霓虹，但在黑黝黝大山的陪衬之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灯光变幻的动态画卷，显得神秘而又精彩。

2．军工厂

重庆的军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9月27日，纵队全体成员被邀请到生产坦克和枪支的工厂参观。首先参观的坦克厂，接待人员并没有让我们参观具体的车间，主要以口头形式向我们介绍了我国坦克生产的发展史，本厂的历史以及当前正生产的坦克型号，并调来了一辆坦克作现场表演。据介绍，这辆坦克是当时我国最先进的型号，时速快，装备强，装甲好，科技水平高。

说是表演，实际就是在一条水泥路上进行行驶、转弯和射击演示动作。

我在丰台十二中上学时，学校附近就有一个坦克部队经常在一条专用的道路上进行训练。那是一条土路，由于长期受坦克碾压，与其说它是一条路，倒不如说是一条沟更为准确。天气干燥，坦克开过扬起一溜烟尘，到了雨季则成了一条泥水满布的大沟，坦克一过泥水四溅，满沟都是黄色的泥浆，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那时只能远观不能近瞧，留在脑海里的都是大广角的大场面。

在军工厂算是见到了坦克的真容。坦克直接开到了我们面前，能亲手触摸它硬邦邦的躯体，看到它每一个部位的详细状况。当坦克发动起来的时候，尾部喷出蓝色的烟雾，引擎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加速很快就能达到时速六七十公里，在水泥路上飞驰而过，气势雄壮。

接着让我们参观了一个半自动步枪的装备车间。车间很大，工作台沿车间四周布置成环状的流水线，工作台前则是一条不断移动的传送带。装配工人们居然大部分为女性，每个人负责装配一个部件，装好就放到传送带上运到下一个人身旁。

女工们的动作娴熟而迅速，有的拿着木榔头敲击，有的干脆就直接用手掌击打零部件使其安装到位。传送带有节奏地前进，安装必须跟上传送的速度，因此工人工作都非常紧张，谁也不说话，只听到咔咔、哐哐、啪啪、砰砰的安装敲击声。我们在传送带前看着她们操作，没有一个人抬起眼皮看我们一眼。我看着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受到了工人劳动的艰辛，也被她们有力的手臂及干净、利落的动作所折服。

3．“十一”国庆游行

国庆节那天重庆市照例组织了国庆游行活动，“西南挺进纵队”的少部分人被安排参加国庆观礼。

国庆庆祝活动的主场设在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前。

原来以为国庆游行不过是例行公事，与北京大同小异而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庆典活动最终演变成了一次具有“文革”特色的造反派大示威。

那天我们所在的位置离主席台大约有200米左右，主席台正对着一条街道。街道不算宽，观礼队伍站在道路的两侧，中间留给游行队伍的宽度不过20来米。

游行开始，先是各种方阵向主席台行进，然后是喊着“万岁”口号的群众队伍，队伍经过主席台后即向左右街道分开疏散。

那天我仍然带着那台135相机（胶卷是纵队的公款买的），正是这台相机使我有了点特权，我举着相机在游行队伍的前后跑动拍摄，居然没有人阻止我。

没有多久，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只见后方一阵骚乱，似乎是后方的队伍与什么人发生了冲突，然后就是大批的人以不规整的队形行进过来，虽然也是边走边喊口号，但口号已经变成了“打倒李××”“打倒廖××”“李××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内容，游行变成了抗议活动。随着游行队伍的变化，观礼的人群也逐渐混乱起来，我们的国庆观礼活动就在一片混乱之中结束了。

因为只有一个胶卷，前边大部分拍摄了正规的有组织的游行场面，所以后来造反派游行的镜头就没拍几张，成为了我的一个遗憾。

4．参观革命遗迹

在中学时期读小说《红岩》，对江竹筠、许云峰等革命先烈充满了敬佩和崇拜，从那时起就产生了亲临重庆瞻仰革命遗迹的愿望。现在真到了重庆，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不过纵队并没有组织参观，都是红卫兵自行前往。我们宣传组的几个人加上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用了一天时间参观了这几个历史遗迹。

先去的红岩村，园内绿化很好。主要是参观周总理在红岩村办公的小楼，楼不大，正面有楼梯可以进到楼内，里面的房间按照历史实际进行了布置，摆放着一些办公桌椅，书架或是床具等简陋用品。整个院子里和楼内外几乎都是参观的人群，在里面不能停留，所以我们看得并不仔细，只是走马观花罢了。趁着进楼前排队，在楼前的楼梯上拍了两张纪念照，本来是一直留着的，但是写这篇文章时想找出来作为插图时，谁知翻遍了书橱、书柜、笔记本、相册，说什么都找不到了，只好遗憾地作罢。

从红岩村出来直奔白公馆和渣滓洞。白公馆什么样已经没啥印象，倒是渣滓洞记忆深刻些：一个基本长条状的大院子，靠里高台上一字排开两层的数间牢房，院墙很高，刷成白色，上布电网，墙面好像有“××××回头是岸”的大字，院墙四角有高高的岗楼，院子外面就是树木茂密的歌乐山。牢房昏暗而潮湿，墙壁发黑，斑驳不平。面对牢房的钢铁栅栏，想像当初那些革命者经受非人待遇及饱受酷刑折磨的情景，内心被深深震撼。

5．追赶队伍

由于我和老魏同情当地造反派并在政治观点上已经与主要领导完全相悖，我俩成了极不受他们欢迎的人。

一天下午四五点钟，我和老魏从外边回到驻地，惊讶地发现房间内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俩的行李和部分宣传品，还有挺进纵队的大旗杆（毛竹的大旗杆又直又长，一直由我俩负责保管）。我们隐隐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急忙跑到西南政法大学的红卫兵办公室打听队伍的去向，人家告诉说他们已经乘车去火车站了。

我俩一合计，觉得没有了大队伍就失去了在外活动的身份，并会由此带来吃住行等各方面的困难。怎么办？追！

我们马上向红卫兵办公室说：我们是奉命外出办事回来晚了，领导已经留话让我们迅即赶到火车站去。为了赶时间，请他们派车送一趟。还算不错，管事的略加思考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说可以安排一辆吉普车，但要我们自己去把行李背过来。

此时天已经黑了，我俩匆忙返回驻扎的楼内取了行李，宣传品也不要了，用大旗杆抬着行李赶到红卫兵办公室，门前已经停了一辆吉普车。我俩装上行李，把旗杆送给了派车的人，说“这个大旗杆送给你们留个纪念吧”，而后就往火车站赶去。

巧得很！到了火车站看到纵队正在进站口排队进站，宣传组的王姓女生和董老师以及和我们要好的同学看到了我们两个，又惊讶又兴奋，说队伍出发之前他们和郭×吵了半天，问为什么不等着我们，是不是想甩掉我们俩？可郭×执意要走，他们没有办法，只得跟着走了。

此事过后，我俩一方面提高了警惕，防止再次被甩下给自己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也决意在依存于大队伍的前提下提高自己行动的主动权和自由度。

6．遵义之行

遵义因红军长征初期在此地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名扬全国。

从重庆到贵阳途中经过遵义，纵队组织一部分人在遵义下了车，直奔遵义会议会址。

会址离车站有八九里地远，大家背着行李快步穿行在田野和街巷之中，大约用了四十分钟就到了会址大门。

大门正中高悬巨匾，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据说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仅此一处。

进了大门就是一个大院子，开会的两层楼就坐落在院子的一角。楼房不大但别有风味，深灰色的主调，简洁的直线条双坡大屋顶带有中式庑殿歇山风格，窗户镶嵌彩色玻璃，配以楼房周边的西式圆柱和栏杆，加上醒目的白色线条勾勒，小楼显得稳重大方而又秀气美观，真可谓是一座中西合璧、天衣无缝的建筑杰作。

我和老魏匆匆参观拍照，而后又跑到就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在松树下拍了两张照片。队伍很快集合重返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贵阳的列车。

记忆中在贵阳只停留了一天就乘车往昆明进发了，以至对贵阳之行基本没留下什么印象。但在贵阳已经可以看到全国大串连的迹象，街道上有很多人数不等、口音各异的红卫兵小队，而且火车站也已经有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外地红卫兵的吃住及火车票办理等事宜。

最大的感受是别的红卫兵都是轻装，基本是一个军挎加一个装衣物的包而已，而我们则是大队人马列队行进，每人背上都有一个硕大的铺盖卷，手里提着旅行包，走在街上或者上下火车，总能招来别人惊奇诧异的目光。

在昆明的驻地是云南农业大学。

1．与一个当地大学生的对话

到昆明的第三天去昆明最繁华地段的百货公司买东西，遇见了一个当地的大学生闲聊起来。他知道我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特别关注地问起了谭××。他说听说谭的言论在北京已经遭到了批判，“你对谭怎么看？”

由于我们自离京之后，每天就是忙于按照纵队的安排活动，在驻地也处于两派高音喇叭对峙的环境中，根本无法知道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思想仍旧处于离京前的水平，所以我对他的问题还是按照自己的认识予以了回答。我说：我认为谭××本人思维敏捷，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他的讲话是辩论会上的发言，到目前我还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

对方没再提什么问题，就此分手。

后来回校后才知道此人所言不虚，学校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后话了。

2．聂耳墓及龙门石窟之行

每到一地总想看看当地的著名景点，但是纵队组织的活动安排居多，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寻找机会游览景点。

我和随队的小大夫关系处得挺好，一天午饭后他说要上街买药，我马上表示愿陪他一起去，并提议趁机去一趟西山的聂耳墓看看（从地图上看到西山有聂耳墓）。他很愿意，由他向领导说了一声我俩就出发了。

乘坐公交车只能到西山脚下，下车后我俩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聂耳墓。

闻名全国的大音乐家的墓地居然简陋得令我俩异常惊讶：只见一个不怎么起眼的石冢默默地躺在地上，冢前一小块石板上刻着“聂耳墓”三个大字。见不到生平介绍，没有鲜花，没有松柏，只有杂草长满了周边的空地，冢后的山坡上长了很多的毛竹，山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位不朽的音乐家唱起凄凉的挽歌。

离开聂耳墓，向老乡打听去龙门怎么走，得知到龙门还有二三里路，要回市区必须在下午5点前赶到滇池边的码头，最后一班渡船5点钟开船，否则的话就只能步行返城了。

一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我们沿着缓慢上坡的小马路抓紧赶路。路边都是毛竹林，其间点缀有几个寺庙。起初我们还匆匆进庙转一圈，后来看时间紧迫就不再进庙，直奔龙门。

越走路越陡，后来变成了上山的石阶。气喘吁吁地拾级而上，也顾不上细看一路的美景，最后终于到了龙门景点。

龙门其实是一个在陡峭壁立的悬崖上雕凿出的石牌坊，人只能沿着岩壁上开凿的窄窄通道到达此处。穿过牌坊即是一小块在悬崖上生生拓宽的平地，临崖边是凿刻的石栏杆。彩绘的牌坊中间有金色的“龙门”两个大字。站在牌坊前凭栏远眺，浩瀚的滇池就在脚下。只见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气象万千，顿觉心胸开阔，心旷神怡。

时间无多，我们只好匆匆下山，顺着石阶一路疾行，也不知道下了有几百个石级，反正是把腿都跑得有点不听使唤。身上大汗淋漓，口中粗气大喘，总算是赶上了最末一班渡船，登船落座，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渡船在清水粼粼的湖中缓缓前进了好长时间，进入了一条河道，河道两侧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经人指点方知路过的是昆明著名的大观楼公园。大观楼因其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揽湖光山色而得名。可惜的是我们此次无缘，擦肩而过了。

下了船转乘公交，一路辗转回到西南农大时，已经是华灯初上时分了。

3．解散

说来也怪，在北京加入“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都是最早扛起造反大旗的红卫兵，也可以算作第一批“造反”的人。按说应该是认识统一、观点一致的，不然也不会成为赴西南的同路人。

但是到了西南，从成都调研阶段始，队伍内部就产生了意见分歧。随着时间推进和对西南形势及各派观点了解的深入，队内就逐渐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保皇与造反两派。保皇派以纵队的主要领导郭司令、王政委为代表，而造反派则以矿业学院在纵队出任纵队副职的人为首。

这两派一路走一路争，先是各自发表不同观点，继而开始相互辩论，到了昆明的时候，已经发展到相互攻击，不可收拾的地步。纵队的指挥也已经没有了权威性。

大约在进驻昆明后第五天晚饭后，很多人被召集到农大的一个礼堂开会。会议开始即弥漫着一种阴沉冷峻的气氛，领导们铁青着脸分成两拨站在前面。

矿业学院的领导掏出一张纸说“现在宣布北京总部的电报”，然后大声宣读起来。

原来这是北京总部的一纸命令，命令内容大致是：鉴于郭××、王××错误地估计西南的革命形势，致使纵队内部产生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混乱，也给西南的革命形势带来不良影响……。经研究决定撤销郭××司令和王××政委之职，由××任纵队司令，××任纵队政委，命令到达之时即刻生效。

刚宣读完，郭××和王××就双双站起，大声说这个命令是假的，大家不要相信，并声明绝不交权。

会场变得越来越乱，两派开始在台下争吵。

再后来是郭××站在了椅子上，双手挥舞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大声喊道：“同志们，西南挺进纵队已经胜利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现在我郑重宣布西南挺进纵队就地解散！”

会场又一次变得安静，但时间不长就有人开始往门外涌动，有人说“我看早就该散摊子了”，有人说“天天吵来吵去我早就烦了”……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乱哄哄的。

当晚我们关系较好的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开始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估计纵队其他的人也和我们一样都在商量着另寻出路。

第二天，我们几个就组成一个小组，打点行囊，在红卫兵接待站搞到车票后直奔火车站。

“西南挺进纵队”从此成为历史。

我们几个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按照商定的路线转道株洲到长沙、韶山，然后赴武汉，到达武汉并停留了几天后，乘船沿长江抵达上海。在上海串连了几天之后才搞到返京的车票。

此时革命大串连已经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兴起，火车交通可以用混乱形容。红卫兵的专列没有准确的时刻表，乘员人数也难以控制，往往到一站就乱作一团，车窗成了上下最便捷的通道，车厢里的过道上、座椅下、行李架上都成了人们落脚的地方，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想方便吗？对不起没地方，憋急了自己想辙吧，列车行进中都有人向窗外撒尿。

火车从上海到南京就开了整整一天。趁着在南京等着渡江，我们转乘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快车。

从上海到北京经过了两天两夜的磨难之后，11月2日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两个月的北京。

回到学校才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原来的红卫兵已经不复存在，后起的造反派活跃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上。

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连了，显得冷清的校园内，高音喇叭每天定时播放着最高指示、报纸新闻，以及各种各样的革命文章。

我们一同回来的几个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办。观察了一段时间，我们几经商议做出了一个自认为正确的决定：不参加任何组织，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一支新的红卫兵。总部就设在学校实验楼的一层103房间。1966年的11月底，“103红卫兵”诞生了。

何泽民，1970年7月离校，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建筑工程公司，曾担任技术员和建筑施工队副队长职务。

1979年7月调回北京，在北京矿务局建筑安装总公司四工区工作，曾任工区技术副主任，后任工区主任；1983年10月任总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任总经理。

1993年10月调任京西建筑勘察设计院（原北京矿务局设计所）任院长。

2000年退休后成立北京市汇英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03年5月到北京冠亚伟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任经营办主任。

2004年6月被中信国华国际工程承包公司聘用，担任国家体育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兼任总工办主任，至2008年12月底。

2009年到中信国华标识设计有限公司（后改制与中信集团脱离），任总工程师，至2013年底因病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