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锻炼二三事

6165班　高升

在“文革”中的1968年，我负责毕业生的分配工作。结束了61级、62级、63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后，我找到了军宣队的石团长和董政委。我对他们说：“毛主席号召学生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虽然出身贫农，但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熏陶下，思想上沾染了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十分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是知识分子中的大老粗，不适合在知识分子成堆儿中的学校里工作。”他们说：“你到哪儿去呢？”我回答：“前段刚把分配不出去的和接收单位不接收的61级同学送到宣化解放军农场去锻炼，我找他们去！”我和市毕业生办公室打了好长时间交道，开封介绍信很容易。正好我们班的刘广玉被分配到黑龙江虎林林业局，因出身不好给退回来了。我们一起开了市分配办的介绍信，就准备去了。我把被褥、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装在一个破旧的柳条包里，和62级的行李车一起，走出了我生活了七年的工大校门。那天正好第二批军宣队进校，那欢迎军宣队的人群和锣鼓声，就当作对我们的送别吧！别了，我的母校！

在北京站口，我和刘广玉下了车，到对面朝阳门南小街豆瓣胡同刘广玉的家。他的父母、弟妹被遣返回老家。不到二十平米的屋里几乎四壁空空。下午我弟弟找到我，我在学校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现在要远走了，也没有和父母告别。那时的学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些教科书。刘广玉家有个钢筋焊的洗脸盆架子，让我弟弟拿家去。我这一走不知哪年哪月能回来。下午4点多钟，突然来了65级十几个同学，让我俩跟他们回到学校。一看这阵势，弟弟十二三岁，吓得抱着我就哭了。我说：“三儿！没事，把这书和脸盆架子等，能拿什么拿什么，回家听爸妈的话，我没事。”我对来人说：“我俩是到部队锻炼的，有市分配办的介绍信，火车票都买了，跟你们回校，我们怎么办？”他们人多，十分强硬地说：“回学校，调查完问题再说。”我俩只得跟他们回校。还好，只问了我们班的张玄杰到底怎么死的？我说：“在全校大会上，我讲得很清楚，他是在制止武斗，保护中学生时被打死的。”“他不是参加武斗被打死的？”“不是！他是制止武斗，保护中学生被打死的，不信你们去调查。”还好，晚上8点多钟让我们回来了，还能赶上去宣化的火车。

其他同学离京，我都组织过热烈的欢送仪式。这次我俩离京，老师、同学、亲属一个也没有，只有我俩，加上昏暗路灯下的影子，才四个人。走到北京站前时，刘广玉当时女朋友的妹妹不知怎么来了，我们三个人在北京站旁一个小店，每人喝了一杯啤酒，这也是为我们壮行吧！

直到我们登上火车，坐在座上，我忐忑不安的心，才算落地，到了宣化直奔部队。我见到了来学校接人的那连长、张指导员，他们都十分惊愕：“你怎么来了？”“我到这接受你们‘再教育’来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崭新的部队生活。

我们这个学生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多所大专院校，有北大、北师大、首师大、首二医、北外、北二外、天大、河大……，祖籍十余省，正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部队是六十九军九十三师六三三〇炮团，坐落在宣化城西边老城墙内，西靠城墙，东连师部，是十分正规的苏式红砖建筑的营房。后来知道有十来个学生连队，谭厚兰也在这里。

当时的宣化城还很小，这座塞北古城，一条大街一个岗楼，一个动物园一只猴，一个百货大楼就一座二层小楼。我们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为这古城增添了勃勃生机，那座平静二层小楼突然人满为患。随着时间的推移，锻炼的痕迹显现在这群青年学生的身上：不管原来穿的什么色儿的衣服，都在漆上、肘上缝补上军装绿，正面看有的裤子反倒像是绿军装补上蓝裤腿。这又给宣化街头添上一道新风景线：“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来部队锻炼的！”这句话是对我们最贴切的概括。这群青年学子，不仅思想上每天通过早请示，晚汇报，三顿饭前念讲稿，在心灵深处得到改造外，在服装上超过解放军，胜过当地老百姓。我就穿着这样的服装回北京和解放军一起到高校、到母校进行外调，更重要的是还穿这身服装参拜了未来的丈母娘。

到部队正经八百干的第一个活儿，是秋收前建场院（堆放谷物和脱粒的地方）。在离营房十来里的稻田边，有五间平房，我们班要在这儿修建打稻场。先把有半个多足球场大小的荒地锄草后翻地，用铁锹边挖边除高低地进行平整。我们几个土建系的同学找平是拿手好戏。然后均匀地撒上一层去年的碎稻秆，再翻拌、掺匀，使表面土和稻秆拌和，洒水闷透，待表面干了，不粘脚了，用牲口拉着辘轳来回碾压，直到地面平整坚实。当准备就绪后要碾压时，要从营房牵来一匹马。大家谁都没摆弄过牲口，只有我和一个河北大学家住坝上的梁同学是从农村来的，他说他也没摸过大牲口。“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这差事就自然落在我身上。我到营房处去牵马时，管理员给了一匹白色马蛋子。虽然不高大雄骏，但也膘肥毛亮，通体雪白，只有两个眼圈略带黑色。第一次牵军马，心里十分兴奋、紧张，我担心我这么瘦小控制不了它，特意让管理员给锁住马的下颚（即用铁链子把嘴下颚勒住），把套包子提前套在马脖子上。我接过缰绳，将锁了下颚的马牵出马棚，没一会儿手上全是汗。拉着的铁缰绳又凉又滑。牵长了离马远，难以控制；牵近了，又怕它咬我、踢我。第一次接触，真不知道它咬人不咬人。旁边跟着三位同学更不敢靠近，在前面怕咬着，在后面怕踢着，只能一边两人，远远地跟着走。这十来里走了一个多小时，马没怎么着，我一身大汗，八成是紧张的。

1969年军装照

到了场院，我和这马也算交流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拉辘轳的套挂在马的脖子上，我就牵着马开始碾压。碾压时，慢慢地放开缰绳，让它转圈，一圈一圈地碾压。中午吃饭时不敢给它解套，就地喂水、喂草。我则一边牵着缰绳，坐在地上和它一起吃饭，饭后又接着碾压。

天快黑了，歇工了。我们计划安排让马在这里过夜，不送回营房了，怕耽误第二天的工作。

我牵着马，卸了套，想把马拴在辘轳上饮水喂草。正准备往辘轳上拴，这时传来了营区吃晚饭的嘹亮的军号声。这时那马突然狂奔出去。我紧拉缰绳，不由得跟着马奔跑起来。周围的同学都吓呆了，他们也没法帮我，我只好跟着马跑。那铁链缰绳从我手里直往前滑，马离我越来越远。这马往哪儿跑啊？我要一松手，跑丢了怎么办？我拼命地拉住缰绳，越拉紧，马越跑得快，一下把我拉倒在地上。拖着我跑了五六米，缰绳从我手上滑脱出去了。我两只手的指肚被铁链拖开了花，肉皮翻开了，血不断地流。远处同学们也不吃饭了，都跟过来。我顾不了手痛、血往下滴，就拼命地跟着跑，怕马丢了。这马沿着营房的路向前奔跑。不久，天黑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只能沿着回营房的路跑下去，跑到营房，直奔马棚。到了马棚一看，我的心落地了！那可爱又可恨的马儿蛋子，正站在它的食槽边，悠闲地吃草呢！“马儿识途”，你可玩死我了！

宣化地处塞外，正好是一个大风口，从内蒙古经张北坝上寒风直灌宣化。部队在这里种水稻要克服气温低，日照短的问题。所以种植水稻关键是育秧，必须尽可能提早。

在部队近两年的生活中，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冷。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冷，什么样的冷都能挺过来。冬天在场院站岗，我穿两件部队老羊皮军大衣、毛裤、棉裤、军用翻毛大头鞋，站了两个小时的岗，冻得全身发抖。再加上呼啸的白毛风，站不到一个小时，全身透心凉。那个河大的姓梁的同学说：“我们张北撒尿时，得拿棍儿梆。为什么都穿裆裤？就是怕把撒尿的家伙给冻下来。”

虽然在部队经过了育秧、插秧、挠秧、收割的全过程，但育秧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也许是连领导觉得我们场院从建到管，干得不错，于是下达了让我们班负责育秧的任务。

3月份水渠里的水上面虽有一层薄冰，但水已能放出来，可以浇地了。由于地还没有化冻，去年翻完的地，一锹一个大疙瘩，打不开，也无法平整。育秧有两亩多地，选在水渠边上，从水渠能直接放水，把这两亩多地先放满水，浸泡化冻。地浸泡了三天后要下地进行初平，我们每人扛着一把铁锹，列队唱着《我是一个兵》的革命歌曲走向育秧田。远远望去，在太阳的照耀下，那两亩地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闪闪发光。那天的气温起码在零度以下。这两亩地结着有1公分左右的冰。全班同学脱鞋、脱袜子，挽起裤腿。副班长陈洁琤很细心，拿起铁锹使劲地往育秧地里插了一下，只听咔嚓一声刺耳地响，以为有砖石，换个地方，又插了一下，又是咔嚓一声，用铁锹一铲，原来是一层冰。泡了三天，化了只有30多厘米，下面是平滑的冰层。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裤，里面还有秋裤和毛裤。使劲地往上挽，怎么也不能让棉裤湿了，一旦湿了，那就受洋罪了。有的同学说：“要有棉裤衩就好了，不用这么费劲挽了又挽。”我是副排长，第一个下去。脚刚踏下去，真有万针齐刺的感觉。不由得大喊：“下定决心！”第二只脚下去，又喊出：“不怕牺牲！”全班陆续下到秧地里，一起往地里走，一起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全班一字排开，从北往南平。一人一米半宽，用锹反复地扒拉、平整。身后是泥浆一片，前面是晶莹剔透的冰面。那冰先是用铁锹拍碎了，我们每向前一步，那碎冰片就像玻璃碴一样刺着我们的腿，而脚板就像走在玻璃上一样滑，股股寒气从脚板底冲进我们的身体里。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两只脚已感觉不到冰碴的刺痛。在一片冰水泥中，想歇都没有地方歇。最后还是走出育秧地，到干燥的田埂上坐会儿吧！

一走出泥水，在这旷野中更加寒风刺骨，一腿的泥水，不擦吧，一会儿就冻成冰；擦吧，什么东西都没有，即使擦完了一会儿还要下去干呢！有聪明的同学，拔下田埂上的干草，在腿上连擦带蹭。带着泥水的双腿，寒风一吹，皮肤针刺般的痛。就这样大家都斗志昂扬，没有叫苦叫痛的。这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我们啊！这就是锻炼！接着又一齐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下到冰水中，接着干。中午回到营房吃完中午饭，下午是政治学习，大家总算缓了一口气。就这样我们连续干了四天，把秧田的地面总算平整完了。

在播种前要分出畦来，每个畦大约10米、宽20米长，要把每个畦平整好。根据以往战士的经验，就是用枕木拴好绳子，几个人拉着把地刮平。

1969年，手捧《毛主席语录》，在领袖像前的合影

我们在一根枕木的中间钉进一个圆环，穿上一段短绳系好，在系好的短绳套上拴上六根绳子，六个人在前面拉。但由于枕木轻，一拉碰到不平的地方，枕木就翘起来。一位同学说：“农村盖地时，那盖上站个人，那人拉着牲口缰绳往前走。咱们也站个人，不就行了。”可这个人站在枕木上，一拉人就掉下来啦。我说：“找一短绳拴在那套上，人揪住绳子，也许能站住。”大伙说：“就你分量小，你站在上面，我们分拨换着拉。”我站在枕木上，手拉着绳套，由于枕木一下子重了许多，开始陷在泥里。六个同学用力拉，怎么也拉不动。这时，又加了三个人，大家一二三，走！猛劲一拉，枕木一下子从泥里窜出来，我一下子来了个铁板摔，躺倒在泥水里；那九个人也往前冲去，脚下冰水又滑，好几个人趴倒在冰水里。我是后背、头发全是冰泥汤；他们是前身和满脸都是泥水。看到这狼狈样，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的。大家又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又在枕木上钉了一个大钉子，拴个套，套在身上，另一根绳套手里握着；大家起步时不能用力过猛，以免我再次掉下来。我光脚站在枕木上，不仅冰凉，硌得我也站不稳，只能穿上鞋，毁双鞋吧！就这样总算能拉了。先是横拉，再纵拉，一畦挨着一畦地拉。

中午回营房吃饭，我惨了，只能穿着满是泥水的鞋走路，实在太难受了。下午我又穿了一双干鞋，手拿湿鞋上路。到了地里又换上湿鞋，站在枕木上继续干。不仅是我，其他的同学都摔过，摔得像泥人似的。擦去泥水，风一吹，冷痛的味就别提了。小腿上裂了无数个小口子，上厕所一蹲下，腿肚子一绷劲，小口子都向外冒血丝，可大家谁也没和谁说。

我们就这样，踏在冰上，蹚着冰泥水，终于荡平了一畦一畦的地，过了两天，水渗下去了，我们播下了稻种，完成了育秧任务。

后来，我们一提起这事儿，风趣地说：“这真是一场精彩的冰上芭蕾表演啊！”苦中有乐，这真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从我们刚到部队那天起，连长就宣布：在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期间，不许回家、不许在部队谈恋爱、不许结婚。同学们都简称“三不政策”。大家在学习、讨论时，人人都表态坚决遵守“三不政策”，专心锻炼。

我们连最大的男生是北大佛学研究生，已经结婚生子；最大的女生是北外的俄语研究生，如果不是“文革”，就去苏联留学了，她没结婚，上海人，身高1．5米左右，长得小巧玲珑。

我们的食堂在营房外，每天排队，唱着歌去吃饭。进入食堂以班为单位十人一桌，座位固定，大家在值班人员带领下，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后坐下，有值班人员把饭菜端上来，开始吃饭。每顿饭，每班的代表按建制顺序朗读自己的宣传稿件，稿件的中心内容是接受“再教育”的心得体会。而“三不政策”在节假日是必须重点表态的内容，这也应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古礼儿。越想越要表示不要想，这是对意志的考验。

连队里，除了几个结婚的，都是二十五六岁、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离乡学子不想家？这人知常情的事儿，不说吧，大家就谁也不提了。偏偏要在最容易想的时候还必须提，反倒成了对那些思情严重人的强烈刺激，大家都不知道这“再教育”要延续多久？今后的出路在哪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更何况我们这些不是真兵的学生兵呢！

1969年春节前夕，这大节日期间，更是“三不政策”的重要宣传期。这是到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那天大家按部就班地刚坐下吃饭，一个女生班的代表就开始朗读她们班的发言稿：“我们班十三名女战士，坚决执行部队锻炼的规定，坚决做到不回家，不恋爱……”就在这时，她们班的那名北外的俄语研究生，别看她平日文文静静，少言寡语，又娇小瘦弱，这时她突然抓起眼前的菜盘，高高举起，用力砸在餐桌中央，顿时盆碗粉碎，菜汤四溅！全桌的人不由得一片尖叫着跳起来，全食堂都乱了。她们班几个女同学赶快将她按住，连架带推地把她拉出食堂，带回宿舍。从此，她不言不语，不吃也不喝……不仅她不再出操劳动，还留下班里两名女同学看护她……

刚过春节，一排一个北外的男同学，接到湖南老家女友的断交信。平时谁敢听到起床号不起床，不出操，不劳动的？这位同学从此不起床，不吃饭，就在那二层床上待着、躺着……嘴里念叨不止。平时见到指导员毕恭毕敬，有问必答；这时指导员叫他，他理都不理，嘴里仍然念念叨叨，大口的痰，大把的鼻涕，也许还有眼泪往墙上抹、啐。他住在二层的上铺，弄得下铺同学无法休息。这位同学不仅不参加任何活动，连里不得不安排下铺同学照顾他，给他打饭、打水……

另一个师范学院一个哲学系的男同学，从春节以后不洗衣服，不洗袜子，不刷鞋。白天劳动量大，衣服出汗湿了，换件干的，那件随手一扔，鞋袜又脏又臭……谁说也不听。检查内务时，指导员说：“你该洗衣服，刷鞋啦！”他竟说：“洗衣服干吗？我是来接受‘再教育’，又不是来谈情说爱的……”

接二连三又三四，四个人出现了不正常。这时，我才第一次听到“青春分裂症”这个词儿。这几个人都是学文的，看来还是学工的坚强，在这种严格管控的氛围下，我排一个学工的同学和另一排的一位女同学经常在一起，熄灯后到操场上散步、聊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过，后又直接找他谈话。他说：“我们一起交流思想，交流‘再教育’的体会呢！”锻炼结束后，他俩终成佳侣！

冬天除了学习、训练外，还安排我连背稻草梱。

我师有个造纸厂，冬天从外地大量收购稻草，作为造纸的原料。这些原料，从外地运到宣化火车站，然后由我连把这些稻草梱人工背到十多公里以外的造纸厂。

每个稻草梱是由机械打包的，高1．5米、宽0．5米、厚0．3米，加上下雪的水分，每捆最轻也有120多斤重。

像我这一米六多点的个，背上这稻草捆，从后面看不到人。背上这稻草捆走上五六里，即便在这塞外寒冬也是大汗淋漓。摘下那皮帽子，那头上就像掀开了锅盖一样，热乎乎地冒蒸汽。从后面看上去，只见那长方形的稻草捆，冒着蒸汽，自己走一样。

到了仓库，还要走跳板、码垛。开始不算高，第二天要走三层跳板，才能放下稻草捆、码垛。

现在回想起来，走在三层跳板上，背着稻草捆，冒着蒸汽，也是心惊胆跳啊！

1970年3月，迎来了第一批分配名额，经严格政审，有五名同学，提前结束锻炼，被分配到我师的工兵团正式入伍。在那个年代能穿上绿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是每个青年的梦想。对这五名同学，大家充满了羡慕。他们报到那天，连长组织全连分乘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到宣化火车站去欢送。近两年共同的军旅生活，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这五位同学身着绿军装，十分英气，和每个同学握手道别，热泪满面；特别是和连长握别，又是敬礼又是握手，最后拥抱道别。连长也是一位很有感情的人，也是泪流不止。一直等着五位同学乘坐的火车缓缓离去，我们才集合上车返回。

上车时，我们一、二排一辆。按惯例，女生班上完后，男生班上。我是值班的副排长，组织大家上车。我最后上车时已经挤不上去了。大家使劲往里挤，我才上去，我只能面向后，紧紧推着车厢后面的铁链子。车子开动后，车厢周边的同学身子都不由得探出了车厢外，整个车厢，就像一朵盛开的花儿一样。

当车出了宣化市，走上张北公路四五里时，我们的车超越一辆拖拉机。我是背向行车方向，戴着栽绒的棉帽子，忽然后脑勺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帽子也掉下了车。往后一看，路上有十几顶栽绒的帽子在地上滚，就像十几个脑袋在地上滚，吓得我浑身机灵一下。这时车也停了下来。前面的人惊慌地喊着：“快下车！快下车！”

我下了车，向车头的右侧走去，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呆了：血正流过来，听到噗噗的喷射声，抬头看见紧靠驾驶室的一位女同学，披头散发，头低垂在车厢外，从嘴里往外喷血，就像暖壶打开塞子，猛往外倒水一样，又有血又有噗噗地向外喷的声音，不时加着白色的环状块儿，鲜血在路面上流淌……

连长让我带队伍走回营房，他带着车，拉着伤员飞快去医院。

我带着队伍，一边走一边议论，惊魂未定。看着受伤的同学喷血的样子，大家停下来，对我说：“别回营房了，流那么多血，肯定要输血，咱们赶快去医院吧！”不等命令，大家向宣化市内医院狂奔而去。来到医院，满楼道都是我们连的同学，几乎全连的同学都到了，有的女同学失声痛哭，几个女同学相拥痛哭……

已经得知：两位女同学遇难；一位女同学颅内出血，正在进行开颅手术抢救中。

事故是这样的：当司机超车时，司机只注意了车的宽度，忽略了探出车厢外人员的宽度。超车时路边正好有电线木杆，探出的身体，特别是头部，撞在电线杆上。超车时速度又快，导致紧靠驾驶室右侧女同学的头撞在电线杆上，把木电线杆撞断了。断的电线杆有电线拉着，带着电线的木杆，横扫了车上的人。由于我在最后，又是背向，我的头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把帽子打掉了……

这死伤的女同学中，最靠前头的撞断了电线杆，头颅破裂，脖子内的血管、气管、食管全部撞断，喷了出来……第二个同学颅内、胸腔出血，都遇难了，其中一位还留下七个多月的孩子……第三位同学是全连最漂亮的，能歌善舞，应该第三天到军区文工团报到，但却剃下了一米来长的辫子，进行开颅手术，几乎成了植物人……

部队领导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罚：司机是马上退伍的老兵，开除党籍、军籍，立即离开军营；连长开除党籍、军籍，马上转业地方；指导员记大过……

这真是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