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上转载的田本相先生所撰写的文章《百年回首巨著稀》，既受震动又有同感。
田先生在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成就的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过去100年的中国文坛上，为什么缺少堪称世界性巨著的文学作品？为什么缺少能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相提并论的旷世杰作？田先生认为，困扰百年文学未能出现更多巨著的因素，主要有四点：一是文学传统的弱化，二是文学思想的西化；三是文学创作的时事化；四是文学功能的政治化。这四点原因的提出发人深省。
所谓文学传统的弱化，主要表现为对文学传统的失习、背离、抛弃和破坏上。这种弱化对文学创造带来的影响是诗性智慧的衰减，是民族艺术精神的削弱，是文人风骨的扭曲，是艺术创造能量积蓄的萎缩，甚至连传统的艺术技能都被造成了断层断代。以文学语言传承的变异为例，有的大学教授的文艺批评语言，“几乎被人怀疑是否是中国人写的”。
所谓文学思想的西化，是从“五四”以降，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追随西方文学思潮跑，把追随当时髦，把时髦当创新。拿近20年来说，我们一直是用心地唱着已被或正被人家抛弃的老调子，而且一些大唱特唱的人连自己也没弄懂什么是人家的老调子，甚至连所谓的后现代作品都没读过。这种对自己文学传统的轻视和鄙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很可悲的。
所谓文学创作的时事化，是有人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精髓抽掉了，把艺术魅力阉割了。在百年文学中，从近代的谴责暴露小说到一些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基本都是对事件的描摹超过了对现实的艺术概括和升华。
所谓文学功能的政治化，是对极左时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大家都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文学功能的政治化，并非一纸之言所能撤销。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次次地把文学带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当然，这不等于要把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品质也丢掉。问题是作为一种创作心态，是不是必须把政治、政治事件和政治历史加以文学升华，是不是一定必须遵循各种守则，并让它直接作用于创作或用于观察事物。对文学的政治干预是必要的，但要讲干预的程度和艺术，要讲法制。
这些思考很有见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1999年12月1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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