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就是生活

我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对公路建设和公路管理更是一窍不通。但我对公路秩序的感受，也许比别人更多一些。所以，就借用这个题目，谈一点跟屈原毫无关系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骄傲的恐怕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从无到有，则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恕我直言，人们面对一天天增多的公路，并没有相应地增加法律意识，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区。

一、从“行辟人”谈起

《孟子·离娄下》有一段故事，颇为有趣。大意是郑国的子产（名叫公孙侨）执掌国家政务，他看到老百姓在发大水时过河没有桥梁，也没有渡船，就用自己的“乘舆”（相当于公务用专车）把老百姓一个一个地送过河去。

按理说，这是爱民亲民之举，应当受到表彰。但是，却遭到孟子的批评，认为子产“惠而不知为政。”不知当时的郑国是否也像台湾今天这样，搞民调之类的玩意。说子产“惠”，似乎在批评他搞小恩小惠，拉拢民众，或者说是在作秀。孟子主张，“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就是说，当官儿的应当在河上建桥。徒杠，就是步行的木板桥；舆梁，就是行车的大桥。当然，都是在阴历十一月大水退去之后。孟子顺便扔下一句话：“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

行辟人，意思是说，诸侯一级领导，或者相当级别的贵族，出行可以辟除行人。电视剧里还可能看到县衙有“肃静”“回避”的牌子。县太爷一出门就把老百姓全都撵走。这就叫“行辟人”。不知县太爷们坐着轿子出行时，把老百姓都赶走，或者找几个人打小旗装作欢呼雀跃的样子，心里觉得更安全，还是觉得太孤独。也不知那时的老百姓看见县太爷作威作福，心里都想些什么。反正当年刘邦、项羽看见秦始皇车驾的那股威风劲儿，扔下了两句著名的话：大丈夫亦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

孟子没少给老百姓说好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朱元璋曾经删改《孟子》。没有读过《孟子》的人，也会搞“行辟人”那一套，包括官，也包括民。

二、张释之断惊驾案

“行辟人”绝不是一句空话。在汉代就发生了一桩平民来不及躲避皇帝的车驾而遭到惩处的事件。

《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路过中渭桥。突然从桥底下跑出来一个老百姓，把汉文帝驾车的马给惊了。古代规定，天子的车有六匹马拉着。马真要是惊了可不得了，会横冲直撞，失去控制。于是，下令骑兵逮捕了这个倒霉蛋，交给廷尉张释之审判。问：你为什么惊驾？回答：我看见御林军戒严，就躲到桥底下去了。在桥下待了很久，以为大官已经过去了，没事了，就出来了。可是一看，皇上的大队人马正好路过，就赶紧跑，把马吓着了。

看来并不是恐怖袭击，也不是目无君长，情节简单，只是“犯跸”而已。犯跸，大体上相当于违反戒严法，按当时的法律，只能判罚款了事。可是汉文帝龙颜大怒：这小子胆敢惊吓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顺，要是别的马，还不得伤着我呀？张廷尉判得这么轻，怎么搞的嘛？张释之回答：法律是天子和老百姓共同遵守的。如果为您而加重处罚，那法律谁还会相信呢？

幸亏汉文帝听进去了张释之的意见，没有加重惩处。

现在已经看不到汉代的法律条文。但从这一案件的审理可以看出，当时还真有法律条文，规定冲撞了皇帝的车驾该怎么惩罚。

《尚书·洪范》明文规定：“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辟，就是君主。出行，是最能炫耀尊贵的机会。所以贵族绝对不会放弃这种机会，干脆就把道路一过性地据为己有。

当时出于什么动机而规定“犯跸”要加以惩处，是单纯的炫耀身份呢，还是防止恐怖袭击呢？

是孟子给了权贵们“行辟人”的特权吗？

三、村民封路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村民，身穿迷彩服，在一个村庄拦路收费，理由是车辆经过他们的村庄，造成了损失。这个村庄名叫潘染坊，是158路公共汽车必经之地。以致小车不敢经过这个村庄，公车勉强可以通过。

一个人有权封锁道路吗？

这位村民有足够的理由说：那是我们的地界，当然可以。

据说，这位村民并没有获得大家的授权，他只是一位刺儿头。过去这种人被叫做“二流子”。

前几年闹“非典”，有不少村庄为防止病毒传入，自行决定封锁道路，造成交通中断。这样就又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一个村庄是否有权封锁道路？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大会的决议是否有法律效力？

据报道，有的地方高速公路、国道收费站旁边，村民自行设立便道，低价收费，搞创收。

村镇、县市、省区各级政府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在公路上设卡收费？

还有桥梁收费问题。地方政府出资建桥，可以收费吗？

城市居民也有人封锁道路。长春市就出现过社区居民抗议垃圾无人清理，自行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的现象。

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利用公路：秋天，许多地方的公路上堆满稻谷，那是农民利用来往车辆的轮子碾压稻谷，以帮助脱粒。这种现象近年来有所减少。因为那样太危险。有的情侣也觉得在高速公路上散步很浪漫。也有的牧人很会利用公路，在路上放牧，优哉游哉。

我国各省的公路管理存在衔接缝隙，市场化的管理也刚刚起步，问题多多，难免会有各自为政的现象。这让人想起封建割据时代。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多少握有权力的人，总喜欢在公路上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怎么得了！

四、买路钱

据报，美国要向塔利班等占山为王者缴纳买路钱，每年几百万美元之谱。看来，山大王的规矩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

记得小时候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男孩子大都愿意当强盗，而不愿意当官兵。看见香烟盒上有海盗，拿着一把大刀，叫做老刀牌香烟，就非常羡慕海盗无拘无束的生活。据说世界各列强都曾经庇护过海盗，甚至海盗家族的后代至今还是名门望族，其子孙以此为荣。

记不得是听谁说的了，有这样一首顺口溜：呔！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个不字，管杀不管埋。好像是我读高小那时候听来的。现在看来，这首《买路钱》歌，把拦路行劫的“正义性”，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开了路，于是就有权收费。虽然谁也无法考证这路究竟是不是“我”开的。其实，按照鲁迅的说法，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绿林好汉们是否搞过修路架桥之类的活动，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中国最著名的绿林好汉无过于《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他们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表现一个主题：官逼民反，盗亦有道。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那些卖人肉包子的黑店主人，那些给人吃“板刀面”的水寇，后来全都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啸聚于梁山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把分银，好不痛快！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林冲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要求他“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误以为是写字据，还是朱贵告诉他：“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林冲运气不佳，等了三天，却等来了青面兽杨志。

四川人称强盗为“棒老二”，东北人称他们为“胡子”，盖不敢直呼其名也。这与古代不敢称君父的名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自称“劫富济贫”，其实是兵匪一家，真正有政治纲领的，例如李自成、洪秀全之类，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成者王侯败者贼，不要以为造反一定就有理。

资格最老的大盗恐怕要算春秋时代的盗跖了。要是按《庄子·盗跖》的记载，他的手下“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抠户（凿墙，撬门别锁），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养父母），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俨然中等诸侯的规模了。“文革”期间，有人吹捧盗跖，认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批孔先锋！据说盗跖爱吃人肝，“脍人肝而餔之”，讲究得很呐！不知他吃的是谁的肝。也算是一个美食家吧！

翦径的贼人也能振振有辞地说出一番道理。他们掌了权，大概也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吧？

五、猴王出行礼数多

我曾经三次登上峨眉山，近距离观察那里的猴子。我发现峨眉山的猴群礼数颇多。

第一次登峨眉山，是1983年。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懂得，猴子要收税。所以进山前先要买足够的贡品，苹果、梨、饼干之类是不可少的。虽然当时挣钱很少，但幸好公家补助了几块钱的差旅费，总算是没有怠慢那些拦路行劫的恒河猴。不知是活人惯的，还是天性使然，反正游人进贡把猴子全都养得胖胖的。

第二次登峨眉山，是1984年。那一次登山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猴子纪律严明，老猴王优先享用贡品，并且惩罚那些不遵守纪律的小猴子。我甚至由此而怀疑原始社会是否平等，以及人类不平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由私有财产，还是由体力差异？

第三次登峨眉山，是1999年。那一次我几乎是身兼冒牌动物学家与人类学家，拿着照相机去研究猴子行为的。早晨，导游把我们领到清音阁旁边的一处观猴区。他发出猴子能听懂的声音，不久，山上树丛开始摇动，那是猴子下山的信号。过了几分钟，我们身边出现了两只中等身材的猴子，一左一右，犹如仪仗队。然后亮相的是猴王。它膀大腰圆，毛发油亮，似乎刚刚经过理发师的修剪。嵇康《养生论》说的“劲刷理鬓”，无非就是这样的效果。这时，一只小猴窜到前面，试图抢吃我们投给的贡品。猴王毫不客气地予以惩罚，一巴掌把它打到沟里去了。

我小时候在四川威远县乡下住过。“绅粮”家里吃饭，老爷不动筷子，谁也不许动。每顿饭都是四个盘子，里面装着腊肉、香肠、咸菜之类，但不许吃，是摆谱用的。小孩子不懂事，伸了筷子，就会挨打。看来人类的礼数大概是跟猴王学的。

《西游记》里孙悟空回到花果山，剿灭了混世魔王以后，“那在洞众猴，都一齐簇拥同入，分班序齿，礼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风贺喜。”大约猴界也是等级森严的，不过，要“序齿”，可能按年龄分等级，老猴优先。

鬣狗也分贵贱，等级分明。它们并没有什么财产，却也有了阶级意识，不知道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海南岛众猴驱逐老猴王的行为也算作阶级斗争的话，那么，阶级斗争可以上溯到动物世界了。

礼，就是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高等级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的，低等级的所作所为就是错的。例如，一个苹果放在那儿，猴王扔了，小猴子才可以吃。尊卑贵贱，比是非更重要。

六、黑老大出殡

据报，台湾有一个黑老大死了，出殡时有不少警察和政界人士参与送葬的行列。这种现象被称作“黑白共治”。

人死了，治丧活动规格的高低，可以说是“礼”最重视的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长影出了一个喜剧，表现一位科长出差，大家以为他死了，就开了追悼会。他回来后看见追悼会的规格太低，发了一顿牢骚。后来这个喜剧被当作“毒草”给批判了。可见人们非常在乎死后的评价，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死了就要出殡，就要出动车队，就要讲究排场。也有人借此机会聚敛钱财。据说吉林省某县的领导给自己父亲举办丧事，发出通知，下面“自发”送礼，送葬队伍绵延数里云云。大概都是看《红楼梦》电视剧惹的祸。有样学样嘛！

1947年初，我在北平看见吴佩孚的送葬队伍，那是相当排场了。据说吴不肯为日寇张目，所以还算有一点民族气节。但那么大的动静，钱从哪里来呢？

大人物出殡——包括黑道、白道在内——都要占道路，禁止别人走路。而领袖级的人物出殡，叫做国葬，不但要封路，而且还禁止娱乐活动。不知道这是习惯，还是法律规定。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大。死了以后，家属都希望丧事办得风光一些。国家一级的首领可以封路，那么，省一级的可以类推吗？市县一级的呢？村镇一级的呢？政界人士可以封路。那么，财界人士可以吗？学界人士可以吗？

七、克林顿嫁女

据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女切尔西即将嫁给投资银行家梅兹文斯基，为防范狗仔队偷拍，美国联邦航空局下令，婚礼当天下午三点至次日凌晨三点关闭婚礼地点上方610米的空域，哈德逊河沿岸为禁飞区。

这将开创一个先例：空域也会为个人而封闭。

美国人就是会玩儿花样。不但道路可以封闭，就连空域也可以被一个人独占。不知道这样做，是出于对权力的敬畏，还是对爱情的崇拜，或者干脆就是出于对金钱的屈服。据说，英国有习惯法，惯例可以成为以后判决的依据。美国人的做法是特例，还是普遍适用？我真担心以后会冒出来许多人，例如总统之子、副总统之女、国务卿之妹、法院院长之弟、参议院议长之情妇，申请封锁太空，以防外星人袭击住宅，或者偷窥隐私。那联邦航空局该怎么批复呢？再冒出来几个大款、名流、教父级人物，出钱买几个小时的道路、空域独占权，又该怎么回答？

我12岁时上中学，当时校长是个留美博士。一次，在全校大会上，他说美国讲民主，市长开车超速，照样会被警察罚款。全场啧啧称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已经取消了种族歧视，可是怎么又出现了特权？

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出车祸而死，有人认为是躲避狗仔队所致。切尔西身价与戴安娜差不多，岂可马虎大意？再说还有比狗仔队更讨厌的恐怖袭击威胁存在呢！亡羊补牢嘛！

隔着太平洋，真有点儿看不透美国人玩的花样。

快了，切尔西婚礼那一天，大家都有幸看到这对身价亿万的夫妻怎样霸占道路。拭目以待吧。

八、项橐路上建“房”

春秋时代，在孔夫子的老家附近，有一个名叫项橐（橐，又写作“托”）的七岁小孩儿。那可是一个大名人，就连《三字经》都认为他是孔子的老师。这些年来儿童读物里几乎都把项橐作为聪明绝顶的典型，所以，项橐可以说是许多孩子心中的偶像。

项橐怎么成了孔子的老师呢？

据说，有一天孔子驾车出行，看见一个小孩子在路上用小石头搭了一间小房子。这个小孩子见孔子来了，不肯让路。于是，孔子下车去和他理论一番：“你这小孩子为什么不让路？”没有想到，项橐的回答居然是：“应该是城躲马车，还是马车躲城？”他把自己游戏而搭建的“房子”夸大为“城”了！当然是马车必须绕开城才行了。于是孔夫子只好绕“城”而过。后来孔子和项橐还有几个回合类似脑筋急转弯式的对话，把孔子给难住了。因此孔子就拜项橐为师。

项橐走红大约是在汉代，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一定关系。那个时代出的书里已经有项橐“不学而自知”的说法。例如《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对曰：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雕。此亡（无）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这个达巷党人，孟康注解：人，项橐也。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董仲舒是不是始作俑者。但最早把一个小孩子神化为“不学而自知”的权威学者，肯定是董仲舒。其实，孔子早就说过，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董氏的观点是强加于孔夫子的。这个问题，有待以后详加考辨。

党，古代指一种基层居民组织，五百户为党，大约相当于村镇一级。达巷党人，估计是一个小淘气包，或者小街溜子。父母从小就宠他，邻居也都不敢惹他。他玩出花儿来了，居然在大路上盖起了房子！而且宣称，这房子是城。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小孩子，从小就爱称霸。在书桌上面划出一条分界线，他自己那一边要大一些。在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跳房子”，不许别人走过去。

孔夫子大概看他太小了，不跟他计较，并不等于他就真拜项橐为师了。

现在，项橐的“粉丝”太多了。那一年我到集安去旅游，看见道路正中有一座小楼。当地政府不敢拆除，只好让马路拐个弯儿绕过去。效尤者大有人在，村民听说要修公路，就有人突击建房，突击植树，然后领取补偿款。

儿童读物的作者可要积点儿德，千万不要把项橐式的诡辩术，当作什么好东西塞给孩子，培养出一帮刁民。

饶了孩子吧！

九、小肚溜鼓，出门坐吉普

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诗人脱口而出，这句韵律感极佳的作品，堪称写实文学的典型。小肚溜鼓，是说村干部吃百家饭，还经常出门开会，有大吃大喝的机会，所以肚子吃得溜鼓。出门坐吉普，是说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般民众没有汽车，只有干部可以坐吉普。当然，是国产吉普。记得1966年伟大领袖检阅红卫兵就是乘坐国产吉普，相当威风了。所以，出门能够坐吉普，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

既然村干部可以坐吉普，那么乡镇一级的干部就必须坐轿车了。当时流行的是伏尔加，当然是旧货。那么，县一级干部自然不能也坐伏尔加破车了，必须坐奥迪、桑塔纳。省一级干部水涨船高，自不待言。

据报，长春一汽有人设计了一种专门给科级干部坐的轿车，据说预期销量相当可观。但不久就遭到批评，而偃旗息鼓了。可能考虑到专门给中央领导设计一款轿车，付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成本太大，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举动。但参考国外的经验，给国家元首设计专用的防弹车，迟早会有人这样做。

古代社会对官员的车有严格的规定，主要表现为马的数量。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天子、诸侯等级森严。老百姓只能赶牛车、驴车上路。看来，现代社会的确是进步多了。

这几年，私家车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就是道路不够用了。未经严格培训的司机有不少简直就是马路杀手。一些胆大妄为的飙车族横冲直撞，草菅人命。冒充军车、警车的也不甘寂寞。争夺道路资源的诸多乱象，将不可避免。

军事发烧友喜欢各种型号的坦克、装甲车、悍马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改装车。发明爱好者有人已经在设计会飞的汽车。看来，公路的承受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交通警察越来越不好当了。

十、巴黎公社——红衫军

民众占据街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古已有之。但古代大多是拦轿哭诉，乞求官员怜悯，或者递上万民折之类。大约到了19世纪，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民众占据道路现象，风行欧美，并传到世界各地。最著名的当数巴黎公社，法国人民发明了街垒，阻断交通，瘫痪城市生活，迫使政府屈服。后来遭到多管炮的轰击，巷战中起义者落败。20世纪盛行罢工游行示威，设置纠察线，具有准军事性质，一些示威活动发展为武装暴动。

我在1946年看见过重庆学生游行示威，队伍很长，看不到尽头。记得当时的口号是要求收复港九澳，还有反对东北蒙古特殊化，似乎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没有造成伤亡。1948年，我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反对当局停发公费的游行。大家同唱一首歌：“参议院，坏良心，不该轻视东北人。停公费，受军训，调查思想加拷问。兄弟们，快起来，一定把他打垮台！”后来发生了“七五”惨案，许多原本亲国民党的学生，也转向反蒋了。可见屠杀不是对付民众示威的好办法。

由官方组织的游行示威，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几次。而“文革”中这种活动演变为不同意见群众之间的对抗，乃至武装冲突。1976年和1989年两次天安门事件，都以武力驱散而告终。

到了21世纪，街头对抗在一些国家发展为颜色革命。亚洲人干脆就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台湾地区和泰国出现了红衫军、黄衫军、粉衫军示威活动。我在2009年春天乘大巴经过台北凯达格兰大街，看见民进党组织的“呛马”游行。热闹得很呐！满街是文艺表演、休闲娱乐活动。参加游行的人员待遇不错，有吃有喝。似乎大家对政治诉求并不关心，而像是参加一次嘉年华。

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一般发生在民意不能正常表达的条件下，也有一些是由于社会断裂，意见相左而不可调和。总之都是民主政治不发达的产物。而街道上承载的就是那些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宣泄的民意的洪水，甚至泥石流。

十一、交通管制——紧急状态

官方对道路实施管制，现代文明国家一般都有法律条文来加以明确规定。因为道路是纳税人出资修建的，理所当然地要由立法部门加以规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交通法规还有待健全完善。

没有人愿意自己走着走着而被阻拦，除非有足够的理由，一般情况下不宜封锁交通，弄不好就是怨声载道。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官方可以封闭道路呢？

1．施工

供水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燃气系统、交通系统、城建系统、环卫系统、绿化系统，总之涉及民生的许多公共设施需要施工，难免就要局部封锁交通。我今天到街上去洗澡，就碰见一伙人开着推土机，要推倒一座小型建筑物，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民众围观如堵。这种强行拆除行为往往会引发对抗，在大陆被称为“钉子户”的人甚至以死相拼。记得60年代，台湾也曾发生过强拆民宅的事件。那时我们的报纸猛烈地批判国民党不顾人民生计，要引以为戒哦！

2．抢险

天灾人祸，出现紧急情况了，就必须调动人力物力去抢险。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森林草原火灾，将来可能还会有海平面上升淹没城市等自然灾害。总之大自然是不会在人类肆意破坏下俯首帖耳，而不加以报复的。现代国家都把救灾作为军队的职责之一。这一方面，应该说解放军表现得可圈可点。吉林省前几天就有一位参谋长在抗洪灾中牺牲，人民群众挥泪送别。温家宝总理到甘肃灾区冒险向被困民众喊话，令人动容。

哪里有危险，那里就需要实施交通管制，尽管会有部分人想不通，但这时必须强制执行。例如限制自驾车前往灾区，志愿者要有组织地协助抢险。

3．防疫

烈性传染病对人畜危害甚烈。前几年的禽流感、SARS，至今令人生畏。但是，更严重的传染病，例如霍乱、鼠疫、斑疹伤寒等，现在的人们似乎都没有什么印象了。经历过细菌战的老一代，都备尝隔离封锁之苦。

中国人的防疫意识并不很强，卫生习惯也亟待提高。为防疫而封锁道路引发的情绪对立，时有发生。这就必须耐心解释，同时严格执行。

交通管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除了上述施工、抢险、防疫以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实行交通管制。

4．缉凶

司法人员在执行缉凶任务时，难免要封锁道路，以免伤及无辜，防止凶犯逃逸。但不宜超过必要的限度，以免引起混乱。

5．反恐

恐怖分子威胁全世界的安全。他们的破坏活动无所不用其极，而劫持人质则是经常采用的手段。当发生劫机事件时，必须封锁交通。

6．演习

包括军演以及民防等演习，不能设想人员混杂，因此必须实行交通管制。

7．外交礼仪

国际通例，迎宾典礼、队伍必须保证安全可靠，清理闲杂人员是必要的。但又不能把人民群众全都赶走，只剩下少数精英。

8．战争

最好不要有战争。但边境冲突很难避免，一旦发生战事，或者形势紧张，在一定的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有其必要。

9．政要保安

这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题目。古代孟子有“行辟人”的说法。现代世界还是有一些君主制国家，或者准君主制国家，君主出行是要抖一抖威风的。但是一般都不禁止人民观看王室的丰采，甚至还希望受到民众的欢迎。我国大概是实施“行辟人”最多的国家之一。据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现过领导人遇害，是公安工作的重要成绩。但政要出行，就把老百姓都撵走，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端：

（1）影响领导人接近民众，听不到真心话；

（2）造成民众的负面情绪，甚至怨恨；

（3）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政要竞相塑造亲民形象，我国还保留着60年前的老规矩。而且这种有害的制度在法制国家里，已经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有权问：

（1）全国有几个人享受“行辟人”的待遇？

（2）动用大量的警力保护领导，经费谁买单？

（3）这样做从安全的角度讲是否都有必要？

（4）法律允许这样做吗？

（5）政治上的得失该怎样计算？

十二、道路是文明的橱窗

道路上充斥着流离失所的人群，我的幼年记忆就是这样开始的。道路上行进着扛着铁锹、高唱革命歌曲的队伍，这是我青年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

道路的状况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记得读小学时，走的全是石板路。门前有一条未成公路，就是不能通车。四川小孩儿大多没有见过汽车、火车，就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被叫做洋马儿。1946年夏天，我家从重庆沿着川陕公路北上，一路颠簸，遇到“黄鱼站”，还要下车。所谓“黄鱼”，就是搭乘军车的旅行者，军车为了捞外快，临时变为客车。而我正是一条“黄鱼”，一个蹭车坐的人。

好不容易到了山西，在汾河铁桥上不得不踏着枕木步行而过。脚下就是翻腾的流水，没有掉下去纯属幸运。据说这座桥梁是被八路军破坏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最擅长的战术之一就是破袭公路和铁路，所以有人径称为扒路军。以破路著称的吕正操将军，后来做了铁道部长，标志着共产党的一次华丽转身。

改革开放的最显著成就之一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现在令国人自豪的全球第一居然是高铁列车。记得早些时候，日本、德国、法国等为争夺京沪高铁搞得不亦乐乎，没过几年就把他们全都甩在一边了。我敢预言，不久世界各国就会纷纷到中国来取经了。

道路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综合反映。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日本记者讽刺我国的火车是“垃圾抛掷器”，因为列车员随手把垃圾丢在车外。这个毛病其实源于家庭主妇把垃圾丢在门外了事，而我们的列车员多数是女性。其实男子也好不到哪儿去，连自己睡觉的床铺都不叠的大有人在。我亲眼看见长春市有不少汽车司机把饮料瓶从窗口扔到车外的道路上。

1988年和2002年，我在火车上曾经两次因为制止乘客吸烟而遭到围攻，乘务员经过时居然手持燃烧的烟头。可见仅仅修路还远远不够。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