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代价

一

生物学上以强胜弱、适者生存的至高法则，盛行于整个世界有生命的事物，而当它应用于人类的历史和人与人的关系，则让我们颇感踌躇。然而发展的代价就是生存斗争，这是真理。发展之路是向上的坡路。斗争停止，则进步停止，发展出现衰退。我们的力量是克服阻碍的力量。生命的机器与非生命的机器相反，它从产生的摩擦力中获得力量。

当我们打开地球生物学历史这本书，我们发现，起初，没有武力而只有我们所说的残忍，没有正义只有权力，没有犯罪只有软弱，没有法律只有作战规则。胜利归于强者和敏捷的人种。正是靠这种方法，如我时常说到，地球生命如我们理解的那样产生了。人达到他现在的状态，树木长在森林，草和花朵属于大地，鸟在天空中，鱼在大海里，每一个事物经过这个自然竞争法则的实施，到达它们目前的发展阶段，适者生存。尽管打上了残忍和不公正的印迹，就总体运转而言，它是仁慈的法则。如果不是这样，生物世界如何能得到它目前的发展?如果它是恶意的法则，生命岂不在很久以前就遭受彻底失败的厄运?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仍然领受最初的赞赏——“看，它非常好！”不是你认为的好，也不是我认为的好，而是普遍的好，整体的好。自然的安排，假如我们可以说自然有一个安排的话，它包含的是全部的事物，而且全部的事物都是好的，除非这个人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一个根本上否定自然的人，但是能否认吗?它毋庸置疑地混合了好处，而世上还有别的好处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吗?好常常将自己从不好或者从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好吃，好喝，好看，好好活着，好好死去——好的身体，好的精神，好的灵魂，好的时光，好的来世吗?

从太阳系到原子或分子，身体比较庞大的，力量比较强大的，通常总是战胜那相对弱小者，但是花朵永远开放，生命永远美好，这美好属于生命交响曲的大调，也属于小调。

无生命的物质只知道力的法则。在生物界，从某种观点看，这个法则同样盛行。大地上和森林里，生命力更旺盛的植物和树木总是超越那些生命力不旺盛的。

我的卡茨基尔这片干燥的牧场里，橘色山柳兰完全挤掉了草地上的草；草场的每一英寸地面都被它播种上了，每隔四五年，农夫不得不用犁来干预，以便扭转局面，重新有利于草的生长。在花园里，除非园丁介入这场游戏，不然的话，草准会抑制或窒息蔬菜的生长。草是有原罪一群家伙，它们容易排挤我们种植的有些娇气的谷物和豆类。

在动物界，几乎没有例外地遵循力的至上法则。不存在对或错、仁慈或残忍的问题。小鸟捕食昆虫，猫捕获小鸟，狮子吞食小羊，大鱼吞食小鱼，并非残忍和不公正。它是自然法则，从来就不是对或错的问题。

生物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一样无情。动物在整个地质学年代的进化过程到处显示出新的、较高的生命形式战胜旧的、较低的生命形式。在比较低级的人种中，我们遥远的未开化的祖先，也许遵循这个规则。强壮而生育力旺盛的部落取代那些能力低下的，而且，直到今天，在国与国之间，自然竞争法则或适者生存法则还完全占支配地位。那些占优势的国家倚重他们出众的品质，包括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或智力上的。只有当这个问题关系到精神的和智慧的优势的时候，它才是力量的问题。

世上没有扮演公平、正义、美好的事物吗?因为我比邻居强壮，我就该夺取他的农场或掠夺他的财物和动产吗?一个国家因为比另一个国家强大，或者认为自己更适应生存，它就应该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或者占领它的领土吗?

力量法则，正如我已经讲过的，普遍盛行于低于人的事物和生命世界，并长期盛行于先人和人类的过去。但是这个古老的自然法则受到一种已经进入世界的新法则的限制，它与古老的力量法则一样，在对人类的应用上同样是一个真实的生物学法则。我谈到人的精神自然法则，它是正义、公平与仁慈的源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对这个法则的遵循。没有它，就没有组织、合作、商业、政府。没有它，无政府状态就会占上风，我们的文明将会崩溃，社会将会瓦解。

人类的道德感是目前人类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事实；力量法则被正义法则所取代。感觉这个文明世界已经如此压倒性地抵制普鲁士人在突如其来的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力量；而且这种道德心也许由于战争的无效浪费和残忍而得到发展和加强，使这样的不幸事件永远不会再降临到世界上。那些最正义、最人道的国家将变得最为强大，最大限度地发展世界的道德心，而且强烈地认识到所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与坏都是整个世界的好与坏。所谓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世界团结、统一、合作、公平交易；事实上，最充分地认识道德律的有效性，我们个人和社会不是都有责任吗?

历史充满暴力、残忍、不公和以强胜弱，其结果似乎证明这种方式的正当性；然而自世界开始以来，物质力量从未单独创造道德上的公正；地方长官和刽子手使法律规则在个体中行不通——与此同时，人类的民族感同样会在国家中行不通。

自然是没有道德感的，原始的生物学法则也是没有道德感的，它们都是非道德的。只有在人类的交往出现以后才产生道德律，然后它越来越多地成为生物学的法则，越来越多地凸显于社会与国家发展进程中。弱肉强食产生并结束在丛林里，当我们将它转化为人类的事务，我们必须剔除丛林中的野蛮，用善意竞争去理解它。人是丛林里被赋予人性的生命，尖牙利爪都被拔下，暗中的动机让位于公开、公正的竞争。

二

在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中，竞争首先是同环境或非生命力量的竞争——热，冷，暴风雨，风，洪水；有机的力量总是与无机的力量作战。致命的事物或机械力量自行其道，无视周围的生命，并从它们身上获得能量。重力使所有树木和丛林以及每一个行走或飞翔的动物倒下去。风和暴风雨像蒸汽压路机一样使花、草和谷物匍匐在地，并屡次三番获得成功。看牧草和小麦、玉米怎样地挣扎着使自己重新昂起头来。看树木如何抓住岩石和土壤在风中努力支撑！当然，这竞争是无意识的。它从生命的原始推动中分化出来，完全可以用物理、化学原理作出解释。生物化学家会告诉你为什么植物倾向阳光，当它被压倒后为什么自己扶正，但是物质如何将自己组成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在自然哲学保持沉默之前一直是个问题。化学和物理学都不能为我们解释这个生命的秘密。在某些植物当中，为了可靠地进行异花授粉的独到设计，为了在其它的同类中散播种子的设计——那种吊钩、翅膀、弹簧样的物件——对我来说似乎全都暗示了智慧，它们是事物自身内在的、不可分的。适应力——对风和洪水、固体和液体的利用——是一种神秘的生命特征。然而我们知道，植物的生命利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和我们一样，是未经过事先谋划而创造的，仅靠一种神秘的内在冲动。

蜜蜂、小鸟与风，鱼、波浪与湍流，有皮毛的动物与寒冷、飞雪进行着怎样的搏斗！一切有生命的创造物如何用抗争赶跑和抵御具有毁灭性的自然力！

野生动物和小孩子经常表现出本能的恐惧，会迅速唤起所有人把目光投向那可怕的事物，为生存而斗争，所有动物性的生命全都如此。像其它动物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从未受到危险困扰，我们就不会产生害怕的情绪。即使苍蝇落在我写字的纸上也会担心我的手，它永远警惕它的天敌。这是斗争普遍存在的证明。在较低级的生命形式中，斗争或竞争围绕着快与慢，狡猾与愚蠢，视觉、听觉、嗅觉的灵敏与不灵敏；而在人类当中，竞争表现人的目的、预见、判断、经验、诚实以及其它个人优越性与这些方面的不完善；在国家与民族当中，那些不可避免的竞争属于怀着最高的民族理想，有最完善机构的政府，最优秀的民族传统，最多的自然资源的一方，与在这些方面运气不佳的另一方——所有这些斗争和竞争，我想说，都是有益的，而且是走在进步的路上。

无数不同类型的动物和植物的生命适应没有矛盾或妨碍的有机自然的安排，但是当斗争存在的时候，总是强者获胜。渺小的和巨大的，衰弱的和强盛的，胆小的和胆大的，虚弱的和强壮的——鸟、昆虫、老鼠、松鼠和牛——生活于同一山水之间，且全都繁荣兴旺。只有当弱者遇到对手而一败涂地，才意味着它们的数量受到了控制。猫不消灭老鼠，鹰和猫头鹰也不消灭其它鸟类；它们都是自然控制对方不适当的增加。自然控制和平衡都是重要的。物种依靠物种生存，如鼬鼠依靠啮齿动物，鹰依靠其它鸟类，似乎有某种法则在支持这种残忍的控制方式。为什么鼬鼠会这么少，以前它们看起来跟它们的牺牲品一样多产?为什么鸽鹰这么少，以前这种鹰没有自然的天敌，树上云集的尽是雀类和知更鸟?

有趣的是，在大自然里冲突迟早会自我调节；它的控制和平衡带来的是她的平衡。植物的竞争和对抗带来适应性。藓类、蕨类和柔软的木本植物生长在橡树和松树下面并受惠于后者提供的阴凉和保护。农民播种的草和苜蓿在橡树树荫下比在裸露的地面上长得更好。在非洲，有些种类的食肉动物靠更庞大和强壮者的食物残渣生活；在热带，某些鸟类通过哺食困扰牛的昆虫而成为牛的恩人。法布尔讲到某些昆虫宿主盲目地喜欢加害于它们的寄生虫。这种设计以它自己的方式产生而令自然感到满意。牺牲者或胜利者，宿主或寄生虫，对于它是完整的一。生命继续，而全部的生命形式各得其所。

不难看出野生植物被逐出栽种的植物外面——后者是人工选择的结果。野生植物显示出它不利的一面，只有生命力最旺盛的得以幸存。栽种的植物总是比野生植物负担更重，是人帮它们有了负担，或者说，他给它们压了担子更合适。有教养的人类同样有担子承担，他们比野蛮部落承担得更多，但这更多是由他们优越的智力决定的，而智力进一步产生于生存斗争。野蛮部落也在自然选择下经受磨炼，但是由于某些不甚明朗的种族因素或者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得到的回报不如欧洲人和亚洲人多。他们的道德本性更加不成熟。

无疑，某些模糊的或未知的因素存在于原始的生殖细胞里，远溯到生物学年代，导致这种动物形式的分野，给一个种类以动力把它带入比同伴更高的发展阶段，正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今的人类家庭里。为什么一些创造物是高级的，另一些则是低级的，为什么一些创造物最终成为鸟，另一些成为癞蛤蟆、青蛙、蛇、蜥蜴，这是一个秘密。为了寻求对大地上这些事物的解释，我们不得不诉诸多产的权宜之计的推测，挑选许多可能性的种子，各自依靠偶然发生的事件或条件发展。

除了与环境斗争之外，还存在着个体或同一种类彼此之间的斗争——橡树和橡树，山毛榉和山毛榉，植物和它的同类，为着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而斗争；知更鸟与知更鸟为了昆虫和浆果，狐狸与狐狸为了老鼠和野兔，狮子和狮子为了羚羊和斑马。我说“斗争”，但它给人的感觉很少是冲突或战斗，而是自然竞争——胜利者总是最幸运和最健壮的那些——有最敏锐的目光，最敏感的听力，最敏捷的脚法，而那些最幸运的靠运气取胜。

在变化的法则下面，一些个体比另一些的生命力有着更充分的天赋。在严峻的生存压力和考验下，无论哪种动物，幸运的总会幸存下来，其余的不幸丧生。一些人，一些动物，比另一些能忍受更大的困苦，在同等条件下，不会都饿死、冻死或者一同累倒在路边。在植物界，生存的天赋同样不平等，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一些种子在土壤里的休眠期比相同种类中的另一些要长，而某些种类则比其它的种类长。一些种子到第二年后才萌芽，另一些可能要到第三年或者甚至第四年后才萌芽。生命的河流不都一样深、不都一样满；它在某个地方是浅的，另一个地方是深的，至于种类和个体也都一样。在我们周围进行的自然竞争中，最强壮的、最具适应性的，在竞争中获胜，无须通过暴力，而是因为，除了偶然性起作用之外，它们承载着更重的生命压力。不是所有的橡实都能变成橡树，或许几率连数千分之一都不到；不是所有的鸟蛋都能变成鸟，有时候一只鸟蛋在窝里不孵化，或许因为有某些受精缺陷；一些鸟巢遭遇暴风雨而从树上掉落下来，或者被乌鸦、松鸡或松鼠掠夺了，它们没能得到妥善的藏匿。地上的鸟巢大量被夜晚或白天的小偷破坏，运气再一次发挥重要作用。鱼的卵仅仅有一小部分孵化，而且孵化的卵中也仍然只有少部分达到成熟。运气，好的或坏的，在所有的生命形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橡实成为橡树更多地要感谢运气——运气属于所在的位置和土壤，属于森林和大地的兴衰。倒下的树木或树枝，动物走过的足迹，都有可能毁坏或损害到它，或者被松鼠或浣熊吃掉。除了这些意外，在很大程度上它该感谢或者可能感谢的是它自身内在的生命力。

人类的自然竞争，或者生存斗争，有着相似的性质，尽管偶然性总体上比较小。合作，知识，利他主义，并没有更多地消除这种偶然因素。一万个橡实失败了，一个橡实成为橡树，大体上凭的是运气，而孩子成为成人主要靠双亲以及他生活的社会的关爱和教育，但是他获得一定的本领和声望主要靠他内在的能力。运气在此也发挥作用，正如它在林肯和格兰特身上表现的那样，但是这些人都具有建立在运气之上的与生俱来的才能。

自然竞争在每一个城镇和城市里进行，一个人成功地战胜另一个，通常并非是暴力或错误的结果；具有高尚目标和品质的人在商业和职业生涯中增加着实际财富和全部幸福；他们常常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标准达到更高更好的水平；不适应者得益于适应者的成就。为国家增加财富和福利的人可能数以千计。靠别人付出代价聚敛钱财的人也真实存在，他们用诡计和欺骗，或者把别人的收入转移到他们自己的保险箱，这样的人可能同样数以千计。正是这类人使穷者更穷。但是这种人的功绩，诸如后来的詹姆士·杰·希尔使穷人更穷吗?这些人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伴随一切损失和消耗，自然的生存斗争承载着整个族类前进。商业竞争甚至可能完全是善举。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从事类似的行业，其中一个人的生意胜过另一个人，也许因为他的位置更好；街道的一侧比另一侧可能更有利于成功。也许他的举止更和蔼可亲，他的做法更周到细致，更乐于助人，更公平公道，更有判断力——事实上，做得好的那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益社会的。

推而广之，在所有国家中，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无论成功体现在商业、专业领域，农场还是工厂，它都属于那些值得领受它的人，而不会有例外。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在国与国之中，遵循同样的法则。英格兰赢得了她得到的一切影响力，它具备帝国的天赋。归根结底，稳固的价值在国家与个人当中都是一样的。法兰西的价值在于它不变的品质；德国的价值在于它的人民与生俱来的性格。在后期它借助于克虏伯枪和独裁主义，垂涎大陆和邻国的黄金，给那里的人们带来的灾难胜似龙卷风和地震。

在近代史的进程中，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更多依靠的是智力而不是武力。欧洲人懂得怎样利用物质力量使地球上的战斗有利于他们一方。就他们通过征服战争所取得的，他们已经违反了伟大的道德律和自然竞争法则。一切文明国家的征服战争都是邪恶战争。他们会越来越成为可憎的人类，而且处境一定更糟，直到他们彻底停下来。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在近代战争中的行为给人类的震惊远不及它今天所做的。此后一百年来这种野蛮的统治是文明人难以忍受的。假如德国不断取得在欧洲的支配权，它凭借的将是自然竞争法则。它在和约阴谋上的高效，只会给它胜利。它会在它的有生之年给它这个胜利，使它满足于缓慢然而切实的运转。

三

对与错的问题一定会显现出来，以便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不过十分缓慢——怎样的缓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它的确在显现，而且越来越显露出来；首先可能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显现出来，然后在家庭与家庭的交往中。史前的部落与部落的交往，对与错的问题可能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不起作用；力量有着唯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我们所说的异教世界，在早期的埃及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力量法则盛行于国与国的交往中，直到今天，国际道德准则仍然远不及个体和相邻共同体的准则。在美国甚至存在渴望道德心的呼吁，人们受到他们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人的损害。高兴或满足于良好的适当的公共服务，或给予相等的回报，这样的人或团体是少有的。在人与人的个人交往上无可指责的人们，当他们组成会议桌边的主管或理事，就会掠夺铁路，并浪费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金钱。资本家会联合起来，通过建筑劣质公路或者不合格的公共设施来掠夺国家财富。公德心在所有人当中缓慢生长，而世界良心的成长还要更慢。它在欧洲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无疑是非常次要的角色。由于所有国家都忙于最近的战争，金本位已在无数个适当的时候转变成权力的铁律。

当人的道德意识得到发展，对与错的问题，当然会越来越多地摆在面前；他与同伴的关系，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和美好行为的感觉，越来越多地占据他。他的残忍的本能越来越多地得到控制。合作、同情心与善意现在已经带给他的文明将会在别的方面起作用，没有正义感，没有对真理的爱，没有理想的权力，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在人类当中最适应生存的是那些道德意识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民族。道德意识给予持久的最高力量——仁慈的力量。邪恶的力量是建立在较高级的残忍或仅属于物质力量之上的一种力量。野兽或者龙卷风、雪崩的法则，引入人类的事务，而未受到人的道德自然律的抑制，于是导致像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

四

战争利益的陈述者书写和谈论它，好像它是人们能够自我实践的某种卫生学或医学或者体育训练的方法；然而征服战争不在自家开始和结束。一场战争总有两个阵营。假如它对胜利者是有利的，那么它对失败者是什么?当然，我说的是物质利益。来自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利益另当别论。假如小羊被狮子吃掉是狮子的利益，那么它对小羊是什么?假如德国通过入侵比利时而获取它的利益，比利时收获了什么?而另一方的命运永远是普鲁士人军事头脑里出现的最终问题。假如这种可怕的教条开始和结束在自家里，将不会引起世界的抗议。因为烧焦的城市眼下呈现在它们有着新的美与力的灰烬中，我们因此将通过复制来寻求恢复我们的城市吗?城市从它们的废墟中复活，因为它们储藏的财富，因为贯穿它们的是商业和工业的命脉。火不会让一棵死去的树复活，也不会让一个死去的城市复活，战争同样不会恢复一个处于极其成熟状态的民族。它不恢复古代的罗马，也不恢复现代的西班牙，不会出现快速恢复中的墨西哥，也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南美洲共和国。一切有赖于你正努力使之起死回生的股票。

有人引证罗伯茨阁下临终前说的话，战争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且它不过是国家的滋补药方，当和平导致一个过于文明的民族退化的时候。他把德国看做是最伟大的同盟者朋友，当它用战争反对他们的时候。但是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与这些国家机智地应对普鲁士人的军国主义，并用坚韧和自我牺牲予以还击相比，和平并没引起欧洲或者法兰西或俄罗斯的退化?

在和平的笑脸下面，当需求得到满足，总是发现英雄分子们在睡大觉。每天，在工业和科学领域，男人们在工作岗位上同样表现出自己是英雄，而他们表现的英雄没有战争给予的兴奋和刺激；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女人都是英雄。

在当今，战争作为国家滋补剂的信条是一种错觉和陷阱。我们准备马上投入战争，因为我们认为国家需要那种滋补药吗?放血是消耗健康的奇怪方法，对此罗伯茨阁下提到：战争建立了胜利的国家，但是失败的一方怎样呢?失败的西班牙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里建立起来了吗?土耳其的失败有助于它的光荣和力量吗?毋庸置疑，世界大战会给出一个结果，而它不会是战士寻求或期待的结果。

那么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乃至个人的新的行为法则，一个新的生物学法则，已经进入人的精神自然的存在，进入他的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力。在低于人类的生物世界里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争斗的动物群体的位置来劝说自己相信这个事实。而且，在人的区分意识产生以前，人类世界同样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今天，这种意识被充分地发展成为国家与国际事务行为里的主导因素，而且必须使判断结果迅速作用于人类的一切武装冲突。我这样说不是开创一个新理论；我是在努力陈述一个无可争辩的科学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