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莱尔的故乡

第二次横过大海，我对苏格兰的好奇心比对英格兰更大，部分因为十一年前我对后者有过愉快的一瞥，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对于英国我总是首选苏格兰人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他们已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因为那时候我热衷于卡莱尔，想要亲眼看看他生活的那片土地和那土地上的民族。

我怀疑，无论如何凯尔特人比撒克逊人更强烈地吸引了我，至少我被个别的凯尔特人所吸引。所有撒克逊人更多地给人一种共同的印象，便是他们的征服意识比较强，他们的国家和城市的面貌更令人满意，帝国的礼物是他们的。然而，我认为不能怀疑凯尔特人，至少是苏格兰的凯尔特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诚恳、快活和好客，他们更加好奇、活泼、敏感和富有同情心。他们乐于跟其它民族的人民相融合，而英吉利人却很少这么做。在这个国家里，“约翰牛”通常喜欢黏土里的小圆石，磨、压、烘焙成你愿意要的样子，它仍然是一块小圆石——茶砖里的一个硬点，本质上却不是它的一部分。

每一次走近风景，我得到的苏格兰特征证明了我对它的喜爱。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埃尔。在顿河边的小树林里我偶然碰到一位年轻人，他叫出了我的名字。在我们交谈期间，附近的小鸟环绕在我们周围唱歌。这偶然的相遇导致了我与一个家庭和一个教区牧师的相识，这为我在彭斯家乡的短暂逗留增添了真实的人性化色彩。在格拉斯哥，我深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那个家庭的社会阶层较低，但道德水平很高。攀上绕了几圈的石头楼梯，我发现这家的楼上有三四个房间。家里有父亲、母亲、三个儿子，其中两个长大了，还有一个女儿也长大了。父亲和两个儿子在附近的铸铁厂上班。在狭小杂乱的厨房里我跟他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分面包，剩余的食品跟我们坐在豪华大厅宴会上的一样多。我们落座在桌边后开始读《圣经》的章节，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轮流读一段韵文。吃完饭后，我们要进入隔壁的房间，参加演唱苏格兰民歌，那些民歌主要来自伯恩斯（Burns）的创作。一个儿子迷恋于我所听过的最美妙的低音。那低音的力量简直是巨大的，同时也具有苏格兰的生动活泼和柔和。他已经在公众演唱比赛上拿了一等奖，并将公开向整个苏格兰歌手挑战。我告诉他妈妈，她也有令人称奇的甜蜜嗓音，这样的天赋无论如何会让他的儿子获得好运，这才是她更渴望的目标。她却担心唯恐那样会毁了他——唯恐儿子为一群恶棍服务最终使他堕落。正如她放弃歌喉，远胜于利用它去得到上帝的荣光。她说，她宁愿随他去死，也不愿看见他在歌剧院或音乐厅里为了钱唱歌。她想让他守住他的工作，只把他的嗓音当做虔诚的神圣的礼物。当我邀请这个年轻人来陆地在旅馆为我们唱歌时，他的妈妈显得很慌乱，后来她告诉我们，直到她了解到我们住在一个戒酒的地方才放心。但是那男孩似乎根本不愿意放弃他妈妈的忠告。这家的另一个男孩有一个爱慕者，去了美国，他正在渴望寻找去那边的机会。他根本不想隐瞒我或者是他的家人。他向我展示了她的画，他对这件作品兴趣浓厚。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每个成员没有秘密和隐藏可言，整个家庭充满了彻底的真挚虔诚，并混合了如此多的人性、活泼和谨慎。这给我造成一种印象，让我懂得不能过早地忘乎所以。这个家庭也许是个例外，使我的全部回忆带有烟熏味的气息——大烟囱的格拉斯哥。

伯恩斯比卡莱尔更多地暗示了苏格兰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它被简要地概括在一份统计项目里，那样的统计我过去经常在每周一的《爱丁堡报》上读到。也就是，上一周已注册的新生儿，总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是非婚生育。苏格兰——所有的阶层——在内心里深深爱着伯恩斯，因为他从根本上表达了他们的情感，而其他人绝对做不到。

当我想起爱丁堡，先于我的头脑而来的景象是那个管理有序的城市，正如它应该具有的一样，傍着两个没有绿树的高地。亚瑟赛特山像一个不规则的球体或半球，升起在东南地平线之上，那里主要的城市和乡村都带有完好无缺的单纯。它的绿意似乎总是遍布天空——那是淡淡的草地的光辉，映照在东方的天空上。我过去读过的关于爱丁堡惊人地貌的描述统统是不充分的。相连的三个山丘在亚瑟赛特山顶达到了顶峰，有八百英尺高。在前面最小的山上，有一座城堡挺立着，三面都是崎岖陡峭的岩石。但是顺着朝东的斜坡往下，便进入一片温和的广阔区域，爱丁堡的老城主要都建在这里——就像从泉水中流出来一样，老城从城堡中流出来，并覆盖了邻近的大地。在远处地势停止上升的地方，耸立着索尔兹伯里峭壁，它海拔五百七十英尺。朝向这个城市的一面是全部由岩石构成的哈得逊断崖，在它的东边，大地再次倾斜进一片广阔的覆盖草皮的峡谷，那地方被称为“亨特的沼泽”。在我了解他们是忙于射击练习的城市射击手之前，我以为那里的猎人是非常安静也非常多的。从那地方起，山丘不规则地升到亚瑟赛特山的顶峰，构成田园牧歌似的显赫而绿色闪烁的圆盘。沿着索尔兹伯里峭壁的顶峰，厚厚的草皮铺到悬崖边上，像人为展开的地毯。它是如此的结实和紧凑，以至于男孩们用V型刀，在上面大面积地刻下他们的首写字母，就像在树皮上所做的一样。一八二○年至一八二一年期间，在爱丁堡那些阴郁的日子里，亚瑟赛特是卡莱尔最中意的散步去处。对于他而言那里满山都是风景，显然，当天气允许的时候他每天都想去那儿。

在英格兰或苏格兰没有我乐意选择的路，以便能从爱丁堡去埃克尔费肯——那里有一段距离的路上布满了卡莱尔的足迹。那是他出生和埋葬的地方，我打算去拜访一下。卡莱尔年轻的时候曾跟爱德华·欧文在那儿旅行（苏格兰人称徒步行走为“旅行”）。他少年时代曾独自走在这条路上，有时也跟一位比他大的男孩子一起去爱丁堡学院。他说，在他的“记忆”中无论其它什么地方都没有这种挚爱、多愁善感和沉思，事实上，这是有趣和有益的旅行。“你没有伴儿，但是草在脚下发出沙沙声，小溪叮咚作响，或者是来自原始的动物发出的单纯的声音。”“有些日子像意大利半岛一样明亮（有欧文在场的情况下）；天气潮湿，雨淅淅沥沥下着，从沉默灰暗的天空无穷无尽地悬垂下来——在特定的情绪里，后者也许更可贵。你拥有世界，欢乐和悲哀的垃圾充斥其中，杂乱一团。孤独的自我又轻飘又黑暗。你可以光着脚，如果那样更合适的话，把鞋和袜子搭在肩上或悬挂在手杖上；洗干净衬衫，梳子别在口袋里。你寄宿在牧羊人家里，他已经打扫了村舍，备好了有益健康的鸡蛋、牛奶、麦片粥，干净的毯子铺在床上，大量没有杂念的人类情感，自然而优雅。”

但是在寒冷的季节，一个人没有伴儿怎么能走上一百英里，特别是每小时都有列车奔跑，而口袋里又恰好有多余的一英镑金币?你节省时间考虑借助骑马来获得悠闲，但也因此失去了品尝真正在陆地上行走的滋味。这紧凑的小王国里的路如此富有魅力，它们坚硬光滑，有着似乎被砂纸打磨过的路面!双脚行走起来是多么省力!夏季的气候——即使在最热的天，大气层下面的空气也如此新鲜!当你汲取的每一口气息里面，都有一颗凉爽的核儿，一些可能被融化掉了，或者正在融化，那么，霜冻的日子就不远了。

而当我们不想走路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满足，火车头牵着火车把我们从爱丁堡一个被称为托马斯·卡莱尔的地方带走。

人类的视力还没调整到跟火车一起飞行的程度。水蒸气没有滑翔的力量却轻拍翅膀飞到我们的肩上，我们有可以鸟瞰的风景却没有鸟的视力或鸟上升的高度，能往远看却没有宽阔的视域，能把握细节而不能把握整体。假如这种速度只给我们一种成比例的景观范围，如果眼睛的舒适在匆匆一瞥中只是与另一种舒适相对应!确实，一个人想到这个，就会觉得，作为游览一个国家的旅行工具，坐火车旅行所经过的路程是多么短!它除了不方便外，根本就不算旅行!下火车后，看起来是告别了火车上的坐席，回到家里身体仍然感觉还在摇晃和推挤。脑子里，风景变得乱七八糟。眼睛即使跟最远的实物也几乎保持长久的联系。我们周旋于一个任意的平面，却很少是从适当的位置观看某个事物，并带着和那个位置同等的同情心。我们不得不等待汽船为我们提供一个最佳的空间，让眼睛得以分享美景。从爱丁堡往南飞到明亮的夏天，给我留下的只是最普通的印象。我回忆起我所看到的这个国家是多么干净和无遮无拦，无遮无拦的森林、树木和杂草，灌木丛生，这些植物隐藏或模糊了他们未被破坏的幼稚——一个人关于草的世界的印象，如同在北极关于雪的印象一样，山脉，孤独的牧人，山谷，翠绿的狭长景色。

不靠双脚行走的时候也不完全受骗。我在洛克比下了火车，看见一个苏格兰人的小集镇，完成了徒步去埃克尔费肯旅行的剩余行程，一段旅行笔记拖了六英里长。现在是六月里的第一天，午后的阳光明亮地照耀着。对我而言，这仍然是旅行中的蜜月，但是在这美丽的陆地上已剩下不足两周的时间。海滩上的路光滑、干净，又坚固，我的双脚善意地吞食着距离。第一株红色三叶草刚巧开花了，或许正如我在家乡散步时应该看到的一样，她就像我见过的某个人，有着红润的面颊。我在稍后的季节里在另一个地方观察过她，记得她的颜色比在这个国家里更艳，花期更长，花朵中粉红颜色也更普遍。我们那里所有的谷物和草都比这儿成熟得慢，季节拖得更长，也更凉爽。黑莓开花通常是坚定的粉红和纯白，偶尔也有淡蔷薇色的，花朵呈伞状，像西洋蓍草。白色的小雏菊（“春白菊”，苏格人这样称它）附有深红色尖顶，预示着不久以后谷地里将有深红的斑点飞溅。夏枯草的颜色比我们的更深紫。一种老鹳草像我们的野生天竺葵，有一种更深更厚重的颜色。另一方面，这里秋天成熟的水果和树叶，跟我们那里的比较起来显得发白。

在农场所占据的土地当中，无处不夺人眼目的是播种甘蓝和土豆的田垄，它已如此精细地犁过了，令人想起爱默生的描述:岛上的田野看起来不像是用犁完成的，而是用笔完成的——用铅笔和尺。既然如此，线条是那么笔直和一致。在路边，我询问一位正在干活的农夫，他是如何管理这土地的。“哈”，他说，“一个苏格兰人的头脑就是水平。”在这儿和在英格兰的农夫们都像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一样有计划地耕作。他们有耕作比赛，为最漂亮的犁沟提供奖赏。种植土豆和甘蓝，对土地的要求是一样的，翻、犁、压、耙……连根拔起的草棵由妇女和孩子们拣出来，就地焚烧或者用车拉走，只留下土地像一张干净的纸，然后由农夫刻下他的完美的线条。两匹马拉犁，犁是一种又长又重的工具，带双重犁铧，将泥土分向两侧。农夫靠树桩引导着犁开第一条犁沟，得到完美的一条，用来作为后面的参照样板，土地以完美和一致延伸到山脊，正如把希望印在土地上，或者浇铸进土壤里。就这样，从一个岛的末端到另一个岛屿，在每一片犁过和种植过的土地上，看起来所有的行家都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从洛克比走了四英里来到名叫梅恩黑尔的农场。卡莱尔在这儿住了许多年。据弗劳德^[1]称，在这里卡莱尔第一次读到歌德的诗《在干枯的河道》，并且翻译了《威廉·姆斯特》（Wilhelm Meister）。弗劳德描述说，这里的陆地向东南倾斜，开阔的景色分布在这些地域上，但看起来不是寒冷和多风的地方。农作物长势良好，土地平坦而肥沃。土壤是适宜的黏土，几乎跟在所有地方看到的一样。一块与公路相邻的坡地正准备栽甘蓝，田垄已经犁完了，一位农民，一个谦恭严肃的土地承租人，正从斜挂在肩膀上的篮子里往垄沟撒买来的化肥，一个男孩赶着马车往同一条垄上堆肥料，一位穿木底鞋和短裙的少女用叉子均匀地将肥料分散开。在苏格兰的田野里，某些确定的农活总是被看成是妇女和女孩子做的——撒肥料，拔草、捡草——尽管她们也用同一双手跟男人们一块在干草地里收割。

卡莱尔夫妇居住在这个农场里的时候，卡莱尔正在安嫩教书，后来在柯科迪的时候卡莱尔与欧文在一起。他的家人从自家不充足的贮备中，为后者提供了干酪、黄油、火腿、麦片等。后来一幢新农舍建起来了，尽管那幢老房子还站在那里。毫无疑问，一八一七年当房子正在建造中的时候，卡莱尔的父亲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这件事。当时梅恩黑尔正期待着教区的牧师到来。“你妈妈非常担心他来的时候房子还没建完，那样的话，她说她将跑到山后藏起来。”

从梅恩黑尔顺着公路慢慢往下走，来到埃克尔费肯村庄，距此一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有个显眼的标记，那是教堂升起的尖顶，它以苏格兰冷杉为背景，那些杉树盖过了山冈。我很快进入到村子里的一条主要街道。据说在卡莱尔年轻时代有一条小河或小溪从这里流过。不过这地方现在已被有魄力的人给占领了，而不再是一条闲荡的小溪，交叉着众多的桥，遍布小鹅卵石的宽阔区域映入眼帘。这些村舍多数是非常粗陋的，从人行道向外蔓延，好像人行道拐了个弯而形成了村舍的围墙。教堂是堂皇的褐色石头结构，在近代，与这个富饶的国家比起来，感觉上教堂跟它前面的这个村庄更协调一致。教堂后面的墓地里，卡莱尔在此安息。当我走近墓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正坐在紧挨大门的路边，一边梳理她的乌黑发卷儿，一边等她的妈妈和哥哥，他们还在村子里磨磨蹭蹭。一对男孩子正在割倒靠树篱生长的荨麻，他们说，把荨麻上面的芒刺煮掉后可以用来喂猪。在街道对面的墓地，有几只放牧的牛正在吃草。

我得考虑一下，辨别卡莱尔的坟墓应该像他活着时辨别他的人一样容易，还是因为当他死后他这个人才名声日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坟墓可能被安置在围栏里的什么地方。因此，当我发觉这个问题时，自己已站在墓园的大门里边。门是开着的。经由安嫩路穿过一道高高的石墙，我沿着最残破的小路，朝着公墓远处一座新的壮观的纪念碑走去，当我发现那上面令人讨厌地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时，面对这块大理石，我的好心情一下子变得迟钝了。我试着看过其它几处，也还是别人的墓，我变得失望起来。后来，我终于看见一长排姓卡莱尔的坟墓，但是我寻找的人不在他们当中。我的朝拜者的热情因为受到阻碍而变得没有意义地冷淡下去。一个人能够经受住多少这样的冷落呢?然而，死去的卡莱尔跟活着的卡莱尔一样，当你来到他的脚边准备安置你的敬意时，你得准备好碰一两次钉子。

不久，在一个家庭围栏里的一块大理石上，我看见了“托马斯·卡莱尔”，可惜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名字是伟大的托马斯的侄子。不过我至少找对了地方，这儿才是我正在寻找的卡莱尔的家人。在一个大约长十六英尺、宽八英尺的空间内，四周被铁栅栏围住。最近处的一座坟墓比其它的造得更高更完美，但是它没有石头或任何标志以供辨别。我相信，在我拜访之后，一块石头或纪念碑已经竖起来了。在它周围，一些雏菊和漂亮的蓝眼睛婆婆纳在草地间生长。这位伟大的智者朝着南方或西南躺着，他父亲在他的右边，弟弟约翰在他的左边。我高兴地了解到，那高高的铁栅栏不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是他的父亲在有生之年用铁栅栏圈出这个家庭的一小块地。除了墓基特别大以外，墓地的整个面貌相当美国化，它位于教堂后面，单独划分开来，这是一座安葬死者的花园，而不是环绕教堂并与它连在一起，像这个老教堂的窥视者那样。我记下这个地方，正如我在别处所做的一样。把死者的职业刻在他的墓碑上，这种风俗很流行:某某，泥瓦匠，裁缝，或者木匠，或者农夫，等等。

一位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在一片小树林包围中的托儿所工作，那里离墓地只几步之遥，在一片树篱稀疏的地方，我和他们交谈。他们说他们见过卡莱尔许多次，他特别令人尊敬。那年轻人在夏天看见他来过，没戴帽子，站在他父母的坟墓边。“长时间虔诚地守在那儿，”年轻的园丁说。我知道这是卡莱尔永恒的习惯:确实，每个夏天他都要到这里朝拜，光着脑袋在墓地边逗留。两年前，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来这里，他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以至于得靠两个人搀扶着走进墓地。这样的仪式唤回一条沟通他的“过去与现在”的通道，据说这种宗教习俗来源于中国的皇帝。他说:“他和他的三百万崇拜者每年来参拜他们的祖先的墓地，参拜他的父系和母系中每一个安葬在这里的人。每个来访者都庄严驻足，怀着‘景仰’的心情或其它可能有的想法独自沉浸在静默之中。头顶上整个神圣的天空静默无声，这神圣的墓地，这最神圣的坟墓，在它面前一切都将静默，他的灵魂的搏动——假如它有灵魂的话，是唯一可以听得见的。那也许就是崇拜!真的，如果一个人通过其它的尝试仍不能进入来世看上一眼，何不通过这个入口看看呢?”

卡莱尔的威望和影响是他的家族最完美的特征之一，这弥补了一些他所认为的与其他人相比的不足。这个家族的标志从来没有更强烈地震撼过某个人，也没有哪个家族曾经比卡莱尔家更具独创性和留下更深的烙印。通常，诞生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农民家庭中的伟大人物，家族的天赋给了他巨大的优势，或者说彻底塑造了他。卡莱尔继承了父亲全部的面部轮廓，他是他父亲和母亲最优秀的爱情结晶。父亲的令人惊奇的嗓音完全地遗传给了儿子，并且更加洪亮了，那种穿透力像大马士革的剑，那种厚重像铁锤。父亲最强壮和最优秀的特征有幸全都留给了他。确实，天赋的小溪似乎从远道、从老维京人那里流来。卡莱尔不只是苏格兰人，他还是挪威人。他有着显著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情味，敏感，或者过敏，粗鲁，喜欢争吵，欺凌弱小，乐于碰硬，喜欢摔维京时代的跤。托尔^[2]的锤子先于他的做石头泥瓦匠的父亲的锤子幸存于他。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他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属于苏格兰。约翰·诺克斯和神圣盟约派成员^[3]的影子幸存于他:证明他的宗教热诚，他的严肃和深信不疑，他的奋斗和痛苦，他的“转化”。奥西恩^[4]幸存于他:使他有着忧郁、深沉，音调优美的悲叹。特别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紧紧依偎着的祖先幸存于他——他的强健、勤劳、暴躁的脾气，源于自耕农的家族史:一切的归因尽在于此，这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可以利用的最终结果。

卡莱尔的精神属于苏格兰。对故乡近乎茫然的向往似乎一直支配着他。“我第一次看见太阳从山冈上升起，”他在《过去与现在》中说，“当太阳和我及所有的事物尚处在他们的光辉里，谁能将我从它那里分开?神秘，深奥，正如这世界的中心，是我深深扎入我出生的土壤里的根，没有哪种生长的树木如此根深蒂固。”对往事的回顾是多么悲哀地在他的书页中神出鬼没!他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在寂寞的荒野之中辛苦劳作，跟贫困作斗争，从土地里榨出不充足的生活所需。整个家族依附在土地之上，直到他们与土地成为一体。在这抗争中，这个家族团结得多么牢固，又培育了怎样的家庭情感!卡莱尔家的人在职业上是慷慨而有良知的，他们把自我、生活、思想和痛苦都打造进他们的宅子里，他们那多皱的额上淌下的汗水浇灌了脚下的土地。詹姆斯·卡莱尔在父亲五十岁时去世之后，当他在少年时干活的地方看见老加思桥时，他站在桥上，被深深地打动了。当他仔细打量这座桥时，他回忆起父亲和所有父亲对他讲起过的人和事，他也被这些回忆深深打动了。“半个世纪里逝去的岁月好像带有宿命意味地在一瞬间又回来了。”不管怎样，这些人用手触摸过忠实的土地，使自己变得神圣起来，从而留下生命中的一页。把沉默和有几分难以表达的信仰种植在他们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令人生厌的事业在他们高贵的子孙身上开花结果。土地回应他半是伤感的凝视，在他身后变得神圣起来，祖先在坟墓中向他发出无声的呼唤。没有什么东西像贫困、勤劳和苦难一样深化和增强一个家庭的特征。它是产生坚强性格的熔炉，是造就这个完美阶层的压力。有人回想起卡莱尔的祖母在深夜叫醒她的孩子们——他的父亲是祖母所有孩子中的一个。她以刚刚弄到的燕麦饼，中止他们那长时间的绝食，并从床上抽下麦秆生火，以此迎接春天的到来。

卡莱尔的遗骸安息在他的出生地、他的家族成员之中，似乎非常合适。他完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境遇第二次造就了他，在他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影响。我回想起一个短暂的瞬间，他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的妈妈，当时他弟弟正在德国求学。他妈妈来爱丁堡看他，“我看见她，”他写道，“站在利斯^[5]码头，当你的船在那儿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她用湿润的眼睛望着向东流去的蓝色海水，对无言的海浪问‘他将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善良的母亲。”

为了更多地了解埃克尔费肯和它的人民，我在闲暇时更多地在乡村周围游览，我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从洛克比走下去。我们在那里消磨了几天时间。我们投宿在安静、整洁的小旅馆里。我差不多转遍了周围所有地方，记录那里的小鸟、野花、人，以及农场的劳动，等等。用一个下午去斯科茨伯格。在卡莱尔家族离开梅恩黑尔之后，他们在那里生活，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死在那儿。用一天时间是去安嫩，其它的时间去了里帕坦斯山，再后来朝着山下的克特布里走去，发现并品味那里的田地之美。显然，这里有着多么持久和永恒的东西，八十七年前卡莱尔出生的房子还在，他的父亲建造了它，这房子还像当初一样站在那儿，看上去还能站立几百年。我走进一个小房间，那是卡莱尔第一次看见阳光的地方。一个人爬上已经很旧但保持原样的石头楼梯，踏上完好如初的石头地板。我猜想甚至这个小窗子上的窗格也保持原样。这村庄是非常安静和简陋的一个，街道铺着小鹅卵石，整条街从头到尾听得到木拖鞋的咔嗒声，这也跟卡莱尔小时候一样。公路从高到底，有最谦卑的石头地板的房子，一个人可以举步从街道一端一直走进房子最多的地方。当一个自感谦卑的英吉利人或者苏格兰人打算在乡间建造一座房子的时候，他总是任意选择一个靠近公路的地方，或者把房子安置在距离公路几杆远的工棚或者畜栏之间，或者用高高的结实的栅栏把房子围起来，完全遮住你的视线。如果他能，他会尽量把房子挤进村子的前头，让街道延续进他的房厅，不允许栅栏或别的遮掩物插入房子和街道之间，两者之间的沟通如此容易并尽可能地开放。至少那些老房子的情形是这样。因此，英国的村舍或小别墅，远不及我们那里的私人化和具有隐蔽性，而且乡村的房子远不及公共场所。埃克尔费肯唯一的特征，除了教堂之外，能够把它与一百多年以前最粗陋的乡下人的村庄区分开来的，是用巨大和完美的石头建造的公立中小学。它给这个地方带来一种声誉，正如以某种方式与对它著名的儿子的记忆联系起来一样。我想，事实说明在创办学校时卡莱尔有过一些助手。他第一次在这里从事教学的建筑物是一幢低矮、简陋的住所，现在位于教堂后面的学校，在墓地和安嫩路之间呈现出整个校园的局部。

从我们住处的窗口，我习惯于注视那些劳动者走在上班的路上，看孩子们去上学，或是到抽水机那提水，晚上和早晨妇女们牵着他们的母牛从牧场赶到挤奶场。在六月里漫长的黄昏，直到夜晚大约九点才挤完奶。有时碰到雨天，一位全身泥污、绝望、头戴帽子的年轻女子，穿过街道慢慢走过来，站在这里或那里，胡乱而忧郁地唱歌，她丝毫不因疲倦而显得不快乐。在她的嗓音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极具穿透力的哀伤和野性。偶尔一些过路的人会投一个便士在她脚边。一位漂亮的爱丁堡少女，她的头发比苏格兰人的金色要红，她在旅馆里为我们服务，这时她离开了，走进雨中把一个便士放进那女子手里。那女子集了几个便士之后，歌声就会停下来，歌手也便消失了——她会喝光她的收获。我将信将疑。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这回事。我注意到她从不掩盖她的粗野或无礼。偶尔，男孩儿们停下来注视她，做手势、扮鬼脸。

一天下午，一场旅行展览的帐篷搭在街上较宽敞的地方，主持者通过持续不断地吹风笛召集这地方的孩子们去看热闹。门票是一便士，我随其他人去了。看见一位矮个子男人，脸脏兮兮的，领一只大狗，组成一个和睦的家庭。男孩儿和女孩儿们很有秩序地集合在一起。我发现几个冷静、从容、谦逊、怕羞的男孩儿，像所有的乡下男孩儿一样，他们是天生的自然主义者。如果你想知道鸟巢在哪，就去问这些男孩子。因此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当我在安嫩路上遇见其中的两个男孩儿时，我问了这个问题。起初他们宁愿望向半空也不肯回答我，但是我设法让他们了解我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能指给我看那些鸟巢。为了鼓励他们的鸟类学热情，我提出为第一个鸟巢付一便士，为第二个鸟巢付两便士，第三个鸟巢三便士，以此类推——奖赏成了一个转折点，一下子减轻了我的“大不列颠警察们”的负担，因为这些男孩儿们发布了他们所知道的附近每一个鸟巢，我怀疑就是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在创造星期日的机会，以便接近他们带羽毛的朋友。他们在四周转悠，带着害羞的微笑，但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沿着公路把我带出几步远，当他们走到树篱边的时候，指给我看一个有幼雏的树篱麻雀的巢。母鸟正守在旁边，嘴里叼着食物。这个巢是特别招人喜欢的布谷鸟的巢穴，是莎士比亚提到的那种——

“篱雀寄居在飞走的布谷鸟巢里。”

这种鸟根本就不是麻雀，而是一种鸣禽，跟夜莺很相近。后来，他们带我从大路上岔开，踏上一条光滑的小路，并指给我看一个有鸟蛋的麻雀巢。我看见第一丛野生紫罗兰，照亮了旁边的小土丘，紧接着又发现了第二丛，它们一同引领我来到知更鸟的巢前——小土丘边上的一个暖和的长满青苔的窝。然后我们拐向另一条路，他们扒开一个黄雀或者啄木鸟的巢。那巢看上去有一个粗糙的小讲台，用干树枝垒成，前面还有一个小石门。与此同时，他们给我展示了几个篱雀的巢，还有一个是花鸡的，“鸠占凤巢”，那个男孩儿说，那是花鸡掠夺去的。这些算是意外收获。在墓地附近一个废弃的水泵那儿，他们给我看一个大山雀的巢，然后他们提议带我去见识一下花鸡巢和山雀巢，不过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见过它们的巢了，它们已经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问他们还知道别的鸟巢吗?他们回答说，当然知道几个。离村庄很远的地方，在米德尔拜路上有个鹪鹩的巢，里面有十八只鸟蛋。然后“警察们”飞快地兑换他们的钱。于是我们穿过村子，沿着米德尔拜路走了大约一英里。他们两个默默地走路，不说也不笑，一脸严肃，如同去参加一个葬礼。我们匆匆地走。苏格兰的午后田野格外暖和，阳光穿过麦穗在麦芒上闪闪发光，像擦亮的眉毛。我感觉自己有点走累了。“孩子们，还有多远的路呢?”我问。“快了，先生。”随着脚步越来越快，我知道我们正在靠近那鸟巢。事实证明那的确是柳鹪鹩或者称为柳莺的巢，一个完美的建筑，上面有着圆形的屋顶或遮篷，巢里排列着羽毛和一窝鸟蛋，不过绝对容不下十八只。一个男孩儿说，他们说过这鸟会产下十八只鸟蛋，这里一只普通的鹪鹩都能产这么多蛋，甚至更多。我被他们的认真和真诚深深打动了。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哪些鸟巢被掠夺了。大一点的男孩儿叫托马斯，他听说过托马斯·卡莱尔，当我问他你对他怎么看，他只是笨拙地看着路面，什么也没说。

我有一些小问题请教一位老修路工，我是偶然碰见他的。那天，当我正走在去往里帕坦斯山的路上，他坐马车赶上了我（在苏格兰，所有公路上的交通工具都叫机器）。他坚持让我坐在他身边。他有一匹小白马，“二十一岁大，先生。”马车有两个笨重的咔嗒咔嗒的轮子，我得说它已经相当老了。美国有这么好的路吗?还是没有?你们那儿没有碎石没有石头吗?有许多，太多了。我告诉他。但是我们还没学会这门修路的艺术。他竭力向我炫耀，的确，他一直都这么认为。他说他有一个叔叔在美国，但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他见过卡莱尔许多次，“但是这儿的人对他没兴趣，”他说，“卡莱尔家的人是那种我们苏格兰人所说的欺凌弱小的人——有一套欺凌弱小的手段，先生。如果你穿过他们家的小路，他们会杀了你。”他露出一副“埃克尔费肯斗犬”的凶相。卡莱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过。在这种场合，老修路工说，“卡莱尔家族的人联合起来威吓和谋杀这地方半数的人!不，先生，我们只在这个时候对那个人感兴趣。”他用鞭杆捅了一下小马，友好地跟几个女学生打招呼，并沿着公路追上她们，让她们一个个上他的马车，直到车上装满了人，再将她们一个个送往回家的路。过了安嫩桥，我不再和他们搭帮了，独自走一小段路去里帕坦斯山。主宰着一个广阔风景的绿色高地面向索尔威^[6]山顶上的塔是那些令人好奇的遗迹之一。地上到处是遗迹，而所有关于这些遗迹的记忆和有价值的传说都被时光淹没了。塔是粗糙的石头结构，大约占地三十平方英尺，高四十英尺，有一个通透的门，门楣上用古英吉利文字刻着“忏悔”一词，墙上到处是枪弹孔或箭孔。塔旁边有座废弃的旧坟墓，背后是一个小礼拜堂的墙壁。在它的基座下面有一些兔子的洞穴，上面插过封建领主的旗杆，那些领主的城堡位于山谷下，“Time”的首写字母被胡乱地涂在每块石头上。一块有着三四百年历史的灰泥从原有的地方脱落下来，我捡起来，发现它跟石头一样硬，颜色灰暗且覆盖了苔藓。当我从那里返回，我在安嫩桥上站了好一会，看栏杆的影子倒映进清澈的打着漩涡的水中，偶尔看见一条鲑鱼跃出水面。无论何时，一个旅行者来到这些拱桥上，他一定会停下脚步赞美一番，这与他在家乡所见识过的多么不同!那是真正的高架桥，它不仅引导旅行者横跨河流，也引导道路横跨河流。那么，这样一座拱桥有着近乎理想的完美，几乎没有否定的余地——没有一点画蛇添足，每块石头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石头都可以这么说。对于一座建筑物，我们可以这样评价或那样评价，但是对于这样一座古老的桥我们唯一要说的是:它满足了每一个有头脑的官能。它有着诗意的美和数学的精密。像安嫩路上的这些老桥，有一种忧郁的情调，公路在桥的两端逐渐上升到达拱顶，这样便增加了它的美感，使它们看起来更像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而现代的桥顶部都是平的，因此更具功能性。此时，两个干粗活的人正站在桥上喋喋不休，一个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钓到鱼，如果我辞去城堡中的职务。

关于无足鸟，莎士比亚描写道，它们——

“在墙外筑巢,即使因此走上死亡之路。”

我注意到，在我们旅馆对面的建筑物房檐下面的铁架上有一对鸟巢，证明了那“死亡之路”。一天，一个油漆工开始擦拭建筑物，准备为它刷一层新漆，他不小心把那个“生命的摇篮”敲掉了。然而，燕子不肯放弃这个地方，第二天早晨赶在油漆工干活之前又筑了一个新巢。苏格兰人将沿途的建筑都涂上了廉价的油漆，他们甚至也给墓碑涂上颜色。我发现，那些褐色的石头都给涂上了白色。

一天，我参观了一小片簇叶丛生的墓地，在村子下边朝向克特布里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看见一些卡莱尔家族老辈人的坟墓，其中一些是卡莱尔的叔伯们的。在这些老的墓地里，有个名字很常见，显然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勇敢的家族。托马斯的名字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以至于在两个墓地中我发现有八个叫托马斯·卡莱尔的。我看见最老的卡莱尔坟墓是一个叫约翰·卡莱尔的，他死于一六九二年。石碑上的铭文如下:

“这里躺着约翰·卡莱尔,佩内斯奥斯人,死于一六九二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妻子珍妮特·戴维森死于一七○八年二月七日,享年七十三岁。儿子约翰立。”

我经常在教堂的墓地里见到那位老司事，他住在卡莱尔的房子里。他很了解这个家庭，知道一些跟卡莱尔的父亲有关的趣闻轶事，这个可怕的詹姆士主要特点是说话直率、坦诚。他这位教堂司事显然带着几分傲慢，他特别强调说，这个墓地里有几个有名的坟墓被占了，老比尔的坟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许多最老的坟墓已经“灭绝”了，没有人承认和认领他们，名字模糊了，位置被第二次占用。在这些古老的安葬地，出现了一些普通的坟墓，但大约二百年之内又“灭绝”了。年代比较久远的坟墓已经很少见。他说卡莱尔家族的情况是奇特的，没有人能够像他们那样。不论男人或女人，他们只要一张口讲话你就能了解他们，就好像他们正靠着石墙交谈一样。（他们的话音在回荡）这有点像以卡莱尔的风格阐明的观点。“我的风格”，卡莱尔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在笔记本里写道，“跟别人的不一样。第一个句子就暴露了自己的观点。”的确，卡莱尔的风格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不做作，就像他那粗俗的自耕农的乱蓬蓬的头发、钢针似的胡子、暗淡的眼睛一样，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继承了他们的全部。泰纳^[7]所称的野蛮，出自他的强壮的泥瓦匠的祖先。他完全出自他父亲的血统，一个靠能力和体力工作的“建筑商”。然而他不再从事祖上的事业，把岩石砌在墙上；而是乐于把岩石砌在句子里，并且能够做的也不像其它作家那样，不论是古代的作家还是现代的作家。

在一个离村庄一英里的地方我偶然看见有陌生人，便刨根问底向他们打听去墓地的路，但是他们告诫我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最近去那里的朝圣者或参观者减少了。在卡莱尔埋葬后的最初几个月期间，他们几乎剥光了坟墓上的草皮土，但是在《回忆录》出版之后，去那割草的傻瓜们的数量少了很多。没有真正的卡莱尔的爱好者为那些回忆录感到不安，但是那些因为他是名人而崇拜他的人，在他死后把他的墓基打碎或者把坟墓上的草皮土搬走，他们简直是一群鬼怪。我记录下去安嫩这一天最惬意的旅行。欧文的名字还存在于此，但我相信他的所有近亲都消失了。街道对面是他出生的小屋，上面的标记隐约可见:“爱德华·欧文，屠夫”。我在格拉斯哥时参观了欧文的坟墓，它在大教堂地下室一个最阴暗的地方。有感于看见那个青铜字板，上面标明了它被发现的地点，它在人行道上闪烁着明亮华丽的光泽，使围绕四周的先生女士统统黯然失色。是深爱的手不断把它擦亮，还是在这个名字上驻足的那许多双脚将它磨光?从前，欧文被世界遗忘了，不是因为他与卡莱尔的关系，而可能是人们对后者有更深的记忆，我看见欧文的名字令人讨厌地在金属上发光。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一定有着惊人的相似，才使得他们这样彼此吸引。但是人们远不了解真实的欧文，他写下的文字没有冲击力。区别在于，你是在铁铲里点燃黑火药还是在炮筒里。欧文可能被认为是这样一个人，他制造了耀眼的瞬间，接着就在烟雾中消失了。

一些人好比钉子，轻易就能拔下来；另一些人像铆钉，根本拔不出来。卡莱尔就是一颗铆钉，是真正有“头脑”的人。他不打算使别人屈服而很快被忘记。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诬蔑他是个演员、骗子、花言巧语的人，而他忠实于自己的目标，扮演的角色更具吸引力。他是多么艰难!他说，“世上可怕的怪物，便是那游手好闲的人。”他不鼓吹劳动的真理，他就是劳动本身，是个自始至终不屈服于劳动的人。他肯于钻研和探究，为了打下牢固的基础，像个建造商跋涉在路上，穿过废墟和流沙直到获得那块想要的石头。他的每篇评论文章都以一个月或更多的严肃工作为代价。《裁缝师里查德》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写成，《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克伦威尔》用了四年，《弗雷德里克》则用了十三年。没有他父亲帮助建造，就不一定有老加思桥载着旅行者渡过下面咆哮的河水；与此相似，卡莱尔的这些书也如同一座桥，把读者运过深奥混沌的意识的沟壑，在他们找不到路之前或者只有一条没有把握的路。不扫清那些障碍或令人陷入迷惑的沼泽，跨越和征服那些混沌的深渊，卡莱尔绝不动笔写书。没有哪个建筑师或工程师像他那样有更切实和明确的目标。对于长途跋涉的读者，不让他们受到诱骗或者出笑话，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严肃的工作者从来都看不起一切戏弄读者，或者轻浮、琐碎的行为。他对诗和艺术显得没有耐心，说它们游戏和轻浮的味道太浓了。他自己的工作从来就不轻松不容易，反而有着劳动的痛苦，像把桥墩栽进波涛翻滚的水中。他那种继承来的拼搏和斗争精神总是至高无上的，好像他母亲的辛劳和向往为他留下一个抹不掉的胎记。万物在他身上疯长，探究世界的意志淹没了他。事物呈现出危险和怪异的形态，他却显得快乐而平静。他为自己提出的每一项任务，都是与混沌和黑暗、真理或假象的较量。他说，创作《弗雷德里克》像做一场噩梦，写《克伦威尔》像在山中做苦工。我知道没有别的人在著作中体现这种分娩般的痛苦和糟糕的境遇。在他身上贮藏着巨大的、倔强的、勇于抗争的、无声的力量。当写作的担子压在肩膀上，他不半途而废，不停止战斗，不叫苦连天，而是有着过胜的力量:必须开辟一条穿过岩石的隧道，无论何时完成一部著作都要经历最初的苦闷。也就是说，一项愉快的工作，带给别人的是快乐和轻松，带给他的是绝望和震撼。写作没给他带来成就感——他是个思维敏捷、学识渊博的作家和演说家——它经常提到的是目标带来的压力，征服魔鬼、偶像和冰冷麻木的感觉。因此，他未通过著述留给后世的言论跟他的著述一样少，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如此生动，就像那些事情被做过了一样。他愿意赞美默默无闻的工作。在他身上曾经表现出来的东西无以言表，那正是他想说的每一句话的核心: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事物围绕着他，孤独的空间包围着他。他的书不容易读，他们跟大多数人较劲。他的风格像岩石铺就的路:当它是好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像它那样好；当它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有它那样坏!在《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卡莱尔无意识地描绘了他自己的生活和性格的真实面貌，与其他人相比:“这个人的生活里没有五朔节游戏，但是有战役、行军，有跟公国和权力的战争。他没有空闲散步，穿过芳香的桔树林和长满绿草鲜花的空地，等在唱诗班旁边祈祷:那是严肃的朝拜，穿过燃烧的大火、孤独的沙漠，穿过带棱角的坚冰区。他在人群当中行走，正像他们不能爱他一样，以难以形容的温柔的怜悯爱每一个人:但是他的灵魂处在孤独里，在最大限度的创造之中。在棕榈树泉边的绿地，他稍事休息一会，不久以后他必须在天使和魔鬼的护卫下动身前行。整个喧闹的天空都是他的护卫队。”无疑地，世界上一部分人将考虑坚守地狱提供给他的首要忠告和指导，但是以别的方式思考的人足够多，他们的数量在未来有所增加是肯定的。

【注释】

[1]弗劳德（Froude，一八一八至一八九四），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以其对十六世纪英国的研究和对托马斯·卡莱尔的研究而著名。

[2]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3]神圣盟约派成员或国民誓约派成员（Covenanters），苏格兰长老派，支持一六三八年的国民誓约或一六四三年的神圣盟约，意在保卫和发展长老制。

[4]奥西恩（Ossian），传说中三世纪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

[5]利斯（Leith），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市的一个区，位于福思湾的南岸。它是有名的海港和造船中心。

[6]索尔威湾，在英国苏格兰西南岸与英格兰西北岸之间。

[7]泰纳（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三），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实证主义的一名重要支持者，著有六卷本的《当代法国的起源》（一八七五至一八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