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是一种生活，一种“漂”的生活。为了体验与品味这种“漂”的真谛，自2001年的初秋开始，我有了行走长城的冲动。实践下来的结果是这种冲动一发而难以收拾，它甚至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取向。
2004年初夏，在历经了两年多次行走华北及东北的长城之后，我开始走进西部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从那时起至这本书稿完成为止，我已经有八次这样的经历了。在此期间，我整个的身心充满了新奇与探索的热望。在陇右高原，在河西走廊，在祁连山麓，在戈壁大漠，在黄河悬壁，在腾格里沙漠，在贺兰山缺，在鄂尔多斯草原，在晋西北的丘陵，在所有长城延伸之处，我每天都被那里的历史、人文和现实的景物感动和震撼。它们像一部推进器，驱动我不断地寻找和感悟陌生的历史和新奇的现实生活；它们又像一部牵引车，牵动了我无尽的心绪、思维与激情。
如果不是因为行走长城，我也许这辈子也不会走到在古代边塞诗里才提到的玉门关、阳关、萧关、雁门关这样一些能让人铭心刻骨、释怀感慨的地方；如果不是迷恋长城，我不会在戈壁、大漠、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黄河古道、燕山山脉这些人烟罕至的地方流连忘返、怡然自得。
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摇篮、先秦遗风、汉唐古韵、丝路花雨、文化传奇、长城内外千百年来农耕与游牧、中原与塞外纷争不断的民族恩怨，都在这里尽显无疑。纵贯浩瀚的历史，你能发现它的博大精深；感觉到我们自己本身阅历的浅薄。面对着那些古道热肠的西北民众，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那一点点带有沿海城市莫名优越感的言行都显得有些委琐。
唐代诗人王维在其五律《使至塞上》中，面对西部荒芜浩渺的地域所叹出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绝句，形象地描绘了西部古往今来惨烈的自然景象。在以下的这本书稿中，我所要叙述的事件、人物以及发生这些人与事的地方，从时空的历史概念上来说，他（它）们如同长河落日一般，都已经庄严而又沉重地谢幕了。它们曾经有过像朝霞那样的绚丽多彩，又有过像晚霞那样的金碧辉煌！它们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篇章。但是，无论历史的话剧有多么精彩，它终归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再交由后人一幕一幕地创作下去。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之后，当我们今天站在现实的高处，放眼回望时间的瀚海、历史的长河，同样可以感受到诗人王维向世人所描述的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壮丽而又凄婉的情景，体验出古人那种难以割舍的感世情怀。
书稿中的内容源自于我四年多来行走万里长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长城，是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域。熟悉，是因长城那如雷贯耳的名字，而陌生，是因为没有多少人熟知真实的长城历史和长城沿线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行走经历，我也许与大多数人一样，对长城的历史与现状不会产生现在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以下的这些文字中，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人们我所见到的长城和长城所包容的事情。
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若从秦朝算起，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历史桎梏不可谓不坚固，也不可谓不长久。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封建集权统治，而对两河流域之外的少数民族则实行了分割、打击、压迫和归化的高压政策。正因为如此，在华夏的土地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中原传统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恩怨、文化冲突、军事冲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构成了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史，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而万里长城的修建与存在，无疑成为这种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载体。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万里长城的历史存在？长城究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我们的民族之争为什么会以筑墙的方式来展开对垒？历朝历代的筑城究竟会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民族的性格以及民族的生存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今天我每每面对长城悲怆苍凉的身影时所思考的问题。事实是，我内心的矛盾让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其主要原因，是我无法简单地将那条闪烁着民族建筑智慧和文化光芒的长城与那条渗透了中原封建王朝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愚蠢思维的长城截然分开。
曾有学者对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做过如下表述：作为文化古迹，长城是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作为统治形态，它是秦皇暴政的物质孑遗；作为政治目的，它是中原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南北分界线；作为战争结果，它等同中国的“马其顿防线”那样不堪一击；而作为文化象征，它则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民族南下失败的物证。
我对上述的论述不敢完全苟同，却也颇有感触。迄今为止所有的民族战争历史表明，万里长城实质是中华民族内部两种文明对立冲突的战争产物，这个广义上的战争产物有时甚至充当了一个并不光彩的民族隔离和民族压迫角色（比如湘黔南方边墙）。因此，长城很难被笼统地、片面地说成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远没有到了要被冠以“民族脊梁”的程度。几千年以来，长城始终就是一条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漫长的城墙，长城只是中国古代民族战争的工具。如果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评价，长城的形象更像是中原王朝的围城。而历代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是排斥和打击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往这些民族对立和纷争的结果，失败者却往往又是刚愎自用的中原统治集团本身，比如蒙古人和女真人先后对整个中原帝国的占领与征服。纵观历史上发生在长城内外的民族战争，我们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历代的长城版图会随着农牧两大民族博弈的展开以及农牧两种文化圈的此消彼长产生如此巨大和频繁的变迁，最后在夺取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政权的眼中成为观赏性的摆设。
诚然，如果说长城的产生和存在仍有它内在的正面成果的话，那就是它的存在与民族关系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农、牧两大经济圈和文化圈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是一个长期互补、互为一体的民族关系问题。长城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为农、牧民族的分界线和隔离线，成为兵家黩武之地。但与此同时它又成了长城沿线各民族间经济活动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的集散地，许多关口甚至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这些并不表明长城的军事作用弱化，而是民族关系的大势所趋。两千多年来，抛除在长城南北和长城沿线所发生的民族恩怨和民族纷争，其实它的正面成果则是导致民族融合及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最后能形成56个民族的大融合大团圆，长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条民族融合的纽带，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成长历程的物证。
在行走长城的过程中，我的这些矛盾心态是在不断地行走中渐渐地表露出来的。我并不隐瞒自己的困惑，正是这些困惑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长城沿线，去寻找，去思考。尽管这种行走很艰苦，并且孤独，但我依然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穷尽心思和精力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和愿意做的事，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可称之为惬意的事情。
我爱我的祖国和民族，这种爱，在我理解我的祖国和人民曾陷于水深火热的封建压迫状态下，曾处于被西方帝国列强侵略欺凌的状态下的时候，表现得尤为强烈。今天，我们的国家已逐渐强大起来，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再受人欺侮，人们需要更加珍惜和热爱这种和平的年月。我也希望我们的民族内部不再有“围墙”的阻隔，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地、永远地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冲出传统的“围城”。
事实是，围绕着长城南北的民族历史纷争话剧早已落幕，现实的话剧却依然在如火如荼的出演。在西北大漠，在黄土高原，在广袤的草原，远古神话的精髓还在搅动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华夏古老的民族正用自己世传的意志续写着民族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新篇章。中华民族在屡受重创之后重新崛起，创造了一个比“汉唐盛世”更加辉煌的新世纪。无论自然界与人世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人民含辛茹苦的毅力，勤劳勇敢的品行、任劳任怨而又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恒久不变。这就是创立了黄河文明、中原文明乃至于中华文明的不朽民族，他们扛起了我们的社会，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古老的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又像是一本我无法轻易读懂的经书。不可能指望几年走下来，我就能对它的人文和历史大话连篇地说三道四。曾经有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对我说过，西北地域博大精深，遍地是财富，而西北人却是古道热肠，但是要读懂这两本“书”并不容易。言下之意，像我这样有着巨大南北意识反差的南方土著是很难深刻揣摩西北人心底里的那份质感、很难走进西北人的内心世界的。对此我没有异议，我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的意识软肋。但是，我向往、景仰传统与经典的西部，我也想用我的古道热肠去阐释它、赞美它。父母给了我一副血肉躯壳，生活则给予了我一种阳光的心态，我不会吝啬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也许，若干年之后，当我们最终处于耄耋之年，对理想和信念的追逐停止下来；当我们回首几十年往事，我们不会因逝去的光阴与岁月而感到惋惜，也不至于因为觉得自己碌碌无为浅薄平庸而羞愧。生活是要延续的，延续就要奋斗。
古人云，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不敢奢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读多少书，但是可以走万里路，况且，谁能说行走就不是一种阅读？行走在万千色彩的自然界和历史遗迹当中，同样能够丰富人生，我深有体验，也会继续身体力行。我把此作为检验人生幸福指数的一个尺度，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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