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清明节，永远的清明节

毛微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父亲毕业于并且工作过多年的湘湖师范，从浙南山区迁回到了萧山。应老校长金海观先生之邀，父亲决定重返湘师，主持湘师和救济总署浙江分署合办的失依儿童教养院的工作。1947年清明节前十几天，父亲从萧山回来，回到我们余杭北乡的白沙村老家，就是现在的余杭区鸬鸟镇白沙坞口的庙弯自然村，决定在清明节扫墓祭祖以后，即去萧山赴任，并且带我一起去，让我重回湘师附小，去完成我的小学学业。

父亲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接受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熏陶，一生不信鬼神，不拜菩萨，但对祖先却十分虔诚敬重。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冬至、春节四大传统节日，都要认真祭奠，为我们讲述祖先创业之艰和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他认为祭祖不是迷信，而是对祖先的缅怀，是亲情的一种表现。所以每年清明，他都要亲自带领我们去祖先的墓地除草、培土，插上坟幡，叩首跪拜。在家里也要置备酒肴、敬点香烛行跪拜之礼。

当时全家充满喜悦，准备过了清明开始新的生活，尤其是我，可以随着父亲重返湘师附小，可以去萧山进名校上学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父亲竟在清明节前一病不起。既不能亲去扫墓，连家中祭祀也只能勉强挣扎着在供桌和祖宗的神龛前行了礼，更没有想到这会成为父亲和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清明节。

父亲患的病，俗称鼓胀病。大概是现在的血吸虫肝病，已到晚期。同时在左耳和左眼之间的面部，又并发了一粒疔疮。那年我13岁，每天去离家五里路的古城乡（今天的百丈镇）泗溪村村口，请一位老农帮助采集一种草药，给父亲敷用。据说这种草药的疗效是很好的。同时又请了黄湖镇上的西医陈医生、中医仰医生，两位都是当地最好的医生，到家里来诊治。然而都无力回天，清明节后第十天，父亲还是同我们永别了。我每天去取来的草药，并没有让父亲面部那粒疔疮消散，而是向下转移，最后那粒疔疮转移到了上唇。父亲的上唇肿得很厚很厚，看了好害怕。临终前一刻，转移到了上唇正中，中医称之为“人中”的穴位。父亲很快气绝，肿胀也随即消退。据说这是父亲致命的主因。原本我每天去取草药，以为自己为父亲治病，出了力，尽了责，没有想到草药引起了疔疮的转移，加快了父亲的去世。我于是又觉得自己仿佛是个罪人。其实血吸虫肝病晚期，引起腹水，也是致命的病，是不治之症。在当时医疗条件下，谁也挽救不了父亲的生命。父亲就这样一天医院也没有进，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在清明前发病，在清明后第十天离开了我们。这是父亲和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清明节。那个清明节，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不幸和哀伤的气氛里。

在父亲去世前三年，在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春天，也是清明时节，母亲先父亲而去世了。到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只有大哥已经成家，还有五个没有成人，最小的妹妹还不满七周岁。许多亲友都为我们家发愁担忧，这一家人今后怎么办？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抗战后期参加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的大姐，带了她的男友，一个潇洒英俊的青年军官一起回来了。男友是中央军校14期的毕业生，她相信父亲一定会喜欢并且为他们祝福。我那位未来的姐夫，是吴淞要塞的军官。他们从上海回来，途经杭州，一刻也没有停留，就直接乘长途汽车回到黄湖，再步行回家。那时公路只通到黄湖。大姐是父亲最宠爱的长女，从黄湖回家的路上，听说父亲已经过世，便一路哭着回家。60多年以后的2012年春天，也是清明节后不久，我到美国的圣荷西探望年届九旬的大姐夫妇。姐夫回忆起往事，对我说：“那天我对你姐说，别哭了，现在你爸没了，不是还有我吗？她还是一路不停地哭，一直哭到你们家里。看见你父亲已经躺在灵堂上，你姐立即跪了下去，我也跟着跪了下去。你哥把一顶白帽子戴到了我头上。”我接下去说：“从此你就成了毛家的女婿。”那天的情景，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了，我也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紧接着说：“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呀！”

父亲去世后，湘湖师范铅印的《湘师通讯》上，曾刊出一则《毛守诚先生事略》，几十年了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由湘师老校长金海观先生的长子、曾任张闻天同志秘书的金陵兄从网上传送给我，令我不胜感动。原来湘师还为父亲留下了一份五六百字的小传。

在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胜利初期，短短四年间，我先后失去了祖母、外祖母、母亲、父亲四位最亲的亲人。每失去一个亲人，同时还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困难。记得母亲去世时，父亲就曾忍痛卖去了母亲的三亩陪嫁田，为她治丧。父亲去世时，大哥又不得不卖去三亩良田为父亲料理后事。墓地上接连添筑新坟，都是在清明前后，虽然入土为安，但年年带孝不断，充满哀伤。记得母亲刚去世，墓还没有修筑时，棺木用草包扎暂时放置在墓地上。墓地里有许多茶树，清明时节正是采摘茶叶的季节，我和姐姐妹妹一起去墓地上采摘茶叶，看到母亲的灵柩，一想到我们最亲爱的妈妈就躺在里面，心里就非常悲伤，我们永远见不到母亲了。现在想起来，泪水都还会涌上眼眶。我的童年很难见到春天的欢乐。

父亲去世后不久，祖国大陆地覆天翻，社会进入了大动荡时期。虽然我们几个当时尚未成年的弟、妹都逐渐长大成人，但我们整个家庭却一度四分五裂，“辞根散作九秋蓬”，兄弟姐妹，南北东西，各奔前程：大姐去了台湾，几十年杳无音信；大哥蒙冤入狱，被判重刑，远去北大荒劳改；三姐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去了新疆；我也参加了革命，离开了家乡。我们听党的话，跟党走，都和大哥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在农村的三个姐妹，也都和贫下中农结婚成家，我和三姐、六妹，听从组织安排，改造思想，夹紧尾巴，入团入党，服从分配，先后都去了西北边疆，戈壁荒漠，一去几十年。再没有在清明时节，团聚在一起，为父母扫墓祭祀过。没有想到的是在父亲去世四十多年以后，我们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我们兄弟姐妹九人，竟能重聚在故乡，在父母的墓前，为父母立碑祭奠。我们竟一个也不缺，蒙冤的已还他清白，远行的也重返故乡。大哥毛孔昭落实政策后重回余杭中学，被确认为建国后人民政府任命的余杭中学首任校长（当时称校务委员会主任）。

父亲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一生从事乡村教育。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父亲的事迹会在半个世纪以后，出现在杭州的文史资料上；我们一家的团聚，会在省级报刊上报道。当时父亲的直系亲属，已逾百人，从事教育工作的有15人，因而被赞誉为“教育世家”。

更没有想到的还有，湘湖师范的校友们，有那么巨大的凝聚力。他们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籍，上百期期刊。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在他们编辑出版的《生活教育之花盛开在湘湖师范》一书中，收入了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多篇文章；在《浙江湘湖师范校史》中，在杨钧先生编写的《湘师春秋》中，在蒋明炬校友编写的《金海观传》中，在湘师许多老校友们写的回忆文章里，都有多处提及了我的父亲。在我的家乡的《余杭史志》上，在萧山的“三江在线”网站上，都有人撰文纪念我的父亲。父亲曾为我的故乡余杭的乡村教育、为萧山的乡村教育，奉献了他毕生的精力，故乡和萧山的人民至今都没有忘记他。

又到清明。如今我的大哥大嫂，我的两个姐姐，也都已经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都一起长眠在父亲的身旁。父亲的墓已经移葬到故乡山村的公共墓地里。墓地的前面就是今天著名的鸬鸟蜜梨之乡的千亩梨园。清明时节，正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时候。梨园里间隔有片片桃林，清明时节，也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人面桃花相映红，这是山村风景最美的时候。我同我的儿孙们，每年清明都会来这里祭奠我的父亲、我的祖先、我的亲人们。父亲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办乡村教育，做乡村教师。长眠在这里的我的父亲、兄嫂、还有我的四姐，一生都只有一个称谓：那就是“老师”，村里人都称呼他们毛先生、毛老师。还有我的嫂嫂，村里人也都称她苏老师。每年清明，我们都会来这里向父亲默哀祭拜，缅怀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不仅是我们在故乡的后人，还有大洋彼岸，父亲也已经有了几十个后代，他们来故乡探亲时，也常常会来到父亲的墓地，向父亲默哀致敬。今天都已经不再有当年的那种悲哀和忧伤。

在我的故乡，如今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省道、县道、高速公路，交通顺畅便捷。在山村的公共墓地上，清明时节，尤其是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果园里的桃花、梨花，山坡上的杜鹃花，竞相开放；踏青的游人，祭祖的后人，络绎不绝。一年复一年，年年的清明节前后，不仅是村里人，还有已经住在城里的村民的后代们，都会来这里缅怀自己的祖先和亲人。除了亲人刚刚故世的家庭，还会带着失去亲人的哀伤，在老墓前祭扫的后辈们，特别是少年儿童和年轻人，都会感受到欢乐的春天的开始。

这就是我的故乡。这里有我的亲人，有我永远的记忆。这就是故乡永远的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