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怀战友

杨秀元

日历一页一页翻过去，很快又到了清明节。这是2013年的清明节，距1953年的清明节，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十年。那天，在那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我失去了二位最亲密的战友——夏瑜和徐文帆。

夏瑜，21岁，上海人，父亲是邮电工人。他戴着一副眼镜（那时候的中学生视力都很好，极少有人戴眼镜），有点学究气，少年老成的样子。对我以老大哥自居，但是的确很照顾我，千里行军中，帮我不少忙。

徐文帆，20岁，无锡人，参军前当过学徒，也念过中学。他从小练武术，师父是无锡很有名的骨伤科医生，武功了得。徐文帆有武功，但是一点也不外露。外表看起来斯斯文文，脾气也很好，是个柔中带刚的男人。

我们三个人都是连队的文化教员。我最小，当年18岁。我们都是团员，夏瑜是团支部副书记（副指导员是团支部书记），徐文帆是宣传委员。我是连队小组长（卫生员和通信员也是都是团员）。我们三个文教负责给全连的人上文化课，教大家唱歌，出黑板报，做宣传工作。连里干部战士都叫我们为夏文教、徐文教、小文教。因为我从青训队毕业下连队当文教时只有16岁，的确有些“乳臭未干”的样子，所以就叫我小文教，叫两年我就习惯了。虽然我已经提升为排级干部了，大家都不以为然，仍然叫我小文教。

当了志愿军，在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文化课基本上是停止了。文教们都做战场上战士的宣传鼓励工作。我调到另外一个连队去组织战士演出队，到各个班、排去说快板，唱歌，表扬好人好事，宣传英雄事迹，评介战场形势、国内外新闻，也帮人读家信、写回信等等。而夏、徐二位仍留在原来的连队里，工作内容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营里和团里开会时，就能见面，互相也交流工作经验，讨论如何更好地开展战地宣传工作。

1952年底，我部奉命开上第一线，面对面地同美军第七师对峙在三八战线上。美军财大气粗，有的是炸弹、炮弹。在我小小一个连的山头阵地上，他们每天要倾泻两三百发炮弹。看不到人就打交通壕。我们晚上刚修好的交通壕，美军炮兵的排炮，白天就给它打坏了，有几段就给轰平了。天一黑，我们就再把它修好，以便通过交通壕把山下的物资搬到坑道里来。就这样我们夜里修好，他们白天破坏，互相较着劲。美军的炮兵校准机（我们叫它黑寡妇）每天在头顶上哼哼哼，一发现交通壕里有人走动，它就通知炮群发排炮轰去。几十发炮弹会追着一个人打。美国军火商急于把二战时库存下来的炮弹、炸弹在朝鲜战场上消耗掉，所以，他们的炮兵群，每天必须打掉几百发炮弹，是有“硬指标”的。美军炮兵吃过早餐，就向我们阵地上开炮，打上几十发，吃过中饭再打上几十发。发现了目标更是一阵穷追猛打，弹如雨下。这样的打法，至少可以限制我们白天的活动，有时候也会造成我军的伤亡。据师里的同志说，我师坚守阵地（在没有正面接战的日子里）的代价是平均每天牺牲三人，负伤十人左右（包括空袭造成的伤亡）。

天上，全是美军的飞机，什么小油桃、佩刀式、野马式、黑寡妇，各式飞机轮番上阵，少则四架、八架，多则十架二十架，最多的一次来了六七十架，从各个方向朝我们的阵地俯冲扫射，投弹轰炸。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阵地，迎来了1953年。

每天生活在炮火下，每天都有牺牲和伤亡。我们三个文教留了个“小心眼”。我们把上海、无锡、嘉兴三个家庭的地址和家属的姓名，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一式三份。每人一份，卷成大半截香烟似的小纸卷，塞进一个步枪子弹的空弹壳里，上面塞点棉花，再用蜡烛油封口，放在军上装的左口袋里。万一牺牲了，在口袋里就能找到家庭地址。我们三人相约：到了胜利的那一天，如果还有一个人活着，那么活着的人必须到牺牲战友的家里去，看望慰问他的亲人，并且把我们在朝鲜怎样战斗的情况告诉他们。

朝鲜的春天姗姗来迟，被炸成沙石山的阵地上寸草不生。但春天还是悄悄地来了，山坡背阴处（军事术语叫反斜面、死角，是敌人的炮弹基本上打不到的地方）的积雪融化了，山下小河里的冰裂开了，暗流涌动。小河边上甚至偶尔会看到绿色的野草。春天来了，春分过后，清明到了。

我们几个文教也蠢蠢欲动了，讨论着把各连的文娱骨干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战士演出队到各个阵地、各条坑道里去慰问演出。我们通信交流意见，准备拟定个计划报到营里、团里去审批。

清明节那天，夏瑜和徐文帆在连部讨论研究抽调哪几个文娱骨干的事。一排长带上三班长到连部来汇报工作，在来的路上被敌机发现了。顷刻间，十几架敌机临空，对着连部轮番轰炸，丢下炸弹数以百计，其中两颗两千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连部。连长、文书、两个文教、卫生员、通信员、一排长和三班长一共八位同志牺牲。

噩耗传来，我正在看徐文帆写给我的信。信是三天前写的，那天才到我手中。闻讯，我顿时呆住了，拿着信笺的手，颤颤发抖。我掩面痛哭。指导员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但他也流泪了。这一天，离停战还有123天。他们没能等到，我等到了。7月27日上午10时，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当天晚上10时生效。这是中朝人民，尤其是军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花了大代价的。这个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停战后，我把徐文帆和夏瑜烈士的坟墓拍了照，妥善保存着。因为我们都从前线上撤下了，住营房了。1956年，我第一次休假回国。我径直走到无锡丁村上，找到了徐文帆同志的家，见到了他的父母亲和妹妹、弟弟。我如实讲了徐文帆同志英勇牺牲的事迹，并把他的坟墓的照片交给他们。

徐文帆同志的父母亲都是极普通的劳动者，不善言辞，拿着照片只是默默地流泪。徐文帆的大妹很能干，已是无锡市政府的机关干部，是家庭的顶梁柱。小妹也已在火柴厂工作了，弟弟正在读中专。一家人生活还比较安稳，这也使我放下了心。徐文帆烈士也可以安心了。

夏瑜同志在上海邮局工作的父亲，已退休回老家，问不到新地址，竟从此失去了联系。

六十年过去了，我也老了。我还有个奢望，希望能再到朝鲜旧战场去看一看，去凭吊、祭奠我们那些牺牲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