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金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的清明节是扫墓祭祖的时节，杭州人称之为“上坟”。从小到大，一晃在世上已过了65年。这60余年来经历了无数次与亲朋好友的生离死别，从恐惧、悲伤到从容、坦然，每年清明节来到亲朋好友的墓地，对先人的思念油然而生。而对家中先人的思念，深深怀念的还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亲。
说来话长，其实，我13个月时过继给二舅当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穷苦，幼小就没有了父亲，是母亲，也就是我外婆，后我改称为奶奶，给人洗衣服养活全家4口人：我大舅、生母、二舅和奶奶。
我生母和养父二舅是兄妹，俩人都高寿，生母活了92岁，2012年正月初二去世，葬在南山陵园，与生父在一起；养父二舅活了94岁，2004年冬至前去世，葬在离安贤园不远的余杭崇贤南山公墓，与二舅母、外婆在一起。生母名为单云青，我改称叫姨娘；二舅名为单诚达，我改称叫阿爸。
兄妹俩一直和气相待，姨娘脾气很好，从不动怒，奶奶称她为“糯米汤团”。她与家中老小从来没有红过脸，与我二舅母是姑嫂。二舅母是急性子，杭州人叫做“泡煞鬼”，与我奶奶（她也是急性子）经常吵架，俩人不和，但她与我生母从没有口舌过。因此，在1949年7月，生母肚中怀着我弟弟，从夫家平湖县抱着我来到二舅舅家。她一路上想了好久，她主要想的是二哥已38岁，只有2个女儿，听二嫂讲起没儿子，怕婆婆看不起她，单家门没有了香火；另外，想的是沈家已有3个儿子，接下来自己又要生育，丈夫是上海一家肥皂公司员工，在杭州做代销，生意不好，家中生活也陷入困境。于是，就与二嫂开了口：“我家三三（我的小名）给你家做儿子吧！”那天，二舅上班不在家，二舅母就自作主张，与婆婆（也是我外婆，后改称为奶奶）将我留下当单家的儿子，大表姐听了高兴地将我抱去说：“弟弟今晚与我睡吧！”大表姐我后称为大阿姐，比我大12岁，与我同生肖；二表姐后改称为小阿姐，比我大10岁。
由于出身贫苦，勤劳节俭是姨娘和阿爸的生活作风。姨娘后来共生了6个儿子，我生父（后改称为小伯伯）没有了工作，她就去找工作，在商教幼儿园做保育员。小伯伯后来政府给安排了工作，在杭州市烟糖公司当仓库保管员，但他患了肝硬化，1959年就去世了。那时，大哥才13岁，二哥11岁，我9岁，四弟8岁，五弟7岁，六弟5岁，还有在平湖的奶奶要赡养，姨娘一人30多元的工资要养家中7口人。她没钱，经常向我姆妈（二舅母）和我奶奶（外婆）借钱。她全家接了撕鹅毛、劈冰棍棒等活，下班回家与兄弟们一起干活。后来，我大哥在电力技校毕业后进电厂工作，二哥和四弟参了军，四弟如今已是少将，五弟和六弟支边到黑龙江，五弟进电厂工作后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牺牲，成为烈士，六弟考进了大学，毕业后在浙江工商大学教书，如今已是教授。
我在二舅家生活好些，因二舅工人出身，建国后，党培养他，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穷苦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了中山中路邮局负责人。他人长得清秀，皮肤白净，虽会吃烟酒，但一直吃最差的；家中桌椅坏了自己修，连房子漏了也不怕危险，上房顶盖漏，这些都是为了少支出钱。他经常教育我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钱财，因此，我至今不轻易乱花钱财，烟酒也不吃，家中有时剩余的饭菜，我也是第二天热了再吃。有时在餐馆吃饭，看没什么动过的菜，我也打包回家，我妻子经常说我：“不注意形象。”我也只是笑笑说：“倒了太可惜。”
他俩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阿爸退休后当了城站街道火把弄居民区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还当了居办企业会计，直至86岁。而姨娘由于经常帮助人，被评为杭州市学雷锋积极分子，72岁时被拱墅区委组织部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位老人虽已去世了，但我经常思念他们，愿他俩在天堂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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