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市教育学院办公室的门重重地敲了三下,里面才有一位胖胖的男士走出来,当我询问陈志明老师是否还在这里上班的时候,他却摊开双手,告诉我她早就调回老家了。我问有她详细的工作地址吗?他摇摇头,感到抱歉,据说是换了好几个单位,他现在也不太清楚。
我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非常沮丧,想起寻找另外两位女老师——郭敬东、富强的情况,我突然觉得自己太无能,写信、打电话,甚至是专程拜望,结果依然是没有她们的音信。
虽然人海茫茫世事变迁,可我在这二十年间究竟找过她们几回,有踏破铁鞋的功夫吗?我的心自然不诚。人往往是在事业或其他方面稍有得志的时候,才会旧事重提,突然怀想过去,萌生一种瞬间变得淳朴崇高的情操。如今我在当年老师的目光中,有了一定的成长,且能够提笔写点东西,便油然想起她们,想起我中学时代的三位女老师。我觉得我并非因创作题材困乏,才会想起她们,那种在特殊困苦年代里诞生的温馨及师生情谊,经过时间的磨砺与考验,才愈发显得至诚与珍贵。我无法忘怀她们,时刻感激他们,在今后的岁月中会继续寻找她们。重温老师的关怀和教诲,回味当年学习生活的往事,亲切感幸福感慢慢地沁入心田,所有的细节,仿佛只有今天感受,才更加明晰它最初的意义。
陈老师教数学,郭老师教唱歌(那时不叫音乐,课程表写的就是唱歌),富老师教英语。英语好像是专门为战备开设的,因为教材的内容一半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标语口号,再就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优待俘虏”等,所以同学们学起来很用劲,常常是在课前课后反反复复地操着刚学过的英语互相吆喝,有时恰巧富老师推门走进教室,同学们还高喊“举起手来”呢。富老师不急不恼,仍耐心地纠正我们的发音。
当时学校远在辽西临近内蒙的一个农村小乡镇上,偏僻闭塞,经济文化水平十分落后,陈老师、郭老师和富老师满怀青年人独有的朝气和理想,毅然来到这穷山沟的中学里当老师的。富老师很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掌握英语单词和了解课文,她巧妙地把课文编成对话,或者是有情节有人物的场景剧,让同学们分开练习,有时她自己也扮演个老太婆什么的,生动有趣。同学们的英语学习成绩很快就赶上去了。因为班里的同学都是第一次接触外国话,太陌生,都不愿意学或者是想学也学不好,这回兴趣培养出来了,怎么能愁学不好呢。后来听说富老师教过的两个学生,分别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和大连外语学院,可惜不是我们这一届的。无论是谁,都值得庆贺,毕竟他们最先证明了富老师的教学功绩。因为它可不像县城省市,我们所在的乡村是几十年都难得出现一个大学生呀。
郭老师的唱歌课则是别出心裁,她根本不按照音乐课本的顺序教。郭老师一堂课是“打靶歌”,另一堂课便是“样板戏”唱段,有时就教清亮亮的女声独唱《颂歌一曲唱韶山》,闹得我们男生直提意见,太高了(指声调)我们唱不上去,快换《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其实我们想要男生独唱。所以,有时候一堂课就自然分开了“二部”,当然不是轮唱,而是男生女生各唱各的歌,声情并茂,热闹非凡。
郭老师的性格特别柔顺,说起话来慢声细语,连走路都轻飘飘的,我从来没见过她大声批评过哪一个学生。
教数学的陈老师就不同了,原来我们并不觉得她有多厉害,直到教了我们两个学期的课才逐渐领会出来。陈老师本来教同年级的其他班,是在我们听说她的数学课讲得好的情况下,几经班主任老师向校方申请,才准许到我们班教数学课的。陈老师的板书特漂亮,龙飞凤舞,一写起方程式的系列字母更是潇洒自如,常常看得我们目瞪口呆。陈老师上课的时候言语不多,却讲得鲜明透彻,关键处指点你一句,茅塞顿开,她是我们中学时代所遇见的最有水平的数学老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如果在课堂上谁要是调皮捣蛋叫陈老师“抓”住,那可是倒霉死了,大眼睛一瞪,同样是不用几句话,保证批评得你心服口服,无话可说,若是自尊心强一些的同学,非得掉几滴眼泪不可。大概就是因为陈老师“厉害”,她才又兼了个邻班的班主任。
现在回想起来,三位女老师长得似乎都不算十分漂亮,但气质风韵颇佳,这诚然也是今天的感受,或者说是今天才记忆起来的。
陈老师的个子最高,腰板笔直,一对辫子在左右肩头上随便摇晃,大大的眼睛晶莹如水,平日里却不苟言笑;郭老师是窈窕淑女,弱不禁风,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让人很容易想起林黛玉,可有时候开起玩笑自己却声色不露;富老师则开朗得很,圆圆的脸庞,往往是未曾说话先笑笑,和蔼可亲,别看不教唱歌,却弹得一手好风琴。
我和三位女老师的关系相当不错,原因简单得很,第一是我家就在学校的墙外,早来晚走的,天长日久,自然比别的同学先熟悉一步;第二,我是陈老师的数学课代表,上呈下达,接触的机会能少吗?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我是其中的小骨干,郭老师教唱歌,是属于教练指导那一类的人物,唱念做打,郭老师能不教我吗?
与富强老师的熟识就得拐一个弯了,我是先和她的“对象”——教体育的藉老师相识的,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有时开体育运动会我还帮他刻刻钢板印印材料,玩开心了还相互间拍拍肩膀。
说起来觉得有趣可笑,一次打完乒乓球我跟着富老师的“对象”进了她的办公室。这是个礼拜天,没啥事,我便在办公室里这边翻翻那边看看,而且还不时地往富老师和藉老师这面瞧瞧,我哪里会明白他们是在谈恋爱搞“对象”呀。
富老师正在弹风琴,自弹自唱,我依稀记得是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夸俺家乡好》。弹唱完毕,只听到藉老师说这首歌太好听了,再唱一遍吧。富老师脸色微红,说了些刚打完球出不少汗注意别感冒、以后衣服破了拿给我缝补就行,至于爱呀情呀的咱可没有听见。后来富老师和藉老师结婚的时候,我还吃到了几块喜糖呢。
学校没有房子,结婚以后富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开始自己崭新的生活;除了上课能见到富老师,其他时间里便很少再能顾盼她的身影了。
记得一回我去给藉老师送还乒乓球室的钥匙,晚霞正在西天上猛烈燃烧,富老师站在院子里洗菠菜。房东大娘倚在门口,认认真真地对富老师说,看你家藉老师瘦的那副样子,你得赶紧给他做点好吃的,好好保养保养。富老师急忙申辩,我怎么没给他做好吃的呢?我听着大人们的话,似懂非懂,并赶紧往教室跑。
郭老师的“对象”我见过一回,那时我们正在利用假期排练《沙家浜》里的“智斗”一场,他是乘休假之际来帮助郭老师辅导我们的。“对象”瘦瘦的,刁德一的唱腔动作表演得逼真极了。郭老师说,别看他表面瘦弱,其实他有的是劲,并告诉我,这是她大学期间的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大连工作,除平日通信之外,一年仅有两次见面的机会,即暑假与寒假。
郭老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一次唱歌课她突然晕倒在讲台上,可把我们吓得够呛。我和几个同学连忙背扶着她回宿舍躺下,同时去医院找医生。不一会儿,郭老师就醒了,她和医生都说问题不大,是低血糖引起的。郭老师坚持站起来,还要接着去上那节唱歌课。同学们说什么也不同意,又重新把她扶好躺下休息。这时候,我才瞧见郭老师的眼睛里有亮闪闪的东西打转。
郭老师望着我,想说什么又没说,一位弱女子,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朋友,在这穷乡僻壤独自领略教师生涯,此时此刻,她的心一定装得满满的。尔后的唱歌课,我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郭老师在上面教唱,我在下面偷看小说,实际上郭老师边走边唱,能不发现我的小动作吗?我猜想她还是给我“优惠”政策了,装作看不见,因为别的同学也有唱歌课看小说的,郭老师往往是二话不说,拿起来就“没收”,当然在下一节唱歌课以前她保证送还,不过是依然不批评你。
我们班没有那种死皮赖脸的调皮捣蛋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屡犯错误的,可我却在内心深处骤然多了一份忧虑,生怕郭老师上课的时候再次晕倒。还好,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郭老师的身体也没发生任何意外,苗条如初,这是我们尤为关切的。
陈老师的身体一直不错,有时还能够打打篮球跑跑步。可是有一天的数学课她没来上,事先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不知道咋回事。陈老师绝不会平白无故地不来上课,这下子急坏了我这个课代表。眼下正赶上期末总复习,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慌忙到处去找,最后在寝室里找到了陈老师。她脸色蜡黄,斜躺在床上,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她说你来得正好,这是教案,你帮助同学们复习一下,我实在站不稳,便血便得太厉害,向同学们说一声我病了。我怔住了,也不知该怎样安慰陈老师才好,直到陈老师催我快去教室,我才稀里糊涂第一次做了两节课的数学老师。
陈老师也是新婚不久,爱人在县里工作,是他们同期的大学生,每个星期往返一次,公共汽车需要坐三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县里。富老师结婚以后,宿舍里只剩下陈老师和郭老师,每当陈老师的爱人来学校后,郭老师就要到别的女老师宿舍去打“游击”,若是赶上宣传队排练节目,她就要陪我们待得很晚。我有一次曾问过郭老师,陈老师的爱人怎么总来呀,他肯定不按时上班。郭老师笑笑,再过几年你们就明白了。
感触最深的是在我犯了“错误”以后。错误的来源很简单,学校的乒乓球台搁放在图书室里,图书室的箱箱柜柜装有“文革”前的旧小说,全部封闭在那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几个同学打球撞坏了一个书柜,我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都是我们听过而没见过的书,害怕当然就是想拿回去看又怕被人发现。那时还不明白孔乙己说的“偷书不算偷”呢!情急之下来不及考虑后果,匆匆揣起五本书,想看完后再偷偷塞回来。谁料“叛徒”当天出卖,第二天我被叫到校革委会,性质不仅仅是“偷”的问题,而是让封资修的毒草重新泛滥的路线是非问题。可想而知,我的思想压力会有多大。
说来凑巧,全县恰好举行中学生乒乓球比赛,我有错误,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校队根本不允许我参加。接着比赛挪到学校的公社举行,校方可能是有上次比赛教训,因名次太落后名誉受损,这回点名要我打比赛。校领导亲自找我谈话,意思是关键看我这次政治表现。我是含着眼泪拿起球拍走向赛场的,该如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我一点信心都没有。
正当我忧心忡忡左环右顾准备接发球的刹那间,我看见了我的三位女老师,她们的目光里饱含信任、鼓励和希望,那是我平生以来所能见到的最热诚最坦荡的目光。第一局结束后,陈老师走到近前拍拍我的肩膀,对,就应该放下包袱从容地打。郭老师和富老师她俩则为我打出的每一个好球鼓掌喝彩。老师们的目光照耀着我,我的近台快攻发挥得很好,团体是亚军,我个人是单打第三名。
中学毕业后,我迅速下乡,进工厂,然后几经磨难,才有缘分去县城搞文艺宣传工作。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有幸作为首届大学生实现了中学时代的梦想,正如陈老师所预言的那样。
这期间,我分别与我的三位女老师通信联系过,并且在考大学填写志愿和大学毕业后的去向等问题上征求过她们的意见。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竟没有一次主动去探望过她们。而我的中学同学告诉我,她们却时时惦记着我。直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被分配在省里的一家杂志社,才有采访的机会重返阔别多年的母校。
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方晓得心头涌动的是何种滋味,我的三位女老师都先后调走了,她们的芳姿倩影如今也只能从记忆的荧屏上找寻了。
当年,恰是风华正茂的芳草般年龄,她们把自己人生最为宝贵阶段的心血与汗水洒在了辽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她们的学生们。然而,当她们返回故里的时候,步履已经缓慢,鬓发已经斑白,膝下的儿女也能呼爹喊娘了。岁月的风沙消损了三位青春女性的容颜,也把她们的青春容颜镌刻在她们为之付出的农村校园里,镌刻在一代代她们教过的学生心头。
假如不是当年我有幸与三位女老师相逢,我或许根本走不出辽西的丘陵。那时的一个鼓励眼神,那时的一句真切叮咛,那时的一次亲密接触,不知要胜过现在餐前会后甜言蜜语的多少倍呢!就是在我念念不忘三位女老师并且感恩于她们的时候,我也提醒自己,可千万别让情感再泡沫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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