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

大姨姐暑期北京出差，在王府井大街逛北京工艺美术商店，天热难挨骤犯眩晕，下楼时不慎一脚踏空，骨碌两个之后昏迷不醒（多年之后我猜想：美术商店的艺术作品肯定也把大姨姐感染熏陶得够呛），吓坏了同逛商店的其他人。周边男女手脚忙乱一阵呼救抢救，陪同大姨姐的丈夫颠颠冲到近前，不容分说，背起大姨姐直奔就近的协和医院，跟前还前呼后拥着几个好心人，其忙碌场面绝对是现在电视剧里的一组组镜头。然而这却是1990年代初首都北京一个中午，在商店在街头的真实情景。其实我还省略了笔墨，比如有人给大姨姐扇扇子，有人往大姨姐的嘴里滴水，还有的人急得直跺脚：快掐人中！

到了协和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医生们更是马不停蹄，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血压、体温、CT（当时协和医院已经有此设备）检查立刻接二连三，然后电话脑外科的专家，一起会诊。这时静脉注射的药滴已经潺潺地贯通了大姨姐的全身，从医生们的表情来看，危险似乎不大。这是在接到电报以后，我和妻子、内弟连夜乘火车于第二天早晨赶到北京，听姐夫复述才知晓的。当时根本顾不上挂号、押金、签字之类，医院一路绿灯。

两小时以后，大姨姐醒了，醒得很沉静，她看见面前站着的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人，在吃惊了片刻之后，眼睛大睁，突然惊骇：我在医院？然后就是寂静，令人放心却也揪心的寂静。放心的是患者醒了，揪心的是不知患者还会发生什么。现在一旦茶余饭后回想此事，我们和大姨姐总有些惶惶然的后怕。

协和医院毕竟是协和医院，医疗水平高超，医生服务更显一流。到了晚上，诊断结果基本确定：轻微脑震荡，但需要住院观察两天。在医院床位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个干净的双人间，便在大姨姐生命复苏的过程中献出了令人温馨令人感动的两个晚上。房间的空调还属于是内置式的，噪音很大，然而，姐夫靠坐在病床的一边，睡得竟是那样香甜。再看看床上的大姨姐，面色红润，呼吸均匀，或许还有轻微的鼾声（被空调的动静遮蔽了）。

远在河南开封中原制药厂的一对职工，在炎热八月，在首都北京，在生命遭遇危险之际，经历了一场不是家庭胜似家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颠覆活动。我不会轻易流泪，但在听了第一次讲述之后，眼眶还是有湿润的感觉。若干年后姐夫多次后悔不迭，怎么那时候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啊！

事情还没有结束。在观察了两天之后，医生说病人已无大碍，开点药回去吃，可以出院，但不要剧烈活动，最好找个地方再休息几天。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也是为避暑热，我们在傍晚时分，走出了协和医院，前往团中央招待所。

我们在医院门前等着，有几辆出租车似乎没有看见我们招手，也许是看我们人多，大包小裹，并没有停下。因为急于把病人送到招待所休息，我们有些焦急了，不停地朝来往出租车招手。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丰田皇冠（至今我仍然记着）出租车“刷”的一声停在了我们旁边，七手八脚把大姨姐扶到后排座，没料想出租司机也下了车，细心地指点我们把病人安排稳妥，我们再一次面临感动。出租车顺利到达指定地点，出租费用也只是起价费。我们频频向出租司机摆手表示感谢，我也记住了他的面容，四十岁左右，文质彬彬，一副书生的样子。

办理好住宿等相关事宜，我们如释重负，各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几乎是在同时，我们面面相觑，大姨姐躺在床上很舒服，可她要吃药啊，药呢？包呢？翻了一通，病历、化验单、CT片等也没有找到（还有妻子的一顶凉帽）。大姨姐夫倒是沉得住气，略想了一下说，是落在出租车里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走出招待所，着急的面色不亚于在协和医院等出租车，司机是给了一张发票，可早不知扔哪儿去了。

就在我们没有章法，在原地团团转的时候，一辆黑色出租车又“刷”地停在我们面前，我喜出望外，就是刚才送我们来这里的出租车！只见那位司机走下车，打开后车门：是你们落下的吧？快拿走吧，你们肯定急坏了！我们也急忙取出，东西一件不少。大姨姐夫赶紧掏出五十元钱，一边感谢，一边说是给你的往返车费。司机连连摆手，抬腿跨进车，并没再多说一句话，一溜烟把车开走了。我记住了车，可没记住车牌号，我们怔怔地站在那里，想说什么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情。

出租车开走了，开远了，消失在夜晚的北京前门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