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徐梦麟老师

追忆徐梦麟老师

我认识徐梦麟老师是在1938年的春天。那年春天听到在府城（当时我们外县的人都把现在的银川市称作府城）南关居住的郝文元先生传来消息，说马鸿逵在年前把宁夏师范的学生都弄去编入了他的教导团，所以，宁夏师范那年要在春季招生。我当时还在灵武县立小学读书，小学还没毕业，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机会不能错过。就伙同同班同学谢瑞祥（是他认识郝文元先生并得到消息的）、苏生福、李永茂、堂兄俞五个人赶到府城，在郝文元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帮助下，顺利考入了宁夏师范。

当时的宁夏在马鸿逵的统治下。马鸿逵要扩充自己的势力，包括兵力和财力，所以除去抓壮丁，就是鼓励广种罂粟，在金积、吴忠、灵武秦渠灌溉的地方，土地肥沃，出产的鸦片烟被称作西口土，非常有名。解放后人们大都知道和谈论马鸿逵抓壮丁的事，却很少谈到种鸦片的事。实际上，解放前，马鸿逵为了博得蒋介石的支持，不仅极力反共，多次出兵攻占或争夺红区——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如豫旺堡和盐池县城等，并且还要和内地与西北的军阀争地盘。当时，盘踞西北的军阀号称“西北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逵和人称“尕司令”的马仲英）。上世纪30年代初，孙殿英就曾攻打过宁夏，只攻占了河东的地方，没有攻下宁夏府城就败退了下去。在五马争夺地盘的斗争中，马鸿逵赶走了马鸿宾，自己当了宁夏省的主席，把马鸿宾挤到中宁一隅之地，因此，当时宁夏人就称马鸿宾为老主席，马鸿逵为新主席。由此也可以说，马鸿宾因祸得福，致使他在解放军解放宁夏时有“鸣沙起义”之举。在马鸿逵敲骨吸髓的野蛮统治下，当时宁夏老百姓受害最大的两件事，就是每家每户都要摊派出壮丁，再就是普遍地吸食鸦片烟。真正是兵连祸结，民不聊生。

当时宁夏的教育，在府城有宁夏中学，是设有高中和初中的六年制完全中学；宁夏师范是四年制的简易师范；还有一个女子中学，只有初中。在外县则只有中卫县有一个中卫简易师范。1938年秋天，日本飞机从包头出动轰炸银川。1939年春天，宁夏中学、宁夏师范迁到中卫，和中卫简师合并成立宁夏联合中学。后来又分开，一再搬迁至金积县城和金积县董府（董福祥的大寨子），1941年秋天又迁回府城。我就是1941年秋天在董府时期的宁夏师范毕业。当时宁夏的最高学府就是宁夏中学。在1942年秋天离开宁夏到陕南城固考试升学前，我听说马鸿逵为了纪念他的老子马福祥（字云亭），又在银川成立了云亭中学等，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大举侵略我国的侵略战争，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神州大地，青年学子们再也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偌大的中国，真是没有安放一张课桌的地方。徐梦麟老师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被迫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宁夏，被任命为宁夏师范的校长，教导主任也是当时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读书、被迫中断学业回到宁夏的梁飞彪老师，我记得当时年轻老师中，还有徐锡麟和黄震亚老师，可能也是由于抗战而辍学回到宁夏的。

当时宁夏师范西边紧隔壁，只有一墙之隔，但有一扇小门相通的是宁夏中学，校长叫马季康，听说他是当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舅舅，这只是传闻，是否确切，没人敢去打听。直到2012年全国书展在银川举办，我也去凑热闹，在书展上买了一本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步芳传》和《塞上江南神奇宁夏》丛书中的一本小册子《宁夏名人》，从这本小册子介绍宁夏著名画家曾杏绯的文章中，我才知道了原来马季康就是本文下面提到的马汝邻。证实了马季康就是马福祥的夫人马汝邺的弟弟，按辈分论，也就是马鸿逵的舅舅，说明当时的传言并非讹传，并且相应地知道了曾杏绯就是马福祥为其夫人马汝邺聘请的绘画家庭教师，后来就和马汝邺的弟弟马汝邻结为连理。我在上世纪80年代敦请宁夏工学院的副院长马以担任宁夏翻译工作者协会的副会长。事前也不知道他竟是马汝邻的哲嗣，待买到这本书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但这时打听马以时，他竟已故去。原来马汝邻字季康，马汝邻和马季康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由于是春季招生，第一学期就等于上了一学年，1938年秋天，我们就升入了二年级。这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西侵进入了当时的绥远省，包头业已沦陷。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听到了空袭警报，是日本飞机从包头出动，轰炸银川。飞机扔弹逸去后，我们才得知宁夏中学的学生王佐材和甄克俄在这次轰炸中罹难。学校紧急疏散，我们学校暂时迁到城东的金贵乡小学上课。放寒假时，大家接到通知，由于宁夏中学、宁夏师范下学期搬到中卫，和中卫简师合并成立宁夏联合中学，下学期就直接到中卫报到上课。徐梦麟老师由于不再担任校长，因此临别时，在我的一张个人照片后面题了这样的赠言：愿你永远保持你的风度。

虽然和徐梦麟老师的师生关系仅仅保持了一年，但这一年从他的言谈和行事中，我知道了他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时，曾参加过1935年北平学生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进步学生运动，虽然没有经过调查考证，但我觉得他恐怕是当时从宁夏出去上大学的学生中唯一参加过这两次活动的学生，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其次，就是他的多才多艺，除二胡（当时只听说他会拉南胡）拉得很好，在课余之暇给我们拉过《春江花月夜》等名曲，在各类球赛和滑冰、跳舞等活动中，也表现出他在体育、文娱方面的才能。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他是我国培养教育方面人才首屈一指的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虽然当时他可能还没有毕业，但是在负责学校领导工作和教育学生方面，虽然仅有一年的时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毕生难忘的，那是一般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难以企及的。不论在日常谈话、课外活动和上课时，他和学生的关系，让人觉得是平等的，非常融洽，没有什么隔阂，亦师亦友，极其自然。

自1938年冬在银川郊区金贵乡和徐梦麟老师分别后，在没有互通音信的几十年中，我们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经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我和爱人调宁夏工作，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堂兄俞，一再来信让我打听1938年宁夏师范的老师和同学的消息，由于当时“左”倾指导思想严重影响下的政治氛围，我根本没有去打听。直到毁灭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横扫全国，人们好不容易度过了漫漫的十年长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拨乱反正的决定，国家逐渐步入正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往来，谈论过去的时候，才听到了有关徐梦麟老师的一些信息。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带中文系78级工农兵学员到银川郊区几个中学进行毕业实习，中文系64级毕业、当时在银川二中任教的王化民同志家住红花公社，听到我带学生在红花中学实习，就邀请我到他家吃饭。在饭后闲谈中，他爱人提到徐梦麟老师曾在他们生产队放过羊，这是我到宁夏工作后第一次听到徐老师的消息。还有一次是80年代初，我和爱人都恢复了工作的权利，能够登上讲坛授课。有次我爱人下课回来，告诉我说，她听人们传说宁夏有什么三大才子，并指名道姓地说是徐梦麟、梁飞彪和我。我一听，当时就告诉她，我也听说过宁夏过去有什么三大才子的说法，但说的是徐梦麟、梁飞彪和马季康，他们三位都是我的前辈，我怎么能和他们并列。

记不清是哪一年，徐梦麟老师兴冲冲地到宁夏大学宿舍楼找我，才知道他被任命为宁夏文史馆的馆长，看来他在平反和恢复工作后，很想有一番作为，来找宁大的领导商调政史系的一位老师到文史馆工作，我一般很少找领导，就请我爱人陪他去找当时的校长张奎同志，这是我到宁夏工作后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2007年或是2008年冬，在中央党校讲授党建课的赵生辉同志给我来电话，通知我当年12月的某一天是徐梦麟老师的95岁生日，嘱我代他去祝贺。赵生辉同志是河南沁阳人，他是在1938年春和我同时考入宁夏师范、住同一间宿舍的同炕（当时睡的都是土炕）同学。战争时期在一条战壕中作战的同志被称作同壕战友，我们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上学，同睡一条土炕，我称这为“同炕同学”。1939年春学校迁到中卫成立联合中学，赵生辉同赵世敏同志从中卫投奔延安。解放后可能他一直和徐梦麟老师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徐老师的确切生日。有一次我和爱人去中央党校看望赵生辉，他毫不做作地蹬着光趟趟的三轮板车拉我们到学校食堂用餐。但愿我们国家的党政负责干部，都能像他那样真正地做到尊师重道，尊重知识分子，保持延安时期的优秀传统，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会像有部电影中更夫敲着锣高喊的“平安无事了”。

由于平常没有联系，经过辗转打听才找到了徐梦麟老师的电话和住址，我就偕爱人和平常照顾我们生活的秦丽萍同志携带了赵生辉和我署名祝寿的花篮和一些营养食品去看望他。到时他已在楼下门口等候，上楼进屋后，晤谈甚欢，时间也比较长，我当时听力已不太好，徐老师说话的声音也很低，但他“我知道你一向低调行事”这句话，一直到今天好像还在我的脑际萦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师生相处只有短短的一年，而分别的时间却将近70年，但这一句话，使我觉得徐老师好像一直在关注着和他分别后我的一切行踪、做人和处事，使我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的深刻涵义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是解放后我在宁夏和徐老师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第二年我在郑州接到了赵生辉同志通知徐老师故去的消息。

漫笔写出徐梦麟老师的点滴事迹和他对我说过和写过的片言只语，权作赵生辉同志和我对他的百年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