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陕南求学

负笈陕南求学

1942年春天，吴忠堡的一个亲戚介绍我到吴忠堡税务局印花税查验所做文书。之后我再没有去宁夏简师后师班上学。在那儿干了不到半年，听说宁夏简师保送上完后师班的堂兄俞恺、孙元良和海世安三人去陕南城固县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上学。我扔了工作，随后赶到城固，找到宁夏简师教导主任刘文秀的同学高振业，他当时是附中师范部的教务主任，请他帮助让我也能参加插班考试，结果考了一个旁听生，这样我也就和他们一样插班在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二年级上学。

1944年暑假，我从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毕业，虽然在师范部学习期间没有英文课，但我在课余时间背熟了二十篇英文短文，如《光阴似箭》等，报考了当时还在城固的西北师院教育系和西北大学新设立的边政系，结果被这两个学校都录取了。当时西北师院要搬迁到兰州，我就上了西北大学的边政系。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北平的很多院校大都内迁，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辗转迁徙，最后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师大、北平大学、朝阳法商学院等校，起先是迁徙到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到陕南城固县，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历时不久，西北联合大学又分成了五个院校，即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农学院。

我于1944年秋季考取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坐落在城固县，学校分为两部分：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法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外北郊。当时西北大学从教授的阵容来说，名流还是不少的，如文理学院院长萧一山是明史专家，文理学院的教授中，我记得英语系系主任是余冠英，俄语系系主任是徐褐夫，国语系教授有高明，数学系有傅种孙，化学系有张贻侗，物理系有岳恒，可能都任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是曹国卿，经济系教授有季陶达，政治系教授有王治焘，他当时还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

西北大学边政系是新设立的系，从今天的形势来看，边疆问题始终是各国的重要问题，所以当时国民党政府设立边政系是有远见的。最初的代系主任是曾经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丁横越过腾格里大沙漠的黄文弼教授，后来国民党就调重庆东方语专的校长王文萱来做系主任。边政系的设课内容分三个组：维文组，学习维吾尔语和俄语；蒙文组，学习蒙语和俄语；藏文组，学习藏语和英语。我当时是在维文组学习。维吾尔语教师姓杨，听说曾经留学过土耳其；俄语的教师是李毓珍（笔名余振），俄语口语老师是一个流亡的白俄，姓索必诺夫。此外，我还选修了王守礼教授的社会学，还有一门必修课是三民主义，由曹配言讲授，当时学生都不爱听，但由于是必修课，所以不得不上。我最喜欢的课是俄语，所以也下了功夫，每天早上要把俄文讲义（当时没有课本）从头背到尾，然后再出去跑步锻炼身体。

我记得1944年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国民党曾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运动，并许诺将来复员时，不经过考试就可直接上大学等优惠条件。当时西北大学的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季洪，地质系主任殷伯西等在学校动员大会上大声疾呼：“有血性的男子汉上台报名来！”而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地质系教授余士元带头报名从军，我记得最清楚。我们边政系一年级有杨铎和郑庆礼报名参加青年军。

1945年暑假，我回宁夏看望了一次父母，在返校的路上听到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大快人心的消息。在宝鸡的旅馆中认识了于右任先生的公子，遗憾的是，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还有就是马鸿逵的军法处长程福刚（人称“活阎王”）的儿子程云鹏，他是山西人，说的一口山西话。于右任先生的公子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儒雅而谦逊，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气息。他们二人是当时坐落在城固县附近古路坝西北工学院的学生，也是暑假回家探亲后返校在旅馆和我相遇的。

国民党当局当时对西北大学控制得很严，由当时的历任校长就能看出端倪。西北大学刚从西北联大分出来，首任校长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总团长胡庶华，后来国民党的干将赖琏也曾接掌过校长，我入校时，校长就是刘季洪，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1948年败退到台湾后，曾擢升为国民党中央常委。我入校时，学校规定新生入学时要进行党团登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了，但国民党却一意孤行，违抗民意，发动内战，自然要遭到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反对，特别是知识界有识之士，首先站出来声讨蒋介石独裁的不义之举。原来比较平静的西北大学校园，这时也波动起来，出现了一些进步社团，如“春秋社”等。我记得最初是响应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特别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后来西北大学学生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第一任学生自治会是由各系选出代表，然后再推举主席和各部的正副部长等。而当时由于边政系第一届学生中，我在班上是学习比较好的，或者不够谦虚地说是学习和人品都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边政系就把我选为代表，参加西北大学新成立的学生自治会。

西北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是卢永福（解放后笔名为卢永），宣传部长是杨远乾，我分工在宣传部和另一个姓石的同学担任副部长。学校采取高压政策，出布告开除卢永福、杨远乾、罗理（女）等4人，对另外12人，包括我在内给予记两大过的处分，这样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后来就演变成如火如荼的西北大学学潮。首先是学生罢课，赶走了校长刘季洪，好像还把他的轿子也烧了。后来进一步演变成学校反动当局借“苏军杀害工程师张莘夫事件”而发动了一场反苏游行，而学生自治会则进行反对反苏大游行的活动，最后学生占领了文理学院。而法商学院则出现了“护校团”等支持学校当局的反动学生组织。

最后，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出动了青年军，包围了学校，逮捕了26名学生，其中包括解放后改名牛汉的史成汉，而西北大学则宣布解散，下学期搬迁到西安开学，并暗中开除一些参加学运的积极分子，没接到开除通知的学生，下学期到西安报到上课。据我所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的播音员齐越，就是暗中被开除的学生之一，他原名齐斌儒，和牛汉一样是当时西北大学俄语系的学生。我当时也接到了开除通知，就和边政系的同学张邕昌一起到西安，在他住在西安西仓巷57号的大哥家住了一个月，然后和西北师院附中中学部的同学金纪一同从西安动身，乘坐长途汽车，经阳、韩城、禹门口等地，渡过黄河到临汾，然后坐火车到了当时的北平。

到北平后，在鼓楼大街西妞妞坊的金纪家住了一个月，然后就到天津西沽北洋工学院，找到了原来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的同学程秉元，他当时在那儿上学，我就在他那儿暂住，并准备重新考学。这时听说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申请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大学，对以“鼓动学潮”罪名被西北大学解聘的教师不得再行聘任，对西北大学开除的学生也不得再予录取。因此我把自己的名字由俞萍改为俞灏东，请张邕昌同学给办了一个三原中学的毕业证书，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和北平师范学院的历史系，后来被北平师院的历史系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