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民党传讯到全国通缉的始末

被国民党传讯到全国通缉的始末

现在就谈谈1948年8月19日当时的情况吧。我爱人在北平师院读书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这时和我的关系已经是完全确定了，所以她在1948年暑假就和陕西的同学刘蓉一起坐飞机回了西安。

我在北平师院学生自治会1947年改选时被选为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三个主席之一，其他两个人是宁夏人赵鸿勋、河北人李荫培，他们都是国语系高年级的学生，我是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后来选举第二届理事会时，我又被选为第二届十五个理事之一，和另一个理事河南人张纯礼被分工担任服务部正副部长。到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逮捕学生时，我已经不是第二届学生会理事，而是北师院最大的社团“新时代社”的副社长，社长是教育系四年级学生赵璧如，另一个副社长是张启华，我在“新时代社”曾担任教俄语的任务。当时北平师院的学生都是公费，每月都由学生选出伙委会管理当月的伙食费用，如果管理得好，不仅伙食吃得好，月底还可能剩余一些伙食费，作为尾数发给大家做零用钱。我当时是伙委，头天晚上在食堂值班，睡得比较晚，8月19日天还没有亮，同宿舍的梁北辰急匆匆地把我喊醒说：“老俞，不好了，宪兵包围了学校，拿着名单（就是当天报纸上已经公布的各校所谓的‘匪谍学生’名单，这时天还没有亮，大家还不知道报纸上公布的名单，但军警宪特手中都早已经有了名单）逮人，有你的名字，你看该咋办？”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的，赶紧起来和大家（同宿舍的同学）商量怎么办。这时听说名单上有学生会的理事，还有第二届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甘肃人谢怀朗，因为他腿有毛病，走路一瘸一瘸的，不容易走出校门，好像是说躲在劳作科的什么地方。我当时不知如何办，这时地下党组织也在想办法让这些人逃出包围圈，给了我一个经天津到沧州进入解放区的地下关系，让我到车站上车去天津，然后去沧州进入解放区。

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用的名字是俞萍，开除时我没有交回学生证，仍然带在身边，这时我就拿上这个旧学生证往校外走，包围学校的宪兵只有名单没有照片，我就说我是暑假从西安到北平，昨天晚上来这儿看同学，他们一看我的学生证就让我出了学校。我这时就经过打磨厂向前门外的车站走，但是进了车站发现有特务学生在盯梢，我就灵机一动转身往回走，我并且告诉他说，我刚下车，正要回学校，他认为我还不知道学校被包围的事，回学校后正好自投罗网，所以就让我出了车站。

在我往车站走去的时候，同宿舍的梁北辰同学也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我，看我能不能顺利上车。我走出车站钻进东打磨厂口的一个饭铺，梁北辰也就紧紧跟了进来，我对他说：“坏了，车站有反动的特务学生在盯梢，走不成了！”他说：“这时回学校更不成，不如先到同宿舍的尹德新在西四的家里暂避一下，再商量咋办。”

尹德新是通州人，他年纪比较大，上大学前已经工作，是小学教师，他爱人这时也在北京当小学教师，在西四有房子。我和梁北辰就坐人力车到他家里去。他爱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只称呼她王老师。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办。这时从天津走是不行了，所以他爱人提出从通州走，经过三不管地区到解放区，三不管地区就是解放区和白区之间的缓冲地带，白天是国民党行使权力，由他们统治或管理，晚上则是由共产党活动。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所以安全不能保证，结果就否定了这条路线。

这时梁北辰提出到张家口去找他原来青年军中一个叫孙德权的同学。孙德权以前去北平师院找他时，我也认识，最后就这样决定了。孙德权这时是在张家口国民党的一个陆军医院工作，等我到张家口一打听，这个医院已经搬到包头去了。这时我也很着急，不知如何办，当天晚上我就在张家口从旅馆给北师院学生会打电话，是化学系理事王保印接的电话，我就说：“保印，怎么样，我能回去吗？”他说：“不行，这里仍然很紧张，不能回来。”到第二天早上，我一看报纸，国民党已经下达了通缉令，对没有逮到的所谓“匪谍学生”在全国进行通缉。

我这时没有人可商量，也不能往回退，只有自己想办法。所以我就决定先到包头，找到孙德权，然后回宁夏灵武家里看看后，从灵武（我父亲是灵武邮政代办所的负责人）坐邮车到西安。所以当天就给这时在西安家中的爱人杨秀琴发了一个电报：“母病回宁，你在家等我。”

我这时还有一点钱，可以买到赴包头的长途汽车票。我就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但买到后一问，司机师傅说：“你没有路条，如果没有路条就不能搭车走。”路条是由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开的。我这时也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警备司令部。当时警备司令部里开路条的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军官，我就仍然拿着西北大学的旧学生证，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放暑假乘飞机从西安到北平的，现在假期结束要回学校上课，飞机票买不到，要走陆路经包头回西安，已经买了汽车票，司机师傅说一定要有他们开的路条才能上车。这两个军官听了后，一个说：“不行，不能开。”另一个踌躇了一会儿低声对他说：“我看，是个穷学生，既然已经买了车票，那就给他开个路条吧！”这样我就拿了他们给开的一个二指多宽的路条。司机把这个路条和其他乘客的路条夹在一起，开动汽车前行，这样我就闯过了一关，乘风破浪，顺利到达了包头。

到包头后，找是找到了孙德全，但是他和他的一个姓李的也是青年军的同学住在一起。他们两个人也是穷光蛋，没有钱帮我买去银川的长途汽车票。我这时由于在张家口买车票，基本上可以说是身无分文了。所以就想起了平罗的余占雄，他和北师院先修班的冒海天、教育系的蒋伯蕙是同乡，曾经到北师院来玩，我见过他，我们谈得也很投机，他曾向我提起过他的大哥在包头银行工作。余占雄是宁夏平罗人，是名门望族，家里很有钱，他这时在北大上政治系，我向孙德全说了这个关系，就试着去包头银行找余占雄的哥哥，看人家能不能帮忙，如果可以，就先向他借点钱买车票。人也的确是找到了，正在银行上班，可是钱却没有借到，因为和人家从未谋面，我也没有带着他弟弟给他的信一类的凭据，所以人家不相信或不敢贸然借钱给我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我也就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孙德权和他姓李的同学也真够朋友，他们就说：“没钱买票先不管他，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再想办法。”我们就去饭馆，吃的是烧麦，烧麦很好吃，也不贵。吃了不少，光盘子就堆起了一摞。我们三人走出饭馆，正在路边说话的时候，过去在宁夏中学上学的安奠华（安纯人的父亲）正好路过看见了我，他在宁夏中学初中二年级上学，我在宁夏简师二年级上学时，两个学校是紧隔壁，曾经见过几次面，也比较熟，但我不知道他是包头人。他就特热情地走过来问我：“俞萍，你怎么在这里？”我也很高兴地迎上去说：“我要回银川，路过包头，正要去买回银川的车票，和两个熟人在这里吃饭，你怎么也在这里？”他说：“我家在包头，现在在西安西北大学上学，暑假完了，这不正要去车站买票。”我就说：“我也正要回银川，去车站买票。”他立即就说：“你在这里不要走，等着我给你捎带着买回来。”这样，正是应了“他乡遇故知”的旧话。但实际是：途穷正没路，他乡遇旧识。我当然是喜不自胜了，不但解决了钱的问题，并且连车票也不用自己去买了。

解放前坐公共汽车，那的确不仅是受罪，并且经常有翻车死人的事情发生。因为所谓的公共汽车，实际就是现在普通的大卡车，车厢里装满了乘客的行李（铺盖卷），上面坐着人，手紧紧地拉着捆铺盖卷的绳子，摇摇晃晃地坐在上面。而卡车也都是走着走着就出了毛病，修理半天再走，真正是“老牛破车”。就这样还经常超载，就是半路拉“黄鱼”，零钱归司机赚，所以叫“黄鱼”。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坐的汽车要从宝鸡出来后翻越秦岭，经常看到出事的汽车。

而我从包头出来坐的就是这种车，所以从包头到银川走了五天，在陕坝查验路条时，司机师傅说我在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开的那个二指宽的路条由于没有夹好丢掉了，我想快到银川了，没有路条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再追究。

最后一站是住在磴口县，即现在内蒙古的乌达市，当时磴口还归宁夏管辖。我大哥当时在磴口县国立职业学校当总务主任，校长是梁飞彪。晚上我就去找大哥把国民党逮捕所谓的“匪谍学生”的事告诉他，并说我跑出学校后，现在国民党正在登报全国通缉。我打算到银川后回灵武家中看看父母后，从灵武搭邮车去西安，接上爱人杨秀琴，设法去延安。大哥一再嘱咐我，到银川后住在他北柴市的家中不要急着走，等他从磴口回银川后再看怎么办。

但是后来行程发生的变化，完全出乎我和大哥预先的设想。因为当时马鸿逵对宁夏的控制很严，有些措施是和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除去当时宁夏的独特“产品”如抓壮丁、保甲制度，对共产党分子实行活埋、装在麻袋里扔进黄河等等之外，还有就是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只要一回宁夏就不能再出去，防止出去后进行反对他的活动。

我坐的长途汽车进入银川后，就被开进了一个我不记得是不是叫“社会服务处”之类的单位进行检查。出乎我意外的是当时这个单位的负责人，竟然是我的小学老师祁希贤。祁希贤是灵武人，他母亲在灵武很有名，被人称作祁寡妇，大家都知道他母亲作为寡妇，一手把他带大。我还记得他家就住在灵武县衙门口，在我们灵武县立小学的后面。他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我记得他曾一度在灵武县立小学当过教师。他在这个服务处可能是负责人，带的领章好像是少校军衔。他一见我也在车上，就很热情地说：“俞萍，你怎么回来了，你先下来到我的办公室坐一坐，等我检查完后，我们再好好地说说话。”

我因为从北平师院走出宪兵包围圈时不可能带什么行李，后来由于特务跟踪怕暴露的关系，改变经天津、沧州到解放区的路线，而经过张家口、包头回宁夏的决定，又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前途到底如何，尚在未可知中，所以随身只带着梁北辰临时给我的一条很薄又很轻的、他在青年军用过的绿军毯，所以我的行李很简单，没什么可检查的，等于是空手一人而已。

祁希贤检查完卡车上的乘客，回到办公室也没有再问我为什么回来，我也没有和他谈国民党通缉我的事，只是说先到我大哥家住一晚上，明天回灵武看望父母。他很热情，说回来不容易，不仅留我吃饭，还要请我去澡堂子里洗澡，我也没有拒绝，因为我们既是一个县的人，他当过老师，又是穷苦人出身，不会有什么恶意或害人之心。他当时好像对自己能谋到那样的差事很满意，所以很热情又很真诚，能利用自己的地位招待一下自己的学生兼老乡，当然是何乐而不为，我也觉得盛情难却，也没有再作其他考虑就一口答应了。

吃过晚饭，洗过澡后，我就去银川北柴市五号我大哥家住了一晚上。由于急着回灵武看望父母后到西安接爱人一起去延安的打算一直存在心头，所以也忘了大哥“不要急着走，等我回来再走”的谆谆嘱咐。当我第二天正准备去车站买回灵武的汽车票时，祁希贤却匆匆赶来说，他有一个女式自行车，准备带给他在灵武的女儿，让我不要再去买票，就骑这辆车回去，然后交给他的女儿。我也不好推却，只好骑着这辆自行车顺着到灵武的大路回家。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无事，走了四十多里后到了大观桥，已经下了桥坡，车链子突然断了，我只好推着自行车返回大观桥，找修自行车的小铺子修车。这时在桥上不知是守望的还是值日的保甲长走过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就说：“我是大学生，回家看看，然后仍然去上学。”他们就说：“大学生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跟我们到县政府去一趟吧！”他说的县政府，即当时的宁朔县，也就是现在的永宁县，县政府在杨和堡。我当时无法可想，只好跟他们去一趟。到县政府后，他们要向省政府报告扣留我的事，就向直属上级民政厅报，当时也怪我多事，我就说民政厅不一定知道我，教育厅知道我，他们就同时向民政厅、教育厅报告了扣留我的事，这就为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恶化埋下了祸根。当时宁朔县的县长姓马，我不认识，我就打听他们县里我原来认识的几个同学，像张自信、翁河、樊应祥等，正好张自信在他们县里当科长，但当时不在。我这时也有点着急，就用他们的电话通知了我在磴口的大哥俞澄，大哥接到电话后，立即说他认识宁朔县姓马的县长，并说他现在就赶回银川，明天早上到永宁找马县长等等。接着我又给灵武的二哥打电话，他说他现在就过河到宁朔县来。当天下午二哥就到了杨和堡，领我到外面吃了一顿炒面后，就在杨和堡外面的田地里商量怎么办。这时宁朔县也没有把我的事当回事，也没人看管我。我当时也没把这当回事，不知道后来要发生的事，也没想到有什么危险，也没想到逃跑等，如果当时走的话，完全可以先从杨和堡或仁存堡过河，然后经灵武到盐池顾家圈，这就到了红区，也就是解放区，就不再怕国民党的什么逮捕或通缉了。但我当时一门心思要到灵武家里看过父母后，到西安去接爱人，然后一起去延安，就再没有别的打算。二哥和我又说了一会儿话就过河回了灵武。

第二天早上，大哥赶到了宁朔县，马县长倒是很热情，但这时他也没办法，想徇私情把我放了，已经晚了，不行了，已经报到上面去了，就派了一个科长，和大哥一起送我返回银川。

回到银川后，宁朔县送我的人和大哥领我先到民政厅，当时的民政厅长是海涛，因为他耳朵聋，都叫他海聋子。和他说话，因为他耳朵不行，必须通过陪他的副官传达，我就仍然说，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是灵武人，回来看看老人后，要回去上课等。陪他的副官这时插话问我：“你是灵武人，你认识灵武邮政代办所的俞吗？”我说：“那是我二哥。”他说他在灵武驻防过，认识我二哥。这时他就向海涛说：“这是个大学生，路过这里，要回西安上学。”海涛就让他给我开了个通行证。但由于我在宁朔县向上报告时多嘴，说教育厅知道我，宁朔县也同时报告了教育厅，所以民政厅虽然给了路条，但他们同时告诉我还要去教育厅一下。这时宁朔县送我的人见民政厅已经放行了，所以认为完成了任务没事先走了。我大哥原来曾在徐宗孺当厅长时在教育厅工作过，所以也就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又领我去教育厅。这时教育厅的厅长是杨作荣，是甘肃人。到教育厅后，大哥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的一间房子里等着，他自己进办公室里面的一间房子去见杨作荣。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和杨作荣争吵了起来，听见杨作荣大声嚷着说：“上次在西北大学闹事没逮着，这次又闹——”我一听，知道坏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通缉的事了。果不然，我大哥出来后向我说：“不行，还得去军法处。”原来杨作荣告诉他一定要去军法处办理手续，才能放行。我大哥就领我去了军法处，到了军法处，我大哥自己进去谈，我在外面等着。出来后，他告诉我，处长程福刚（宁夏当时人称活阎王。因为人们认为军法处是阎王殿，进去的人很少能再活着出来的）不在，副处长是张铣一，我大哥在同心县国民党县党部工作时曾救济过他，所以看面子让我大哥担保，暂时领我回去。我们就回到大哥当时在银川北柴市的家。

回到家不一会儿，就听见有人进来喊他，他一听声音，就告诉我“赶紧躲起来，千万不要出来”。我赶紧躲到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听见来的人问他说“听说你弟弟回来了，我想打听一下——”我一听，原来是北师院同学赵鸿勋的父亲来打听他的消息，但是我还是没敢出来。等他走后，我就赶紧出来向大哥说：“我知道赵鸿勋的下落，他四年级毕业后就到解放区去了，你怎么不让我见他父亲。”大哥只是摇着手说：“你不知道情况，不能见他。”

紧接着又有人来找我，我听见有人一进门就喊“静溪兄（我大哥名澄，字静溪），并且喊得很亲热，而且带有一些很尊重又亲切的味道，就像俗话说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明明怀有恶意，却要极力表现出一番“我们是自己人，出什么问题，你不要怪我”的样子。原来是军法处的侦查科长黎杰来拜访。黎杰，也是原来宁夏中学的学生，这时已经是宁夏军法处的红人。他是灵武石沟驿人，他父亲可能是黎维政（或是黎维新，我记不太清了），和我们家攀起来，可能还有点沾亲带故，到底是什么亲戚，我也不太清楚。最后他还是说出了来意，他说：“主席（马鸿逵）从谢家寨阅兵回来后，听说你弟弟的事，非常生气，所以只好回去。”意思是必须先押起来，就是必须进阎王殿，听候发落。那还有什么话说，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只好跟他去了军法处。

不知是出于什么用意，头天晚上在军法处，让我和一个叫张英杰的军官住在一起。一宿无话，第二天我被带到后面和两个在押的犯人住在一起。这两个犯人一个叫杜林，是中卫人，一个叫童山斗，是平罗县人。都是抗大的学生，已经被关押了十年。我听后心里不由得发毛，立即就想到，如果立即被处决，可能比失去自由十年要好一些。后来听杜林说，他们没有被枪毙，主要是杜林的父亲曾经是马鸿逵父亲马福祥的部下的关系，由于马福祥的夫人马如邺的请求，才“枪下留人”，保住了他们的性命。这时候他们是作为犯人、以待决死囚的身份白天为军法处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晚上则仍然被看管押禁在后面。

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公开通缉的要犯“匪谍学生”，所以马鸿逵没有采取对待一般共产党人或共党嫌疑犯的办法：枪决或是活埋，也没有用严刑或是其他什么手段逼供。听说当时军法处在押的一个宁夏实验小学的老师贺自诚，就被打“背花”，背上溃烂发脓而长了蛆。还有驻防灵武的暂九师鲁仲良师部的文书、平罗人梁万选，由于带电台进银川被搜查出来，不问青红皂白，不管你是哪方的神圣，只要你反对我马鸿逵，对我不利，我就让你活不成，后来听说就被活埋了。比如曾在宁夏简师给我们教过语文的老师雷启霖（解放后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革主委和区政协副主席）解放前在南京揭发和控告马鸿逵的罪状，就被马鸿逵利用权势押在南京的监狱里。

在我被监禁在宁夏军法处期间，听说大哥曾不顾一切，亲自找到马鸿逵，据理力争，要求放我回北平上课，他愿自己代我坐监，等待最后的问罪和处理。马鸿逵当然不会答应他的请求。还有我的一个表弟王连升，也曾到军法处看过我。

大概是在1948年9月初的一天，杜林暗地里想办法说服了军法处的勤务兵，记得好像叫耿生金，让他偷偷地把军法处处理我的一份公文偷了出来，我才知道马鸿逵把我的案件正式请示了国民党中央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的回文是这样的：“该犯罪嫌重大，着即押送兰州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处理。部长谢冠生。”

我和关心我的人们得到这个消息后，虽然没有太大的喜悦，但是起码要比在宁夏由马鸿逵处理好一些，所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大哥也忙活起来，赶紧请当时宁夏的参议长徐宗孺老先生给他在兰州认识的头面人物写替我缓颊的信。徐宗孺给当时兰州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寇永吉、兰州国民党铨叙处处长水梓（是我西北大学边政系的同学水天明的父亲、现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的祖父）、原甘肃省省长还是什么督军的杨思、甘肃省参议长张鸿鼎四人分别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上。大哥还给了我国民党在当年8月19日在全国镇压逮捕进步学生的同时，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金融业而发行的金圆券三百元，让我缝在裤衩的裤兜里，准备好在兰州监狱被放出来后买飞机票用，真正是费尽心思，用心良苦，为我打算。但是后来在1949年元月初我从监狱里被保释到北平进行所谓的自行投案时，金圆券又好像过去的法币一样，也变得一文不值，许多人就把它作为好看的花纸用来糊纸坛子做家具使用。

我记得可能这一天是1948年9月4日，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军法处要遵照国民党中央司法行政部的指令押解我到甘肃交兰州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处理，所以一清早就给我铐上手铐和脚镣，杜林和童山斗他们已经被监禁了十年，已经尝过了戴着脚镣走路的痛苦滋味，所以赶紧找了一些旧布条，帮我缠在脚镣上，虽然不知道他们过去被捕时是被怎么对待的，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但我当时的确很为他们的同监“难友”之情所感动，也没有说什么“谢谢”之类的客套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幕牢牢地铭记在我的心里，现在想起也还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自已。

我在宁夏被捕和被押解到兰州的消息，当时《宁夏民国日报》都有报道。

押解我的是一个甘肃籍的姓杨的上尉军官。我们坐卡车从银川出发，到吴忠堡时，押解的人和司机去吃饭，我坐在卡车上，用草帽盖住脚镣手铐，以免路人看见来围观。而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有几个过去宁夏简师吴忠市的同学正好路过这里，一看我一个人坐在车上，就很热情地跑过来说：“俞萍，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车上？下来，我们一起去吃饭。”但当我把草帽往起一掀，他们立刻就呆在那里，不知怎么办！当然不再说什么，默默地离去！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同学叫吴金玉，是个回族同学，不知现在是否还在世！

第一天晚上，我们在中宁住宿，姓杨的军官还真不错，不知是他在车上捎有自行车，还是在当地借来的自行车，因为我戴着脚镣，走路不仅不方便，而且脚镣虽然缠着布条，但是仍然磨脚腕，所以他让我坐在自行车后架子上，把我推到中宁县监狱，晚上我就被暂押在那里，他们住在中宁县招待所。

第二天一路无事，也无话可说，当天下午到了兰州，他们直接把车开到了兰州市看守所。当我们还没有下车，我正在发愁大哥请人给我写的四封信如何发出去的时候，1946年暑假在天津北洋工学院认识的家住兰州的王九龄正好路过。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因为政治犯一入狱，就没有了人身自由，不仅不能像一般犯人一样每天享受放风的待遇，而且还失去了每天可以接见探视的人和通信的自由。这时我就把王九龄喊过来，告诉他我被捕的原因，并且请他代办两件事，一是托他把这四封信帮我发出去，二是请他通知我在兰州市西果园小学当教师的堂兄俞恺，让他知道我已经被押解到兰州看守所。这时他也告诉我，他在北洋工学院的同学程刚（我原来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的同学）和田广祯毕业分配到兰州市政府建设科工作。我也就请他同时把这两个人在兰州市工作的事告诉我堂兄，因为我堂兄和程刚也是同学。

当时的兰州市看守所可能是在南关，所长是个山西人，叫张天禧，看守长是河北人，叫谭，看守所四周有高高的围墙，进第一道门是一个院落，有办公室和值班看守的住房等；进第二道门是囚犯的住房，是一个面对面的二层木结构楼房。我是在一边的楼上的一件囚室中囚禁，后来听说又押进来了一个青海的学生，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叫史连升，和我一样的罪名，被押在对面楼上的一间囚室中。

被押进兰州看守所后，由于是政治犯，所以起初什么也不能做，一天两顿饭是两个很大的黑馒头。后来我认识了同囚室的一个甘肃籍的犯人，叫王法堂，人很年轻，是一般的罪犯，每天可以出去做劳工，因为入狱时间长了，所以和看守们以及同监狱的犯人们都比较熟，知道的事情也很多。他人很热情，也愿意和我接近，所以一来二去的我们就比较熟了，成了同室的朋友（难友）。后来他告诉我，堂兄来看我，但不能见面，和监狱的负责人商量后，给我在监狱附近的一家饭馆包了饭，每天用一个瓦罐给我送一顿面，这样，我的伙食就较一般犯人好了一些，保证时间长了身体不会垮下去。

后来听监狱的看守们说，对面楼上的史连升是自动投案被关押的。史连升说他是和一个被通缉的叫李飞的学生住上下铺才被列入黑名单的，所以过了没几天，听说史连升由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出面保释了出去。

我爱人杨秀琴回西安后，在8月20日晚上接到我从张家口给她发的“母病返宁”的电报后，开始还很奇怪，因为在她离开北平回家时，我并没有提到过回宁夏探母病的事。过了一两天，从她父亲订阅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了国民党当局发布的在全国各大学逮捕和通缉的“匪谍学生”名单，我的名字就列在北平师院通缉的学生名单之中，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时，她还没有把和我要好的事告诉家里，所以只好不吭声默默等待下文。后来又收到了我发的电报以及从张家口给她写的信，告诉她我将经宁夏绕道西安，并且让她先不要回学校，在西安等我，然后设法找关系去延安。她就一面等待，一面将我们的关系告诉了她母亲。后来听我爱人说，她母亲听她说了和我的关系后，当然不能不告诉她父亲，她父亲听说后，还向她母亲说，宁夏人一般早婚，不知我是不是在宁夏已经结过婚。

我爱人当时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她一面等待，一面也真的就开始和过去的同学联系，当时正在西北工学院上学的王步瀛（我爱人原来在扶轮中学上学时的同学）答应设法联系，帮我们去延安。

我爱人在西安一直等了很久，但仍不见我来，再也没有什么消息，就贸然按照她原来听我说的我大哥银川家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说我已经被捕，并已被押往兰州特刑庭。

这时我爱人只好请她父亲帮忙，她父亲说如果在西安，由于他和当时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等的关系，他还可以找找人，设法救出，但现在远在兰州，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时，北平师院暑假结束已经开学上课，她父亲要她回北平去继续上学。爱人感觉在西安无法可想，对我在兰州特刑庭之事完全无能为力，只好同意回北平，也想回到北平后，看看通过学校能想些什么办法。她回校后确实找了学校当局，因为我听大哥说当时北平师院的教务长温广汉确实也干预过这件事，和他联系过如何营救我的事。

我这时在兰州看守所当然也很着急，急于想在我爱人暑假结束回校之前能出狱到西安和她会合，但明显的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也就根据对法律的一点点知识，过几天就写一个申诉。因为看守所，根据法律不是监狱，只是对没有判刑的人暂时羁押，羁押犯人的时间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所以我也就依据这点道理，过几天就写个申诉，要求赶紧审讯。这些申诉犹如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当然，国民党逮捕我们原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我读书的学校又远在北平，兰州特刑庭是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

由于政治犯不能像一般刑事犯一样每天放风或是被带到外面干活劳动，所以我慢慢地和一个姓郑的看守说好了每天我到楼下，在狱墙和楼房之间的空地上做做操，跑跑步，以免身体撑不住，当然他要请示看守所长和看守长同意后才行。后来取得同意后，我就每天到下面楼背后空地上慢跑，做一些其他锻炼身体的活动。我感到看守所的这些法外施仁，不仅是和当时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较量的形势紧密相关，而且也是当时人心向背的明显表现，国民党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看守所对待我们的态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样一直拖到1949年年初，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辕的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出狱后，我知道了我们党也在和国民党谈判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所以我能够最后得到“保释出狱，到北平投案”的结果，也是和当时“两军较量勇者胜”的形势是一致的。国民党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全国的人心中，它也是难以得到的，战场上的胜负很重要，但人心向背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执政党，更应该多多关注民生。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1949年元月初的哪一天，突然通知我可以取保后自己到北平投案。这时我就通知当时在兰州西果园小学教书的堂兄俞恺。他到来后，我们就请当时在兰州志果中学教数学的宁夏人王训庭老师和程刚、田广祯三个人做保人，履行具保手续后，我走出了看守所。当天已经很晚，我们就在兰州市政府程刚、田广祯的办公室的桌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到我堂兄工作的西果园小学暂住。

出狱后在西果园小学堂兄处住了几天后，我急着要经西安返回学校，这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乘飞机已经是不可能的。再一点就是住在兰州，总是不放心，万一国民党又反复，再抓人怎么办？我还记得和我同牢房的“难友”王法堂在我之前出狱时曾经告诉我，他出狱后在兰州“励志社”工作，如果我能出去，可以到那里找他。我也耳闻过“励志社”是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但当时实在是无法可想，所以我就以试探的心理去找找看。到“励志社”一问，王法堂就在那里，并且答应给我想办法找去西安的顺路汽车。王法堂确实有办法，后来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军车司机，就坐他的车去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