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龚澎

我所认识的龚澎

1952年1月，我原来工作的单位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师哲被任命为社长，乔冠华调外交部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原属国际新闻局外国记者联络处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移交给外交部情报司，我也相应地调到外交部情报司工作，我爱人杨秀琴仍然留在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俄文版）杂志工作。

我到外交部情报司工作时，司长是龚澎，副司长是程之平。他们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龚澎同志，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对任何人都是平等对待，不假以颜色。我到情报司工作后，不论是生活和工作，都感受到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她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敢于建言，当时还不太留意，现在回想起来，这实际上对我起到了保护作用。

先说说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情况吧。我刚到情报司不久，司内碰到节假日，常搞一些活动，这时龚澎同志总是对我说：“你让小杨（我爱人杨秀琴）也来参加。”所以有一次情报司组织司内工作人员去十三陵旅游，也让我邀爱人和孩子一起去，回来后，爱人就问我，郭元慧是不是程司长的爱人，我说不是，她就说那郭元慧怎么那么随便，一口一个“老程”地叫程司长，我就说当时情报司领导都很平易近人，不摆什么官架子，所以大家平常都不称呼官衔。比如当时在情报司二科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关在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姐姐吴敬瑜的爱人），龚澎同志平常总是叫他“小关”。说明上下级间关系都很融洽，等级不是那么森严。还有就是当时从国际新闻局局长任上调到外交部任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大家一般也在日常称他为“老乔”，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为“乔老爷”。而更为大家常常举例说笑的，就是当时和情报司同在外交部西楼办公的亚洲司司长陈家康，他来情报司找龚澎同志时，常常是没到情报司司长办公室，就在走廊上大声喊：“龚老太在不在啊？”惹得各办公室的人都哄堂大笑。

还有一件事，就是1954年12月，新华社组成了以朱穆之同志为首到苏联学习新闻、为期半年的大型代表团，新华社请郑揆和沈江同志担任代表团的俄语翻译，龚澎同志闻知此事后，就又央求新华社把我增加为代表团的翻译，这样不仅使我有机会从实际工作中提高俄语水平，同时也能学习到新闻工作的一些业务知识，并且她也嘱咐我顺便了解苏联是怎样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这对我不仅是一种工作和语言上的历练，而且对当时我国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也有帮助，拓展了工作的视野，也借鉴了苏联管理外国记者的经验。

1955年5月，我随新华社访苏新闻代表团回国时，国内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胡风运动”，紧接着各机关也展开了“审干肃反运动”。我于1944～1946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边政系上学时，西北大学响应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也组织学生自治会，遭到了当时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的镇压，我被学校开除，后经西安、北平，辗转到了天津西沽当时的北洋工学院，投靠在北洋工学院上学的原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同学程秉元，准备重新考大学。这时，闻知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呈请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大学均不得聘用以“鼓动学潮”罪名被西北大学解聘的教师，并且也均不得再录取被西北大学开除的学生，因此，我就将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俞萍改为俞灏东，因为在西北大学已经上了两年学，年龄已经22岁，这时请原西北大学同学张邕昌（陕西富平县人）帮忙重新办了三原中学的毕业证书，写的年龄仍然是20岁，与实际年龄相差了两岁。而新中国成立，参加工作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再想起更正年龄的事情。当时情报司主持“审干肃反运动”的是副司长徐晃，他可能看了档案后，认为我隐瞒两岁年龄的问题很大，不仅勒令我把行李搬到外交部进行隔离反省，而且在全司大会上说我的问题很大等等。我当时一肚子火气，有一次他在司长办公室找我谈话时，我就和他顶撞起来，龚澎同志也在司长办公室，她当时不好说什么，但是之后就找我个别谈话，悄悄劝诫我不要和徐司长顶牛，有什么事情好好谈等。

1957年反右运动中，情报司是重灾区，李克农的女婿、情报司三科的科长孙方和前面提到的关在汉，加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冯宾符、邵宗汉和台盟主席李纯青等，全司一共划了七个右派。反右运动中，斗争情报司四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谢小平，他是原国民党外交部的留用人员，是个弹古琴的专家，对他的斗争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连天连夜地开斗争会，进行所谓的“车轮战”。当时我出于同情，也可能由于义愤认为这样做不好，不知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你们这不是逼供信吗？”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也陷入了成为被斗争对象的境地。首先让我在团内检查，没有过关，所以也就落到了开群众大会斗争的场面。我记得这时龚澎同志出来为我讲话，她说：“俞灏东解放前上学时，学俄语，向往苏联，他怎么能反党呢？”这样，她也就靠边站了！幸运的是我后来没有被划成右派，给了“劝其自动退团”的处分。

反右运动后，1957年秋天，外交部干部下放京郊通州、延庆、大兴、良乡和房山五县进行劳动锻炼，我被分在房山县南尚乐乡洛庄劳动。这期间，龚澎同志曾来看望我们，当晚就住在和我一起在洛庄劳动锻炼的郭元慧同志吃住的焦老太太家。公社的会计崔行本和钱复哲由于好奇，打听龚澎同志是什么级别的干部，我就说，外交部纪律很严，不能随便打听领导干部的级别，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向外说，而我本来也不知道龚澎同志是什么级别，也没打听过。这些人真是神通广大，后来很快居然告诉我说，他们打听到了，龚澎同志和当时他们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是同一级别的干部，行政八级。

1959年春天，我从房山县南尚乐乡劳动锻炼的洛庄调回外交部，这时情报司已经在1957年底改为新闻司，我被重新分配到当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杂志编辑部工作，负责下厂校对印刷和发行工作，总编辑是张明养同志，再没有机会见到龚澎同志，所以她到南尚乐乡看望我们，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1970年秋天，我和爱人还在银川市西门外宁夏大学的罗家庄农场劳动，从报纸上或是广播的新闻报道中得知了龚澎同志去世的消息，我们就向北京外交部发了一封唁电，对她的不幸逝世表达了我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