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随新华社代表团访苏

追记随新华社代表团访苏

1954年12月，新华社组团去苏联访问和学习，团长是朱穆之，团员有王飞、海棱、邓岗、黄操良、陈龙、郑德芳（女）、莫艾、穆青、华山、何为、戴邦、石少华、袁苓、孟自成，本来新华社已经请了郑揆和沈江同志做随团翻译，当时龚澎同志给我交代要了解苏联是怎样管理和对待外国记者的，所以让我也作为新华社访苏代表团的翻译去一趟苏联。新华社这次访问的接待单位是苏联塔斯社，访问时间较长，有半年，主要任务是学习苏联塔斯社的经验。我的俄语水平，特别是口译比郑揆和沈江差多了，所以到苏联后，主要是帮石少华（当时是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曾因拍摄白洋淀雁翎队的照片而出名）、袁苓在苏联塔斯社摄影部学习访问，但是由于对摄影方面的俄语术语不太熟悉，所以翻译时难度很大，其他访问和一些大的场合，均由郑揆他们翻译。代表团在苏联访问学习半年期间，住在莫斯科欧罗巴饭店，每天吃饭费用是70卢布，当时一卢布相当于我们1954年人民币的5角钱，所以每天是35元人民币的伙食标准，每天还发4卢布的零用钱，标准相当高。当时李克农的女婿孙方（李冰的爱人）同志从我国驻德国大使馆回国路经莫斯科，到欧罗巴饭店看我时，在旅馆餐厅自己掏钱吃了一顿午餐，花了20卢布，我去莫斯科钢铁学院看望爱人的侄子杨栋（1952年中国公派的留学生）时，他有意识地在一般餐厅给我做示范，让我看看苏联的普通午餐是什么样子，花了5卢布。在苏联塔斯社访问学习期间，我们还到列宁格勒和基辅去参观访问，这儿就不多说了。我的印象是：苏联人到我国不论干什么，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不论吃住，各方面都受到热情的招待和优遇，但我们代表团到苏联则没有这样的荣幸，完全是自费，吃住奇贵，并且吃不好，洗澡间更不用说，只有公用的洗澡间，并且经常不好使。看病更是差劲，有一次我陪戴邦去看牙，那医生也是二百五！至于社会秩序，那更是说不上好，比如扒手吧，有一次郑德芳同志在旅馆还没有出大门，一个扒手上来就把她外衣胸前别着的一个派克钢笔给抢走了，说是扒窃，实际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而站在大门外的身高体胖的民警也是视若无赌，任其强抢也不管！而当时苏联方面的说法是：当时正好释放了一批罪犯，所以社会秩序不太好！

在这次访苏过程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当时正赶上苏联作家协会开代表大会，中国作协派了以丁玲、刘白羽、陈冰夷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参加会议，在我们新华社访苏代表团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正好是肖洛霍夫发言批判法捷耶夫，后来就导致了法捷耶夫自杀身亡的悲剧。当然这中间的是非曲直，恐怕到今天也难以说清，到底谁是斯大林扶植的作家，谁是斯大林分子，更是难以定论。

再一件事就是新华社访苏代表团被安排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是和新闻界人士一起被安排在楼上听取会议的。当时在我们前面坐着我国外贸部第一副部长李哲人同志，他旁边没有翻译，朱穆之同志就让我过去坐在他旁边帮他翻译。这次会议的内容有两点值得记载下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两件事，或是还有无与会者。第一点就是会议一开始，先是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国际形势演说或是报告，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报告中说的是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在过去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没有这样提过，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更不可能这样说，就是我们国家中国也不可能这样提，这是很难置信的事，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或是记录下来这次报告中曾经昙花一现地这样提过，但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并且当时就翻译给李哲人同志说莫洛托夫说的是“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很特别，并且是第一次这样提，特别是出自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之口，很值得推敲，他当时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出现了更重要的议程，就是作为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提议由布尔加宁代替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而把马林科夫贬为苏联水电部长，因为马林科夫在斯大林逝世前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逝世后作为接班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所以这实际是在继续清洗斯大林的班底。我记得当时还有卡岗诺维奇（斯大林的姻兄还是内弟）等也受到了清洗。更有趣的是，当天晚上《消息报》文艺部的主任波尔托拉茨基（他曾一度短期到中国访问，我接待过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一再向我强调莫洛托夫在报告中所提到的“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点，当然是向我表示好感了，说明我们两国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平等了。但是第二天报纸上刊登出来的莫洛托夫的报告，仍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关于莫洛托夫在这次报告中为什么要昙花一现地提出“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第二天见报时又作了修改，仍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因为是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亲耳听见的，也可以说是目击者，因为也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后来再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件事，我也曾想过把这件事写出来在宁夏的《学者》刊物上发表，也曾和这个刊物的主编电话商量过这件事，因为牵扯到这样的提法能否公开发表，是否需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这个主编当时也很为难，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也只能说这要由我来考虑，所以我也没有尝试去写这件事。最近看了阎明复同志《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一文，特别是他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划分为前期和后期，让我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在那样重要的会议上，特别是在清洗斯大林的亲信和接班人的同时这样提，这实际是放出来的一个试探气球，试探我们对他这样做的态度如何？阎明复同志说：“这次座谈会的同志认为，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而不是斯大林时期。”这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地位不稳，有求于中国。而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地位一稳固，立即就故伎重演，仍然在各方面想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我们去苏联访问是在1954年年底，1955年5月结束访问，正好是在其执政前期。

第一排左起：

6　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

8　新华社新闻部郑德芳

10　新华社国际部丰任黄操良

12　新华社缪海棱

13　新华社办公室主任邓岗

14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

第二排左起：

4　随团翻译郑揆

7　记者戴邦

9　新华社新闻部副丰任陈龙

12　外交部情报司、随团翻译俞灏东

14　新华社机电处处长孟白成

15　新华社摄影部记者袁苓

17　记者何为

18　新华社莫艾

19　记者穆青

第三排左起：

7　随团翻译沈江

9　记者华山

10　新华社庄方

17　特鲁申（塔斯社配备的中文翻译）

龚澎同志让我在访苏期间了解苏联是如何管理和对待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的这个任务，我不能直接去问苏联外交部和塔斯社或是《真理报》负责人，听他们官方的正式回答，所以就去向当时我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长期驻苏记者做了解。当时我国驻莫斯科的记者有李荷和李楠，李荷（瞿秋白同志的女儿瞿独伊的爱人）当时不在莫斯科，所以我就去问李楠，他说苏联对外国记者控制很严，一般只能在莫斯科我不记得是不是100公里以内活动采访，到外地必须经过批准等。我回来后就向司里领导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