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以布衣示人的学者

永远以布衣示人的学者

——我印象中的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我国东方文学界的前辈、著名的学者，而且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永远以布衣示人的学者。

我有幸认识季羡林先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我在宁夏大学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1963年，我在北大东语系听课，见过季羡林先生，但是当时并不熟悉。60年代，我受“三个世界”划分的影响，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并讲授亚非拉文学，并且自己注意搜集整理，积累了许多研究资料。

“文革”浩劫结束，国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作为重灾区的高等院校，也迎来了新生的春天。各个院校、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在酝酿着恢复并进一步发展的热潮。

“文革”后，大学中文系恢复外国文学教学，极其缺乏适用教材与参考作品，于是我萌生了自己编选一套“亚非拉文学”教材的念头，历经艰辛，终于编成一套五册《亚非拉文学作品选》。

去北京开会时，我带上这套《亚非拉文学作品选》，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季羡林先生，将书送给他，并征求他的宝贵意见。季羡林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赠书，并且当场翻阅起来。季先生大致看了赠书之后，欣喜地夸奖我说：你编选的这套《亚非拉文学作品选》收录内容非常广泛，地域广及亚、非、拉美各洲，时间上下概括了古代、中古、近现代直至当代，国家涉及印度、埃及、巴比伦、以色列、波斯、日本、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及利亚、马里、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数十国家的作家作品。非常有意义，你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我们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与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现状，都是欧美俄苏长，亚非拉美短，讲东方文学的老师缺少参考书，学生缺少教材，特别是这些亚非拉美国家的很多作家作品，现在都还没有完整译介过来，你编选的《亚非拉文学作品选》可以给师生做辅助教材，帮助他们了解亚非拉文学。

说实在话，在这之前，我虽然已经认识了季羡林先生，但也只是初识，并不十分熟稔。而且在我心目中，季先生是印度文学专家、著作等身的东方文学大家，在他面前，我唯恐这套《亚非拉文学作品选》水平有限，而且贸然登门拜访有所唐突，没有想到季先生却给予了我极大的肯定与赞扬，令我有“得遇知音”、意外惊喜之感。

从这以后，我与季羡林先生建立了师生之谊，他在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陆续给予了我许多鼓励与支持、帮助与提携。

季羡林先生80寿辰时，北大为其举办庆祝活动，并同时举办“东方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专门赴京为季先生祝寿，参与活动，躬逢其盛。季先生专门指定我作为东方文学专家担任第二天大会主持人，令我受宠若惊，在我多方推辞之后，主办方告知我：这是季先生决定的，我只好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

北大伊朗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专门邀请了外地学者俞灏东、张朝柯、彭端智、潘庆进京参加成立典礼，而且发给我们的“通知”上说明往返路费及在京食宿由北大全程报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季先生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我们非常感动，这不仅表明了季先生对于我个人的帮助与提携之情，更说明了他对于国内东方文学事业的一贯支持，对各地坚持从事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鼓励与支持。

1981年，全国高校几位从事外国文学、东方文学教学的同志赴昆明参加“外国文学研讨会”，在会议前后的互相交流中，共同感觉到当时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以欧洲为中心”“言必称希腊”，无视或轻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亚非各国文学的现状是很不合适的。于是联系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酝酿发起成立“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1983年，在四川乐山会议上，“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经过公推选举，选出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德臻教授任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端智、辽宁大学教授张朝柯、北京大学教授梁立基、宁夏大学中文系教授俞灏东任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何乃英任秘书长，还有辽宁师院武殿一、杭州大学华宇清、扬州师院周而琨、达县师专王慧才、廊坊师专边国恩等人任常务理事。“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首先邀请季羡林先生担任顾问，季先生只要时间和身体健康许可，都尽可能地给予了热情支持。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组织了多次理事会、研讨会、讲座，为推动全国高校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做了许多实际的事情。

1982年，“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筹备期间，就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首次在承德师专举办了“全国高校第一次东方文学师资讲习班”，邀请到季羡林先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芒先生、北大东语系教授刘安武先生等做学术报告，陶德臻、彭端智、张朝柯、梁立基、俞灏东、何乃英、华宇清、林辉等人分别主讲了不同的专题内容。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报告题目是《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季先生从东方文学的来源、含义，到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学的评价，如何正确评价东方文学，以及怎样学好东方文学等方面，对东方文学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不仅使参加学习班的全体成员受益匪浅，而且对我国所有从事东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同志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全国高校第一次东方文学师资讲习班”的成功举办，首先是因为前述数十位志同道合、热心筹备“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的东方文学同仁，更得益于当时教育部高教司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季羡林先生等专家的热情扶植。在这次讲习班的基础上，专家讲课的内容形成了后来“研究会”出版的东方文学系列教材之一《东方文学简史》的主要内容，而参加这次讲习班的学员都是全国各高校正在从事教学的年富力强的同志，这就为后来全国各高校普遍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打下了基础，培养了第一批东方文学师资。

后来，“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又陆续于1985年在大连辽宁师院、于1988年在银川宁夏大学举办第二次、第三次“全国高校东方文学师资讲习班”；还分别于1989年在北师大、1993年在天津师大、1994年在北戴河、1996年在沈阳辽宁大学、1998年在江苏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召开过5次有关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的研讨会。

80～90年代，“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东方文学简史》《东方文学作品选》《东方文学名著讲话》等高校教材与专业书籍，并筹备在宁夏大学出版《东方文学》（季刊，后因故未能出刊）。那时，“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的几位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均是各高校东方文学教学研究的专家、骨干，正当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之年，为东方文学发展的事业心极强，经常登门拜访季羡林先生，向他请教问题，邀请他出席研讨会，担任讲座主讲嘉宾，等等，往来日益频繁。季先生从未表示过不耐烦。

在我后来与季先生的交往中，我们陆陆续续地接近、熟稔起来，我发现了季先生做人方面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季先生本质上是一个忠厚长者。他身量不高，身材偏瘦，短发灰白（后来全白了），几根长寿眉，更显出慈祥和蔼的长者风度。在我与他交往的一二十年中，他仿佛一直保持这个形象，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长者风度还体现在提携、奖掖后学上，他一生桃李满天下，育人无数，学生都已经成为教授、博导，他还在教书育人。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季先生是一个谦谦君子。季先生性格温顺平和，行事稳重，不急不躁，与人谈话音量不高，语速不快，不疾不徐，边想边说，有时会在与人谈话中间停顿一会儿，仿佛陷入短暂的沉思。他为人处事低调，不事张扬，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凡有学生、后进学人登门拜访，请教问题，要求指导，他都是尽可能地满足对方要求。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季先生终生都保持着一介布衣学者的本色。在我和他交往的记忆中，他不论何时出门，都是身穿一件普通的咔叽布制服，样式普通，有时甚至有些褪色，在家中，更是常常以中式家居服示人。季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十年，专攻梵文、吐火罗文，一生笃行守志，终于完成皇皇数十卷《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巨著的整理翻译工作；一生学术成就斐然，著作等身，甚至被奉为“国宝”级大师，但从未居功自傲，恃才傲物，我们很少听到季先生自己对人提起他的成就以及专著等。

现在，季羡林先生虽然已经驾鹤西去，但他开创并多年扶持的中国东方文学研究教学领域，已经后继有人，获得了蔚为壮观的成果。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前辈长者、永远以布衣示人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