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的习仲勋

平易近人的习仲勋

2012年6月8日《作家文摘》头版刊登的卜昌炯、吴达的《习仲勋的自我修养》一文，记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习仲勋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的高风亮节和亲民作风，特别是宁愿自己受苦而不违心逢迎的可贵品格。不由得使我想起我爱人杨秀琴有关习仲勋的一桩往事追忆。

这件事发生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之时，杨秀琴当时在《俄文友好周刊》工作。中苏友协为筹组庆祝活动的翻译班子，抽调《俄文友好周刊》翻译部的张文博、王仪英和总编室的杨秀琴为接待小组翻译。

后来，杨秀琴将这一段珍贵的记忆付诸文字，内容如下：

1960年2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纪念日，按照十年大庆、五年小庆的惯例，应该举办庆祝活动。苏方派一个政府代表团来参加庆祝活动。中方决定，这次庆祝活动由中苏友好协会参与举办，中央由廖承志负责，中苏友协由戈宝权牵头。

那次，来访的苏联代表团一共5人，团长是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副团长是苏联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3位团员中有一位是煤矿矿工，有一位女同志是乌兹别克自治共和国法院院长，另一位记不清了。代表团来后，我们的分工是：张文博负责陪同团长，王仪英负责陪同几位男团员，我负责陪同女团员。除了参观游览和几次大型聚会外，有时也分开活动。

最主要的活动是国家领导人接见。那次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接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地质部长李四光、卫生部长李德全和廖承志、戈宝权等领导。当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坐在大厅东头，旁边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文博为他们翻译。北面一排坐着代表团副团长齐赫文斯基和一位男团员，中方陪同的有李四光等人，王仪英在那里进行翻译。我则坐在南面一排那位女法院院长和那位煤矿工作者旁边，中方的陪同领导是习仲勋和李德全等人。

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以及苏方代表团团长先后讲话之后，有一段小小的空隙时间。习仲勋同志就开始同我闲谈。他先问我，在外交部哪个司工作，我回答说，我不是外交部的，是中苏友协的。他又说，你俄文很好，在哪里学的？我回答说是北京俄专毕业的。

那时电视尚不普及，电影的“新闻简报”我不常看，记不清国务院的12位副总理。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中，我一直想不起来这是哪一位领导，他讲着一口地道的陕西话，我很是纳闷，贸然问道：“首长，您贵姓？”他并没有生气，没有怪罪我的唐突，而是缓缓、平稳地回答：“我姓习！”与此同时，他伸出右手食指在左手手掌上画着，一勾，再用手指往上点了一下又挑了一下，同时说：“就是这个‘习’字，学习的习！”我这才恍然大悟，立刻冒出一句话：“知道了！知道了！首长，您到过我家！”他惊奇地问道：“你父亲是谁？”我说：“他叫杨炳，当过陕西省公路局局长。”他说：“哦，那是1950年前后，我在西安工作的时候！”

我父亲杨炳192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校长是水利专家李仪祉。之后，他一直跟随李仪祉先生在水利方面工作。1939年李仪祉先生去世后，他的工作转到公路方面。1948年他被调任陕西省田粮处处长，由于和他的专业相差太远，他到南京谋得一个交通部西北公路局专员的职务。西安、兰州解放后，全家返回西安。这时，为谋生计，他挂出了“杨炳建筑师事务所”的招牌，准备以此养家糊口。此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为动员有业务专长的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汪峰同志一起来到我家，动员我父亲参加工作。这之后，父亲就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的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时，对我讲了这一段际遇，很感谢习仲勋同志落实党的政策的魄力。我当然也很激动，遂时刻铭记在心。

事情虽小，但小处见大。习仲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体现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的高风亮节。而习仲勋不计较杨炳身份，亲自动员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则充分体现了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贯方针。这些事在习仲勋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中只是点滴记忆，却值得我们长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