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感受到的“恩来精神”

亲身感受到的“恩来精神”

2012年10月20日《作家文摘》头版刊登闵东之短文《发现“恩来精神”的DNA》，文中所说“恩来精神”出自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之口，是100多个“周恩来班”的孩子们对周总理精神的一种“昵称”，却彰显了今天人们所期盼的精神。简言之，就是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甘当人民公仆，时刻不忘人民群众，一身正气，公而忘私，为国为民，折冲樽俎，勤劳治国，鞠躬尽瘁，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为人人所敬仰的共产党人的做人楷模和爱国主义精神。

文章虽短，只有1000字左右，但每句话都震撼人心，不禁联想起解放初期，由于自己从事的工作，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点滴事情中所反映出来的周恩来同志的感人事迹，及其对我和周围人们的感召力和教育作用。这些深埋自己心底的感受，一直总想说予人知，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表达或不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现在却由孩子们概括成为“恩来精神”，真可谓是神来之笔，妙到毫巅，借此机会，我就不惮烦琐或狗尾续貂，赘述如下：

1952年1月，我原来工作的单位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原属国际新闻局外国记者联络处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移交外交部情报司（1957年改为新闻司），我也相应地调到外交部情报司工作。当时情报司的司长是龚澎，这里我要插叙几句题外话，近些年，我国报纸杂志上经常称建国后外交部新闻司的几位女发言人为“五朵金花”，这也没什么错，但我要说龚澎同志解放前就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发言人，解放后又主持新闻司的工作，后来又随周恩来同志出访和参加日内瓦会议等，也是这些出访和会议我方的发言人。应该说她是我党和我国的第一位女发言人，也就是第一朵金花，她才配称新中国杰出的女外交家。近些年被称为“五朵金花”中最前面的李金华、郭元慧，当时就是和我一起在龚澎同志领导下，在情报司四科和三科工作的同志。1957年我和郭元慧、童月萱同志下放到房山县南尚乐乡劳动锻炼，龚澎同志到我们村看望时，当晚就住在郭元慧同志食宿的房东焦老太太家，写到这里，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1952年初，我到外交部情报司报到工作后不久，龚澎同志就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对外交部工作同志的四点要求：立场坚定，纪律严明，掌握政策，熟悉业务。这里所说的立场坚定，不仅是一般常说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同时指的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原则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强权政治的影响，这与百多年来旧中国的耻辱外交是截然不同的。作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处处事事要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也就是说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常驻中国的记者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有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人数较多，还有朝鲜中央通讯社和越南通讯社的记者，人数很少，后来又增加了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力报》的常驻记者。

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同志对当时我们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很重视。龚澎同志有一次曾专门向我们传达：总理特别指示，我们和苏联记者没有党与党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1949年7月1日，在北平先农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发表的演说中说过要向苏联一边倒的话，再加上建国后，由于和苏联签订的各项援助条约，我国各省区和各部门都充斥着苏联专家，一般人一见是苏联老大哥，就忘记了国家利益，淡忘了保密观念。而我们在与苏联《真理报》记者的关系中，也出现了这类问题，尤其是会中文的记者，在采访中总是想摆脱我们的陪同或带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举例说明，1953年，《真理报》的记者杰柳辛，他是我所接触的苏联记者中中文最好的一个。有一次，在天津采访炼钢厂，由于保密的习惯，我提醒当时被采访的厂长，不必谈当年钢的产量比往年增加的具体吨数，而是只说增加的百分比，这就惹起了杰柳辛的不满，立即中断采访，要半夜里坐他的汽车经京津公路返回北京。幸好时任天津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同志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三辆汽车护送，才没有被他难为住。还有就是接替他的记者奥夫钦尼科夫，在中苏论战的年头，被改派到日本做记者，竟然在《真理报》上发表报道，诬称我国贩卖鸦片等，实在可恶！

在外交部工作的十多年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龚澎同志对下属干部既放手工作又严格要求的领导作风，并经她传达，周恩来同志对我们也有很具体的要求，如在日常的生活言行上，要求在一线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同志，衣着上不一定穿什么呢子制服，穿布衣就行，但必须整洁干净，每天必须刮胡子等；在知识面上，不能一问三不知，你虽然不能代表国家，但人家却可能从你的答问中来看我们国家的水平，因此要求对外工作人员必须多读书，增加自己的知识面。

外交部的干部中，懂外文的知识分子较多，1957年外交部下放干部到京郊延庆、通州、大兴、良乡、房山五个县劳动锻炼，我是从1957年秋到1959年2月，在房山县南尚乐乡劳动锻炼，中间被召回一次听报告。周恩来同志在公安部大礼堂给我们做报告，主要是以他自己作例，现身说法，谈思想改造的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自己和组织的关系的问题、忠于自己的信仰的问题。在外交部工作的十多年中，虽然也历经各种运动，但始终觉得自己是得到组织信任的，级别虽低，但政治上的待遇很高，进步很大。我们常常自豪地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外交部不盖大楼不提级。我定级时是20级，离开时是19级，没有什么不满意的。龚澎同志很关心下属工作人员的成长，1954年趁朱穆之同志率领新华社代表团到苏联学习新闻半年的机会，在已经有翻译的情况下，设法把我安排进去，作为代表团的翻译，让我顺便了解苏联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人民日报》驻苏联的首席记者李荷（瞿秋白的女婿、瞿独伊的爱人）当时不在莫斯科，我就向当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位记者李楠同志了解了苏联管理外国记者的一些规定，回来后向龚澎同志做了汇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最后，作为这些片段感受的结束语：愿“恩来精神”中所充塞的胸怀祖国、以国事为重的浩然正气，世世代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流传；愿“恩来精神”中所倾注的热爱人民、以民生为本的伟大情怀，赓续不断地温暖和滋润着千千万万勤劳善良人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