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陈庆明
在农村的记忆里，有一段集体生活的日子令人难忘。当时，广大的农村都在推行着一种特殊体制，人们被组织到各个生产队中，几个生产队又组成合作社，每个成员称社员。社员参加队里的劳动，和学生赶时间上学一样，早饭一过，挂在大队院外老槐树上的大钟就会被队长“嘡—嘡—嘡”地擂响。立马的，人们不管在忙什么，都得放下手里的活计，拿了劳动的家伙赶来点卯上工。等队里的社员聚集齐了，队长先是分配任务，后是训话。一切就绪，社员们便三三两两说笑着、打趣着去指定地界干活。每年年终，人们见面总要先问一句:“分红了吗?分多少?”这句问候，既是寒暄又透出亲热和关切，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群体心态的情感趋向。
到了夏秋农忙时节，社员还须加班上工。那时候的加班被称为“跃进”，只要参加“跃进”，就能领到队里的两个白面馒头。这对于肚皮老是瘪着的庄稼人来说，无异于过个小年。其实，这两个白面馒头是抵不过他们白天流的汗、晚上熬的夜的。然而，却可以使一年到头难得见一点白的欠款户们，不仅饱了眼福，还饱了全家人的牙福。所以，他们称这样的“跃进”为“挣口粮”。尽管我们现在早已不稀罕白面馒头了，但一想起这些，我还是不由得热望那时的白面馒头。那时我总是要跟了大人去“干活”，哪怕是晚上，那种睡在麦秸杆或苞米杆上，一觉醒来，白面馒头就在眼前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更何况有时还有善意的额外赏赐 (剩下的一小撮总是分给孩子们)。
集体干活虽然没有现在自己种田这样心气十足，但为了挣更多的工分，大家的合作还是挺卖力的，你争我赶，总怕落在别人后面，更盼望“跃进”挣工分、挣口粮。尽管家里的粮食少得可怜，然而不是分到自己头上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会随便乱动的。那条“不拿集体一粒粮”的队规是人们心里的一条绳索，每个人都牢牢捆着自己、捆着家人，不敢也不想越过那个界碑，谁愿意被游街示众、丢人现眼地当贼来展示呢?所以，尽管我们眼巴巴地热望着自己手里的青菜、萝卜、红薯、苹果、梨、玉米……惹人嘴馋的东西，但没有哪一个敢私自将它拿回家，我们也就只有巴望的份，像一条老是吃不饱的狗。
有一年，机会似乎来了，爷爷被队里分派去看管果园子 (每年都等树挂了果才派人看管)。我终于有机会进到那让我注望了无数回的果园子里，那份高兴劲是无法言说的。然而，麻烦事也随之来了:果园是集体的，我不能老去。去了不上三次，心就已经虚了，碰见人，感觉人家看我像看贼似的，我总要惶急地解释:“我是叫我爷爷回家吃饭的。”怀着这样一种忐忑不安和惶急的心情，终于等到了一次“真正”的机会。果子有鸡蛋那么大时，有一天，爷爷给队里去买牲口，我替他看管果园。看着这些平时只能看一看的诱人的青色果子，一下子都归我看管了，我惊喜万分。我还从来没有尝过青苹果的滋味呢!我忽然想摘一个尝尝。我在园子里溜达了一圈，发现稍大的果子都结在朝向大路的这一边。园子的周围没有围墙，四周的篱笆早已七零八落，在路上一眼就能望到园子里边。我瞄上的一个大果子却正好在临近大路的一棵树上，我坐在这棵树下，手一伸就可摘到。但是，我特别害怕，坐在那儿，心里像开了锅的沸水翻腾着:摘?万一正好有人路过看见了怎么办?不摘?大好的机会失去了多可惜，爷爷是绝不会摘给我吃的。我越想越如做了贼一般心虚，越想越觉得那果子诱人的香味正在周围飘荡着。整个下午，我苦恼极了，好几次手都伸到了瞄准的那最大的一颗果子上去了，但就是不敢摘下来，仿佛摘了它，我就毁灭了似的。一个七岁的孩子，哪经历过这么“惨痛”的考验和“剧烈”的斗争啊!我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为自己吃不到青苹果委屈，还是为小小年纪敢有这么个做贼的念头恐惧?说不清。我终于没有摘下那颗青苹果。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看到青苹果，我就想起这些，想起那时对白面馒头和青苹果的热望。我庆幸自己没有去摘那颗青苹果，庆幸自己在知事之初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人生搏斗!正因为我的这些“惨痛”和“剧烈”选择，我才可以坦然地走到今天，我也更怀念那段人人有约束、人人受约束的日子。青苹果给我出了一道多么可怕的人生考题啊!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即便是少了约束，一块小纸片、一朵花、一棵草、一粒沙、一滴水、一句话都会是严肃的人生考题，时时处处都会考验我们做事的忍性与恒心，考验我们为人的良知与责任，考验我们对善恶取舍的态度与行动!
人啊，最可怕的就是不能约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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