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马屁学

文_晏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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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今人对马屁学的精深研究，宋朝人既无名师辅导，又无专著普及，更没有电视讲座和暑期培训，似乎缺乏理论支撑。不过，古今相似的是，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来说，马屁之学往往无师自通，理论的浅薄并不影响宋人精湛的拍马屁功夫，也不妨碍他们把马屁拍得震天响。而且，宋人千奇百怪的拍马屁事例依然有规律可循，甚至可以提炼总结为“宋朝马屁学”。

据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每逢生日，部下竞相祝贺。其中，光禄卿巩申为了把马屁拍得与众不同便别出心裁，通过“放生”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一只一只地放生，放一只，磕一个响头，然后祷告：“愿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无独有偶，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老婆生了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怀着极大的牺牲精神，从自己的屁股上割下一块血淋淋的肉进献，表示忠心。好事者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曰：“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一时传为笑谈。这种勇于为领导献身的拍马屁方式，堪称“身体力行式”。

宋仁宗时期，吕夷简任宰相，显赫一时，无论封疆大吏还是州府小官，皆以与吕宰相结交为荣。但吕夷简奉行“宰相礼绝百僚”的古训，务为清简，轻易不与士大夫私交。唯一例外的是，他信佛，愿意与善于礼佛谈禅者交往。这如同领导喜欢收藏书画，部下就成了书画家，领导喜欢古董，部下就成了古玩家一样，许多想走宰相门路的奔竞之徒，便“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性理”（宋代徐度《却扫编》），人人做僧人打扮，天天出入寺庙，人心向佛，禅来禅往，一时成为风尚。后来，有人把这种行为讥为“禅钻”，是很形象，但过雅了，通俗点讲，可称为“投其所好”。

宋人拍马，最流行、最精准、最有效的还是“附庸风雅”，即进献谀诗。蔡京过生日，大词人周邦彦献上一首诗为蔡宰相祝寿，其中有一句：“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把蔡京比喻成人人敬仰的周公，蔡大人一高兴，立刻提拔周邦彦为秘书少监。秦桧新建“一德格天阁”，落成后，满朝祝贺，某朝臣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有一联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他把秦桧比喻成名相伊尹和管仲，于是马上被提拔。另有一候补官员也献诗：“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蛾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歌颂秦桧好学勤政，随即也补了实缺。可见，风雅的马屁比肉麻的吹捧更加给力。

与今人不同的是，宋人拍马屁的经典案例都是作为反面教材记载在正史或散落在野史笔记中的，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拍马行为的鄙夷态度。不像现在，拍马都已经发展成系统理论，堂而皇之地在电视、报刊甚至校园内广泛普及，成为一门显学，以至于那些不会拍马之学、不擅拍马之技的人，反倒成了不能与时俱进的异类而日渐out了。

所以，当正常成了不正常的时候，不正常也就成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