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家在悉尼

文_赵雅楠

感恩节这天，北京的气温降到了-8℃，我冒着严寒前往丹琳家吃饭。路上接到以前在悉尼一起读书的大学同学的电话，她很兴奋地问我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悉尼时是怎么过感恩节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即使是在南半球，我过的日子也跟在这里的没有什么不同。那些狂欢之夜并没有在我心中留下印迹，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到家里，面对被蹭脏的脚垫、堆在墙角的韩式泡面和经常堵塞的下水道。在悉尼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

终于到达朋友家，我俩在厨房里边聊天儿边做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让人心满意足的香气。

看着丹琳做饭，我想起在悉尼的日子。那时我和室友小雨天天做饭，什么鸡翅炒土豆、鸡翅炒蘑菇、红烧鸡翅、炸鸡翅……奇怪的是，我没有对这样明显已经吃腻的东西感到厌倦，丹琳做的炒鸡肉我竟也全吃完了。或许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是那么在乎吃，我对生活轻微的焦灼感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悉尼时我租住的房子里除了我和小雨，还有两个女孩，一个叫Rita，另一个我已经忘了她的名字。我们一起住了一年之久，却很少打招呼，每次想起来我都感到深深的沮丧，因为这种状态真是又好又坏——好的是让我明白了他人的目光与我毫无关系；坏的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于和陌生人处在同一屋檐下，却失去了好奇心。一句话，我得习惯孤独。

科幻片《火星救援》里，马特·达蒙饰演的宇航员由于一场沙尘暴与他的团队失联，孤身一人待在火星，成了“太空鲁滨孙”。虽然食物只够吃一个月，但他天生乐观，而且是个植物学专家，他决定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等待四年后NASA再次执行火星任务。在火星上度过的561个太阳日里，他将减压舱改造成塑料大棚种植土豆，用自己的粪便作为肥料，点燃联氨分解出水来灌溉田地，认真盘算鸡肉还够吃几天，当番茄酱全部吃完之后用面包蘸止疼药碾成的粉末充饥，循环播放队长留下的迪斯科唱片给自己鼓劲……当他离开火星时，他在穿梭机里留下一张纸条：“请善待它，因为它曾救过我的命。”

我想它不是救了他的命，而是拯救他于孤独之中。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一个人在火星上生存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是当一个人身处浩瀚的宇宙中时，没有被巨大的孤独吓倒。

因为孤独而滋生的对于安全感的需要，让我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家。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窝是否真的能抵御孤独？从我身边的很多人的经历来看，似乎可以。远在悉尼的闺密在相了一大圈儿亲无果后开始看房子，去年感恩节时她打电话给我，说她选中了一套悉尼北湾的公寓，付了首付之后，她一个人跑去吃了很有名的烤薄饼，并义正词严地向我宣布——她现在不再需要男人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处在动荡和不稳定中，那么拥有一样不会失去的东西的确会让人感到踏实。

我曾以为到了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我们都会变成一个更有安全感的人，但其实并没有。如果你问我在这样的年纪最想要什么礼物，我会认真思考后得出结论：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或者占有任何实物。我希望拥有的是在一座理想的房子里获得的某种感受，比如在放着肖邦B小调钢琴曲的房间里看见窗外有小鸟飞过，比如趴在阳台上听隔壁院子里婆媳两人闲话家常，比如打开窗户看见巨大的蓝花楹树下有麻雀、乌鸦和立着耳朵的松鼠……而这些不需要拥有一座房子就可以获得。

我后来想，我是否能像《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那样，在生活中辟出一道深深的、对自我大有裨益的沟壑，收获新鲜经验对我来说是生活丰厚的回报，那能给我带来快乐，让我拥有整颗火星，而不仅仅是一座房子。

八月我回到蚌埠，我妈跟我描述了她退休之后钓鱼、养猫、临湖品茗的理想生活，我姐跟我叙述了她准备五年之后举家迁到深圳，在靠近南山的地方买一座小房子，每天爬山的美好憧憬……每一种理想我都觉得非常美好，而每一种理想都不应该让我们忽视现在的家，不管它是不是暂时的。只要你在这里生活过，那段生活都会在你身上留下印记。就像马特·达蒙有一个家在火星，我也有一个家在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