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菩提树

我的菩提树

《穿越文化戈壁》一书出版后，关爱我的很多读者朋友遂有许多问题提出。

其一，书上签名，现在通行的称谓是先生，而你却称人以君，何故？

先生是现代的一般称呼，古代对前一辈人才尊称先生，至今乡间仍将青年称后生，人生一旦分了先后，便恍若隔世了。以现在角度而言，称人先生则显平淡，有失敬意；但以古代角度而说，称人先生，对于青年读者诸君便欠庄重，仿佛玩笑了。《论语》中有“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之句，是说，不论朋友同事，答应帮办的事，一定要尽心致身而为。一旦答应，那他便是君，你就要极尽“臣道”；你当主管，或朋友帮你办事，你要尽“君道”。另外，还有常言的“师道”，便是古人所言的“三道”了。我自学师承鲁迅先生，先生早年给他的女学生许广平写信，抬头称呼是“广平君”，以示敬重。后来，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先生写信遂称其为“广平兄”。所以，凡要人在拙作上签字的人，我便一律尊对方为君，以示我的敬重。当然并不全都如此，给谭永智先生（师傅）的赠书签字，我写的是“先生”二字，恭恭敬敬地写，是一种古义上的认定。说起来惭愧，谭先生现已八十四岁，但至今仍好学不辍，他幼年上过私塾，很有些文字功底，时常与我切磋古文中的字词。一日，他笑吟吟地送我一幅墨宝，横幅宣纸，上书“满腹饱学”四字，落款是愚叟某某某，令我很是惶恐。

其二，《穿越文化戈壁》一书中有“道可道，方为道……”八十多字的作者手记，不太好懂，何意？能否说说？

还接着谭先生的话头往下说。又一日，谭先生又用宣纸抄写了“作者手记”和我探讨意义，当时我回答的有些仓促，索性在这里作个正式解答，兼示关注的朋友诸君。

“道可道，非常道”，是借用老子《道德经》的开篇语。第一个道字，作名词看；第二个道字作动词看，是说的意思。何为道？以哲学观点而言，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哲学家说它是本体，西方的宗教家叫它“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来”，中国人叫“天”、叫“道”。名不同，但所指是同一东西，我们不要被名词所局限，它们只是各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道德经》接下来是“名可名，非常名”，因而，“道”难以用某个名词来界定和说明的，如果你描述并界定出来，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再下来的《道德经》文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两种念法：一是把“无”断开，“无”是天地之始，天地之始就是“无”，老子的说法是“有生于无”；二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是万物之母。如果一定要说出个简单的界定，我认为“道”就是“宇宙法则”或“自然法则”，用最通行的官话说，就是“客观规律”，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法则”。

其三，《穿越文化戈壁》书名怪怪的，何为文化？怎么还有戈壁一说？

戈壁这个词，是蒙古人对沙漠的叫法，好像是蒙语。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本质而言，还是封建文化，既是封建文化，糟粕自然难免，而且还不少，腐朽之糟粕，便是文化之沙漠也！

文化这个词极易产生歧义。1999年我退休后，在一家区级大报打过工，发现吃文字饭的报人也把这个词弄不清爽。一位部主任，女的，记者编辑一大帮，都是她的手下，按说，熬到这个份上，识见和学力该是有些功力了，然而还是把文化一词理解成学校里学的X+Y。后来因为常要和她讨论每期报纸的选题，但凡说及文化一词，必先声明广义或狭义，真费劲，这还叫什么文化人呀。

文化可以概念为一种约束，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关系的约束。一些动物如大雁、蚂蚁、猩猩都有因为基因遗传而来的内部之间的约束，于是我们称这类动物为社会性动物，人不过是其中之一种。没有关系的约束，就没有社会，礼，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郁郁乎文哉”。他所处的周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由于战乱，周礼的约束渐渐被破坏，互相杀伐，新的礼（约束）又没有产生，于是孔子只能向后看，提倡“克己复礼”，恢复周礼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至少周礼是一种规定好的成文约束吧！然而社会毕竟向前发展，个人是无力挽回的，所以别人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我看去，这正是他的伟大处。

动物行为学家观察到社会性动物中同类之间有仪式行为，这就是“礼”的生物性来源。它既深刻而又简单，它是为种群存活与延续而选择形成的。

这种礼以及为约束而产生的一切，倒如“礼貌”，也就是关系中约束的行为样式，服装的样式，语言文字的规格，食物的做法、吃法，建筑的规范，等等等等，就都形成了，这就是文化，“郁郁乎文哉”，绵密细致，不是武化。什么族群形成的，就叫什么族文化，在中国形成的，就叫中国文化，局部保存的，就叫民俗，一个掌握先进文明的文化族群会打败一个文明相对落后的文化族群。如果不打，文化类型之间无所谓胜败，其实也无所谓先进落后。多元文化是平等的概念。20世纪的人类学终于梳理出一个概念：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的合理性，都有保持的价值。

如果极端地区分文化和文明，可以将文明概念为生产力，有工具的意思，比如说“坚船利炮”，或蒸汽机时代、航天工业等，于是人们会认定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也于是就有了野蛮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说法，以此而言，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不错，中学是中国文化，西学是西方文明，文明当然可以用，像电视、电脑、航天器等，文化中非常成熟的部分有文明的意义，文明与文化有重合的部分。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因为半个世纪的断裂而几乎不存在了。因为中国文化是靠农业中产阶级（农村里的中农以上的富农、地主）在传承，除去文化的发生阶段，两千多年来，大致是不断地再发生、再成熟，由农业中产阶级在继承发扬，赤贫的人是不可能的。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就是皇家、皇帝在维持农业中产阶级的稳定。在江淮、中原地区，如果有人集聚上千顷良田，就有人报告皇帝，于是皇帝就找借口抄没，并办他的罪！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土地过度集中，就意味着许多中小地主的破产，破产者多到一定数量，就会天下大乱，因为每个中小地主还雇着为数众多的长工短工；再是财富过多，招兵买马造反的可能就大了。为了王朝的稳定，统治者就要拔掉豪强，进行土地资源再分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就是做这个，凡做不好的，就亡。新的王朝建立，开始休养生息，搞黄老哲学：无为而治，免税或少收税，让农业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中产阶级发展了，王朝就稳定了，文化就恢复了，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将等若干人物，他们的出身大部分是中小地主、农业中产阶级，靠读书、科举一步一步上去的。

中国在半个世纪前消灭了农业中产阶级，也就意味着消灭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地主、富农并不是因为比别人有力气才致富的，而是会经营会管理，当然也有个别巧取豪夺的，那是土豪劣绅，不能代表中国农业中产阶级普遍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状况。

现在，农业中产阶级变幻成了城市中产阶级，称谓不一样，无论从商从政以及何种职业，但人的文化意识没变，过去是这些人买地置房子，现在仍然是这些人在买房子和在房子里置女人，并且进行辛勤地耕种。中国人，农耕文化的遗传影响，就那么大点出息，这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道“坎儿”。

农业中产阶级的被消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经营管理意识也随之而消弭了。以城市而言，上海曾是亚洲大都市，管理也不错，这与市民头脑中的管理意识有关，同样作为城市，北京人都是大爷，不服管的。

这种难以预见和不曾被认知的文化上的断裂，使我们蒙受了损失，至少延缓了前进的步伐。文化不是想当然的东西。它是人，而且必须是在相当的人数组成的社会阶层中产生，维持发展成熟，并衍生出社会效用。一个以农业著称的大国，几千年来以此而生生不息，必然有它的管理经营群体在孜孜运作，代代相传，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熠熠生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文化断档了。现在所做的挖掘、整理、恢复等等一些工作，其实是在抢救。

关于文化，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