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手”说起

从“解手”说起

大家都知道“解手”是大小便的隐语。至于“解手”怎么能和“大小便”连到一起，多数人就不清楚了。抗战时期，史学家顾颉刚避难四川，与人闲聊，才知明末张献忠屠川，“天府之国”荒无人烟。入关不久的清政府不得不下令移民，“以湖广填四川”。老百姓故土难离，官兵担心移民中途逃跑，便将他们双手捆绑起来押送，长途跋涉，一有内急便要求押送官兵“解一下手”，久而久之，“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但还有人认为“解手”一词来源于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由于也是捆绑上路，还养成了北方人至今背手走路的习惯。不认识的同姓人相遇则会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问起籍贯则会说：“噢，洪洞老乡。”

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我们是大槐树底下来的，看看两脚小趾趾甲是双的就能证明。参加工作后，有时出差，会在火车上、旅馆或集体宿舍看到初次会面的外地人，询问故乡，盘查祖籍时，往往会脱掉鞋袜，露出脚丫，验看双脚小趾，如果有几道竖纹好像是两瓣，便会高兴地说：“真的，咱们是洪洞老乡。”至于这个双趾是怎么形成的，则说是当年官兵怕移民逃跑，将每人小趾砍上一刀，以便识记。致使移民后代小趾变成了复形，这个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因为伤痕不能遗传。中国古代妇女的“三寸金莲”是裹足造成的，这个陋习沿袭了几个朝代至今仍未造成遗传。如不裹扎，仍是天足。何况千里跋涉脚很重要，没有砍脚为记的必要。如果解释只能是生理遗传。至于来自大槐树的传说，我在上大学期间，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发现老人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确有这么回事：明初朱元璋和朱棣在位的50多年里，仅从山西往河北、河南、山东、北平、苏北、皖北等地移民就达18次，元末战乱频繁，“靖难之役”的惨烈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原来富饶的中原地区“赤地千里”“积骸成丘”，朝廷不得不撤州并县，仅河南就将不足3000户的12个州改为县，将60个县合并。明太祖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便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做出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

元末的山西，由于有亲王王保保（扩廓贴木耳）父子镇守，政局稳定。加之左太行右吕梁为天然屏障，南有黄河阻隔，北有大漠横亘，几成独立王国，既无战乱又逢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人口已达403.4万，比河南（189.1万）、河北（189.3万）两省人口总和还多，已出现丁多田少的局面。洪洞和赵城两县民众为争夺霍泉水不时发生械斗，地方官为排解纠纷，便置一滚烫油锅扔进十枚铜钱，由两县各选一壮士徒手捞钱，再按捞出的钱多少划分水利，结果赵城人捞得七枚，洪赵两县三七分水便成定制。刘九皋在奏议中说：“山西之用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失衡时，朱元璋把目光瞄定山西是必然的。

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79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51县，而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就辖28县，洪洞县人口最稠、移民最多也当在情理之中。洪洞交通便利：北通幽燕、东进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自古就是驿站所在地。城北的广济寺院落宽展，宜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寺旁的汉槐“树身十数围，荫蔽数亩”，树杈间的老鹳窝大如车轮，甚是壮观，引人注目。

大移民虽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来讲却是莫大的悲哀。明代移民条例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且给予优惠政策：移民除领取川资凭照外，还发给耕牛、农具、种子及安家费，每户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有余力者则不限田亩，还可免税赋三年。尽管这样，毕竟“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说，“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民间普遍的传说则是：朝廷颁布告示，不愿迁徙者限三天赶到大槐树下集合，愿迁者则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山西各地人们拖儿带女，集中到大槐树下，不料却被官兵包围，宣布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移民们在官兵的刀逼棒喝下，踏上迁徙的路途，在他们一步一回首、渐离家乡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大槐树和树杈间一簇簇的老鹳窝，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了迁民们诀别故土时的最后标识。于是移民后代修撰谱牒，几乎都记载了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这一史实。“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谁是古槐迁来人，双足小趾验甲形。”这首民谣便成了迁民先辈留给后人的寻根指南。

在从山西移民的同时，明政府还采取“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措施，影响也很深远。如今中央高层几位领导如毛泽东先祖毛太华为江西吉水人、邓小平先祖邓鹤轩为江西吉安人、胡耀邦先祖胡允钦来自江西高安浯塘，而江泽民的先祖则来自江西婺源江湾。

除此之外，明初还对边塞地区实行“军屯”，对边防驻军每人授田50亩，3分守城7分屯种，结果“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使边防得到了巩固。宁夏在明代地处边塞，因而迁来的大槐树移民（也有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多数是军屯者。从宁夏一些地名看：立岗（李刚）、张亮、习岗（谢岗）、吴忠、养和（杨和）、望洪（王宏）、李俊、叶盛（叶昇）、蒋顶（蒋鼎）、周城（周澄）等都是明代驻军首长或移民里长、屯长人名的转用。我家先祖据说是先由洪洞到青铜峡小坝，后又迁到平罗六羊的。明政府也将流民和罪犯集中起来发配到边地去开荒，将其改造成农民。明政府还鼓励“商屯”，商人如去边地垦荒，向军队交粮，便可在原籍领取“盐引”（经营盐的专利证书）去做买卖。

明初的移民，给后人留下许多深刻的记忆。山东曹县一刘姓族谱，记载其先祖是“独耳爷爷”，因为迁徙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去一只耳朵。河南永城，崔、谢、张、陈一个族谱。原来洪武三年（1370年），洪洞崔金明有四子，按规定得外迁两人，一家人还不能迁在一个村庄，但父子不忍分开，于是崔金明就把四个儿子改成崔、谢、张、陈四姓，举家外迁，并在被安置的古城村外栽了一棵槐树四株柏树作为将来的祖茔，四姓均葬于此。到清光绪年间，在始祖墓前刻碑记述此事。中原至今仍有“回、霍、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宗、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的说法。

河南温县还有“打锅牛”的说法，说洪洞牛家兄妹十八人，迁移时将铁锅砸成十八块，每人拿一块作为子孙日后相认的标记。直到现在牛姓的长者见面，首先要问“打锅不打锅”，如说“打锅”便会认做一家人。偃师牛氏家庙大厅楹联就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

明初的移民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实现社会安定，巩固朱明政权起了极大的作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土地总数是366万顷，而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则增加到850万顷，人口也由5987万人增加到6054万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全国收税粮2000多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则增加为3000多万石。

到如今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代的总人数已达2亿，554个姓氏分布在18个省540个县市，一些海外华人也常到洪洞县寻根问祖。

遗憾的是，大槐树移民在洪洞故里起初并未受到重视，《洪洞县志》也鲜有记载。清顺治八年（1657年）暴涨的汾水将广济寺冲毁，只剩下一座经幢。而最早发现大槐树有凝聚力的人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他和同乡刘子林分别在山东曹县、长山做官，当地人自称是大槐树移民的后代，知道他们是洪洞县人时，便视若老乡格外热情并有出资在祖地建纪念物的愿望。在河南杞县任职的洪洞人贺柏寿亦有同感，于是他们便在山东、河南募得纹银390余两，铜钱300余吊，建起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和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恰在这时又发生了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人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新任巡抚张钖銮命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乡赵城则“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卢永祥率军进入洪洞后，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而当官兵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掠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兵多为冀鲁豫籍，互相叮嘱：回到洪洞大槐树老家了，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乡土情结竟然唤醒了他们并没有完全泯灭的良知。这如今已成为洪洞人引为自豪的佳话。民国三年（1914年）还专门修建“荫庇群生”牌坊纪念此事。

洪洞县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在古大槐树处扩建祭祖园并从1991年开始年年于清明前后举办祭祖节，以吸引海内外游子前来寻根。2001年9月6日，我因拍摄电视片《宁夏地域文化》来到了洪洞县，在祭祖厅恭恭敬敬地祭拜了张氏先祖牌位并留下了100元香火钱，没想到还被刻在了祭祖园内的募捐碑上。

洪洞大槐树，一般认为是汉族的移民之地。2007年3月，我在司法厅老厅长庞明元处见到他回乡探亲带来的一本志书《故乡——桑坡的过去和现在》。书中说，桑坡——这个位于河南孟州市郊的回族村庄其“先辈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

2008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