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责任

危机与责任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西方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资本主义的罪恶体制”的标语游行。《资本论》再度成为畅销书。最近，一座重达33吨的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类似的现象并非偶然，马克思已经重新回到西方大众的记忆中。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正在破灭，而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证实。”

1996年，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神学”的关键问题是它的短视。它难以系统地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明确观念。在人工智能和职工技能变得日益重要的当代社会，未来的教育、科研开发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究竟由谁来提供？过去的40年，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90年代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公共投资大为缩减。然而在知识和技能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势的唯一来源的时代，经济上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公共投资的加大而不是相反。在资主主义体制就要进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出现了科技和意识形态发展路向不一致的矛盾，它动摇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则指出：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是典型的“买空卖空”。他公开运用最为经典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来批评美国长期热衷于运营虚拟经济而放弃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发展观”，从而一针见血地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在美国次贷危机生成过程中，银行之所以敢于不计后果地放贷，购房者之所以不顾后果地贷款，而保险公司之所以不顾后果地提供保险，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房价会不断上涨而且是没有尽头地上涨，他们消费和经营的，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空”。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没有任何实体经济和实际财富支撑，一旦风吹草动，泡沫预期破灭，那些精心运营的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会立即成为空头支票，成为废纸。以前美国人提前消费掉的一切都立刻成为巨大的债务。有舆论说，是债务经济瓦解了美国并宣告美国作为世界唯一霸权时代的终结。

尽管资本主义近来在西方确实受到了声讨，但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并没有出现制度危机，只是资本主义正常的自我调整。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里夫·克鲁格说：西方目前的境遇其实没有20世纪30年代糟。他认为这场危机像上次的经济大萧条一样深深地改变了世界，但它最终不会改变多少西方关于国家和市场的传统看法。

2008年10月13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独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通常这个奖由2～3个人分享，说明他在该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有评论认为，正当政府、机构和普通百姓对眼前危机一筹莫展时，诺贝尔经济学奖适时地伸出援助之手，通过把一些似乎有能力针对危机提出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推到前台，以增进社会抵抗危机的信心。这种做法似乎不是一两次了。所谓时势造英雄。很显然，危机的出现一定是自由市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因而需要政府适当干预。提倡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得奖机会大大上升。这时候如果仍在大讲自由市场的完美，理论再高，也与诺贝尔奖无缘。

克鲁格曼早在1994年就发文断言：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依靠资本而非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无法持续，而且必然会引发资本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因为东亚许多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如李光耀，只懂得政府干预，不懂得如何通过创新来提升经济体的增长质量。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完全验证了克鲁格曼的推断，也使他一夜成为全球瞩目的人物。对如何解决亚洲经济危机，他强调说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按照凯恩斯的思路来办。因为凯恩斯看待经济危机时，更多地强调投资者的心理作用并强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解决大危机，根本办法是刺激有效需求，比如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增加老百姓收入等。

克鲁格曼说：自由市场的推崇者认为，政府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的原则是难以通行的。萧条时期，我们可以利用部分闲置资源雇佣更多的工人开动机器并不会造成其他产业生产要素的减少。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是：通常情况下，自由市场是有效的，但自由市场也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而政府干预只有在自由市场出现错误时才具有效果。

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到2008年10月14日欧洲各国为救市已出资2万亿欧元，美国政府出资7000亿美元。英格兰银行10月28日估计，世界各地金融机构因金融危机已损失达2800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只有2500亿美元可供调配。同一天，英国首相布朗呼吁中国和产油富国应增加出资以帮助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在2010年底以前投入4万亿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银行信贷等，其中包括在2008年第三季度增加1000亿人民币财政投入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十年来中国政府首次明确宣布“放宽”金融政策。

克鲁格曼反对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在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中国的应对措施则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主导下，不仅增加基本建设，同时也在加快改善中下层民众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出了加大廉租房建设、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养老金等安排。

美林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认为，中国的救市计划，堪比罗斯福新政。1933年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

英国报纸认为，中国此举“震撼力堪比北京奥运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说：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从容面对世界经济危机，诚如日本媒体所说，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综合国力得到提升。2003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连续5年实现10%或以上的增长速度，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从2003年的12万亿元猛升到2006年的21万亿元。2008年有可能突破23万亿元大关，首次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跻身世界第三位。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到2007年则达2360美元。

但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也开始凸显，如：就业压力、三农、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中国进入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一“黄金发展期”与“风险凸显期”并存的发展时期，也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的“瓶颈”时期，非常关键和重要，决定成败。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我们要认识到搞经济毕竟不能用政治运动方式。违背自然规律的“大干快上”不仅不会取得任何实效，还会贻害无穷。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吃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大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化和人口转移等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自然演进过程，合理的政策可以因势利导地推动这一进程并减轻经济转型过程对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但不能一蹴而就地跳过必须经历的任何环节。就城市化而言，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调动许多经济和政治资源圈农民的地、拆农民的房，建许多开发小区并把农民户口变成城镇户，但该地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却注定承载不了如此剧烈的“转移”，城市不可能有那么多就业岗位，即使有，那些缺乏技能的“新市民”也难以胜任。

我们还要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市场的原则是利润，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关心的是消费者的直接需要，对长期经济发展不感兴趣。因此像高速公路、火车、运河、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科学教育文化等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只能由国家来组织或承担。而这些项目将保证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南美洲一些国家，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内又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国家管理，经济仍然得不到发展。另外市场本身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如因国家或集体开发基础设施给私人带来的土地收入的增加，再如通货膨胀或紧缩造成的货币混乱，使某些人暴富又使某些人遭受损失，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由国家通过税收和货币政策来消除。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而是国家干预的结果。以医疗保险为例：目前在法国每年20%的人花费了全国80%的医疗费用。占人口3%的生理障碍者、残疾人、癌症病人、艾滋病患者花费了占50%以上的医疗费用。健康人为病人支付医疗卫生费用，这是道德互助原则在起作用，而不是市场原则在起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伦理和社会舆论要求限制及取消诸如毒化社会、危害妇女儿童的色情等市场，这都离不开国家法律和行政的干预。

另外，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也不能交给市场，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与土壤植物区系、动物区系、大气保持平衡。这种平衡必须受到国家监督和保护，在这方面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从市场自身来说，它也不能保护自身，它会自发地产生一些消极和破坏因素，如垄断倾向、无效竞争、投机、舞弊以及同市场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犯罪如贩毒、走私和暴力等。这些消极和破坏因素，也只有依靠国家权威和力量来克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克服市场的局限，保证市场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权威力量——国家干预。市场愈发达，国家干预就愈重要，国家的权威和干预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团都不能替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勒努阿说，“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它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而且会使市场成为万恶之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我们要清楚，克鲁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在警告那些完全否定自由市场的人士：人类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逆转，市场仍是解决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

200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