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与走西口

闯关东与走西口

随着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和《走西口》的热播，很多人都想了解这两部电视剧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清朝入关后，长城的边界作用消失，广袤的蒙古草原和东北黑土地成为这个空前统一的大帝国版图稳固的组成部分，这就为广大贫苦农民移民关外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关东是今天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旧称，因位于长城山海关以东，故称“关东”。这一地区历史上就是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的聚居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八旗官兵及其家属上百万人“罄国入关”，“尽族西迁”，编入汉军八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由于人口基本迁走，辽东“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唯几处荒城废堡，败瓦颓垣点缀于茫茫荒野中。”为了使关东成为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吸引关内汉人前往居住耕种，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所招民每日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并免交三年钱粮”，在此优厚条件吸引下，“燕鲁穷民闻风踵至”，大量汉人徙居关外。

随着清王朝对关内统治的巩固，加上“关外民人聚积日多，物价较前昂贵，于旗人生计未免有碍。”为了确保旗人的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又下令停止招民开垦。并沿着明代辽东千里边墙旧址插柳结绳，构筑警戒线，称为“柳条边”，规定汉人不得越过柳条边进入封禁区，更有甚者将吉林东部的宁古塔、珲春地区视为满族祖先的“龙兴之地”派官兵驻守，严禁汉族流民入内。

但是关东地区肥沃的土地、丰富的人参、金矿等资源无疑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加上关内连年干旱，灾民无路可走。河北山东等省贫民或者越过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关隘迁往东北或由海路乘船至辽东半岛，形成大量非法移民。由于这些移民是在封禁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一般称之为“闯关东”。

对这些非法移民，清政府开始采取强制驱赶政策，但收效不大，只好收募为民，设立州县加以管理，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据统计，人口已达250万，其中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25万多。即使这样，直到道光咸丰年间，东北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人烟稀少土地荒漠化”的境地。黑龙江以北几十万平方公里之内，江东六十四屯才三万多人，这不仅不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更使沙俄侵略者有机可乘。19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加紧向远东地区移民并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与此同时饱受灾荒之苦的朝鲜流民也大量涌入吉林延边地区。清朝的封禁政策名存实亡。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倡议移民实边。指出“珲春、宁古塔边界地方，大半旷土，绝无人烟，又系山重水复之区，界址出入本不易辨，即隐被俄人侵占，中国地方官亦复茫然不知，日久难以理论。亟欲招民开垦，以实边隅。”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逐渐开启了200多年的封禁，实行积极的移民实边政策。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三省人口已达1600多万，进入东北的移民以山东人为主，其次是河北人，还有河南、山西及安徽、陕西、浙江、福建等地的少量移民。电视剧《闯关东》朱开山一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移民东北的。

在黄土高原上广为传唱的民歌《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凄美的民歌反映了一对对恋人和夫妻为了谋生不得不哀伤离别的情景。

“口”是明代以来北方人对长城沿线关隘的俗称。所谓“口外”，指的是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人们习惯称河北张家口为“东口”，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为“西口”。有清一代，山西、河北贫苦农民纷纷从长城西段的“独石口”“杀虎口”出关，从事农耕和行商活动。长途跋涉多是步行，当地人称这种移民现象为“走西口”。

“走西口”的主要动因还是贫困。清人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迤北岗陵邱阜，浇薄难耕，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家乡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为数不小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这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留出了很多机会；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店的出现……总而言之，只要敢于走出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实能创造出一块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是从这支队伍里，走出了祁县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贵发，是他从拉骆驼开豆腐坊做起，到后来开设“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他们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山西票号，“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创造了晋商长达数百年的鼎盛春秋。

清朝初年，为了割断蒙汉及蒙古各部之间的联系，清政府严格禁止汉族移民关外。由于关内自然灾害频繁，大量灾民涌入口外，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对蒙古地区的移民政策，“走西口”的不仅仅是山西人了，陕北、山东、河北及河南地区的贫苦农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恰克图旧街归俄罗斯，清朝另建新市并允许俄罗斯商人来此贸易，但每次不得超过200人。这个被中国商人叫作“买卖城”的恰克图如今已随着外蒙古的独立而脱离了中国，但在当年，它却是被晋商所垄断的中俄贸易的一个重要商埠。道光、咸丰后，由于俄、英等国对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不断加强，中国北部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清政府最终还是听取了一些有识之士关于移民实边的呼吁，在内蒙古地区实行全面的“放垦”政策。光绪年间，进入内蒙古境内的汉族移民已达100多万人。到20世纪初期，则增加到160万人，而这一时期的蒙古族人口只有83万。这些移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发蒙古大草原，对中国北部边疆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