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悖论

历史的悖论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共369年。这一时期，虽然有三国归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即因“八王之乱”而被破坏。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也长达286年。国家处于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

这一时期，五胡逐鹿，群雄并起：有扯起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第一面旗帜的匈奴人刘渊；有奴隶出身，仅靠十八骑起家的羯族英雄石勒；有一纸杀胡令威震天下的武悼天王冉闵；有13岁带兵，未逢一败的后燕世祖慕容垂；有开创民族融合政策先河的前秦苻坚；有文治武功不亚于诸葛孔明的王猛；有开创北魏基业的拓跋珪；有北伐中原的刘裕；有统一北方的拓跋焘；有北魏汉人女主冯太后；有结束民族纷争的拓跋宏。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暴君出现最多的时期，无限权力能把人变得禽兽不如。在权力斗争中，父杀子，子弑父，弟兄叔侄残杀，不足为奇。北魏末年，竟出现了胡太后为了权力而毒杀独生儿子的惨剧，加速了北魏王朝的灭亡。

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垄断政权的豪族地主势力形成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量佃客、部曲和奴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各民族人民的起义不断。沉重地打击了门阀世族的统治，使之走向没落。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迁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因仰慕和崇拜中原文化，逐渐融入汉族中。鲜卑人自称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而大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苻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更有称作“李陵胡”者，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宋书·索虏传》载：“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刘渊就以汉朝曾下嫁公主给匈奴单于为依据，自称是汉朝的外孙，推崇刘备，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称“汉王”，定国号为“汉”（后改称前赵），表示要继承汉朝的正统，取晋而代之。至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就更加彻底了。

民族大融合给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指出：“四千年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分界，分为两周。第一周为‘古典的中国’，经历了五个时代，至此已衰，按照文明古国老例，衰落以后，其历史形态便要终结，而中国却以淝水之战得了新生。第二周为‘综合的中国’，其血统和文化，都起了很大变化——‘胡汉混合，梵华同化’，历史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他说，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三千年，先是被希腊征服而希腊化了，后来又被回教徒征服而阿拉伯化。今日世界，已没有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谓埃及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巴比伦文化寿命与埃及相同，也被希腊征服，后来又被阿拉伯化了。希腊、罗马文化寿命更短，由生到死不过两千年，今日希腊不是古代希腊，今日意大利不是古代罗马。而中国，由夏商以至于今日，历四千年而仍然健在，就由于第二周的新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融合相比，层次更高。为日后的多民族国家大唐开创盛世铺平了道路。”

佛教在这一时期臻于极盛。杜牧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实际仅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地佛寺就达五百多所，僧尼有十余万人。北魏一朝全境寺院达三万多所，仅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多所。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的须弥山石窟就修凿于这一时期。西方的佛教大师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佛经越来越多，佛教的各种宗派也在中国先后出现，佛教信仰的狂热早已突破了当时分裂状态中的中国的地域界限。成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鸦片和受苦受难大众医治心灵创伤的镇痛剂。

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则与佛教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在《神灭论》一文中指出：人的精神和肉体互相依存，犹如刀和锋利一样。没有刀就没有锋利；肉体不存在了，精神就会无所寄托，不能单独存在。因此，人死精神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等说法，都是荒谬的。范缜的主张，引起了佛教信徒的极大震动。梁武帝萧衍借口范缜“违经背亲”而将其流放广州。

创立于东汉末期的道教，也经晋人葛洪、北朝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及齐梁时的道士陶弘景等人的改造充实，兼采儒、老、释三家之说，把它们杂糅融汇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时期，佛、道两教为求得进一步的发展，无不积极地附会及竭力迎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南北朝时，流行兼用《孝经》《老子》及佛经随葬。南齐名士张融遗命，入殓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法华经》”，表明自己三教兼习，以保佑冥途平安。儒、释、道三家通过相互吸收融合，逐渐趋于一体化。“三教合一”的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日益强烈。中国化的佛教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当时玄学盛行，士大夫仍在清谈，但内容由老庄变成了佛陀。佛经的翻译丰富了汉语言：平等、自由、觉悟等来自佛典，还有纯是梵语音译的菩提、涅槃、刹那等为汉语注入了新的血液。白话文和语录体的出现也缘于佛经的翻译。在语言上，南朝文史学家沈约根据梵语的启示，为大量同音的方块汉字定出“平上去入”四声，丰富了中国语言的音调。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又是一个文学理论著作繁盛、文学思想活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思想已经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限已经开始区别开来，先后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这几部著作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但都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强调“文以气为主”；把创作看成是想象的思维；并不忽视载道征圣之文的形式和艺术性。按鲁迅的说法，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典范之作，鲁迅说它“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齐梁之间的钟嵘所著的《诗品》是评论诗歌的专著，评论了自汉至梁的122个诗歌作者并阐述了诗歌的流派及其继承关系。

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选本诗文总集，它选录了自先秦至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近八百年129位作家752篇各类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唐代即有“《文选》烂（读熟），秀才半”的谚语。

南朝陈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则选录了汉魏至南朝梁的诗歌769篇。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兴废事迹，其中记都市、宗教，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是作者关于立身、治家、处世、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被后世称为“家教规范”。

乐府民歌《木兰诗》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乐观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更是北朝留给后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花木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巾帼英雄。

北魏流行一种被称作“魏碑”的肥胖型书法，使方块的汉字表现出了它的华贵美，是北魏在文化上的一大贡献。

这一时期的诗人谢灵运、鲍照、庾信的诗赋都有较高的成就，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地理书；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数值在3.1415926～3.1415927，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成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的科学家。葛洪、陶弘景的《金匮药方》《肘后百一方》《神农百草经》是长期应用的医学著作。葛洪的《抱朴子》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科学史材料。

如果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的话，这一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思想最开明、文化最繁荣、科技成就最突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最有价值的时期。

历史的悖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1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