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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改文风

时间:2023-0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作文的目的就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抒发革命家高尚情致。他的文章正是其倡导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的文风的具体体现。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文风问题实际上是党性问题、人心问题。坏文风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文章大家。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争,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毛泽东的文章,观点明确,文字洗练,行文自然,逻辑清晰,读来给人一种高远感,一种奋发感,一种明快感,一种清新感。

一、毛泽东的文风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一是学习他为情而文、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作文的目的就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抒发革命家高尚情致。所以为文绝对是为志而笔,为情而文。他的文章正是其倡导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的文风的具体体现。言为心声,词为情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

二是学习他丰富灵活、贴切自然的用典。毛泽东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他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他是继承和活用古汉语的大师。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谈起运用典故最典型的,当属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所谓1962年1月30日所作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当时就在党内党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就是由于突出地典型地运用了大量典故。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当讲到领导干部要尽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让别人批评自己,即使批评错了,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处分,甚至被降职到基层去工作反而更有益处时,他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括“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足”“不韦迁蜀”“韩非囚秦”,以及“诗三百篇”之所以“为作”等八个典故,他指出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其余历史人物都是“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处于逆境之后,才得以发愤而有所作为的。当毛泽东讲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时,他又用《史记》中的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对比。接着,他还用“霸王别姬”的戏来说明不民主的可怕后果。正是由于这篇讲话用了这样多极为典型的典故来教育广大党的干部实行民主作风,才能使人们的灵魂深深地受到了触动,永远铭记在心。

毛泽东有时对某些典故经过加工改造,然后才予以运用。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作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欲穷千里目”,就必得先下楼,然后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他不愿下楼,也不愿上楼,“欲穷千里目”,天下是没有那种便宜事的(据福建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在运用王之涣的诗典时,竟然从“上楼”仿化出“下楼”,从“更上一层楼”仿化出“必得先下楼”。这是说,搞调查研究的人,要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才行。他能用《西游记》中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去解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的教育方针。毛泽东通过大胆联想,把本来与现实事物似乎毫无联系的典故竟然联系了起来,他用中国的老百姓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学习他讽刺与幽默同在,典雅与通俗共存的语言。先看他辛辣的讽刺,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真是个漫画高手!再看他轻松的幽默,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另外,他的文章,使用最通俗的文字、讲话、新闻、电稿通俗明白如话,但典雅并没有丢掉。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谈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朴实与浪漫互见,是通俗与典雅完美的结合,毛泽东文章中字字句句、字里行间都渗透、隐含、透视着浓浓的情,浓浓的爱,浓浓的恨。

二、大力倡导改文风是一项艰巨又长期的任务,必须常抓不懈

1. 坏文风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

文风问题实际上是党性问题、人心问题。现在的坏文风是假、大、空,照本宣科地念或者背秘书写好的稿子,层层仿效,令人生厌。坐在指挥台上两眼摸黑,心中无数,只能靠大话、空话、套话来吓人,写的虽绝对正确,也绝对无用,是个抄文公,照中央文件,抄领导讲话,抄别人经验,一个面孔,“放之四海而皆准”。坏文风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有的干部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主观武断,强迫命令,不调查研究,个人超越一切;有的干部言行不一,弄虚作假,走形式走过场;有的干部不会走群众路线,不会跟群众打交道,不会说群众的话,不理解群众,明知群众有意见,不去研究解决群众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了党的根本宗旨,起着动摇党生存、发展和执政根基的作用,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 毛泽东对坏文风始终进行了坚决斗争。

毛泽东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非常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非常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谈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这一步,当然是能够的”。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毛泽东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他站得高,看得远,从理论到实践,不仅给我们做表率,而且不留情面地进行了坚决斗争。

如何改变坏文风。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人民群众语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与我们适用的东西……三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原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在“李瑞环《看法与说法》出版座谈会”的发言,曾说“改变文风要看两点,第一点心里要有底气。有底气,就用不着拉大旗,不必说空话,讲党性,出以公心。不用每次讲话甚至发个通知也要讲在什么指导下,以什么为宗旨,一大串地穿靴戴帽,就是毛泽东说的‘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第二是作为普通干部、公务员要有骨气,对得起自己。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用不着讨好、媚上、跟风。这是人心问题、人格独立问题。心有媚则风不正,官无底气,心则虚文就空;人无骨气性则媚,文必假。心里有底气,有什么说什么,不但不去跟风,还有创造,敢带头,倡新风,坏文风就没有市场,好文风就树立起来了。

3. 新一届中央领导改进文风,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进文风会风,努力活跃党内生活,扩大党内民主,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要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在语言风格上,喜欢用来自生活的直白、生动、精练的方式阐述自己对内政外部事务的见解。语言朴素幽默、通俗易懂,深受广大人民喜欢和接受。十八大开过后中央大力整顿会风、文风,有决议,有实际行动,带头垂范。政治局通过的《八条》有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十八大刚过,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与会者发言,一开口又是“尊敬的××领导”,主持者立即打断,示意不要这样,有话直说。虽是小细节,舆论振奋,一时传为美德。中央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已经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而且积极付诸行动。改变坏文风、倡导新文风,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毕竟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新的文风必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凝聚正能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习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枪杆子,治下天更要靠笔杆子。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近37年,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纪念毛泽东,揭示毛泽东“文章大家”的深刻思想及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倡导改文风,改正坏文风,让新鲜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风,在中华大地开放鲜艳花朵,结出丰硕的成果。

【注释】

[1]写于2013年6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讨会《通讯》刊物2013年第8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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