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一时任性辞去工作

1988年8月，姐夫因病去世，至今已有25个年头了。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岁月里，有时在与人的闲谈之中，有时在忆起的往事之中，有时在梦境里浮现的昔日情景之中，姐夫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刚直不阿、不卑不亢的形象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姐夫王全胜，祖籍河南禹州市，1927年生于宁夏吴忠古城乡，1988年去世，享年61岁。1949以前在部队工作，解放后分配至公安局工作，中共党员，是吴忠公安战线上一名老兵。50年代在吴忠县公安局工作，当过勤务兵、干警，曾任利通区公安局股长、副局长，马连渠、古城公社社长。1978年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任银南行署公安处刑警科长，离休干部。

现在想起来，20世纪60年代，极“左”路线盛行，冤假错案屡见不鲜。今天我记忆的这段历史全部是真人真事，是我亲身经历，没有丝毫夸大之意。记得1964年8月，我参加工作在吴忠中学任教刚一年，组织调我至中宁中学任教。当年国庆节放假，我从中宁回到吴忠，家里一如既往，平安无事。同年11月份，我突然接到家里消息，说姐夫是“反革命分子”。我不知所从，便向学校领导如实汇报（那时有情况不向组织汇报，就是隐瞒政治问题，要犯错误）。当时中宁县已是全区面上开始“四清”，吴忠是点上“四清”，学校领导给我做了思想工作，要放下包袱，不影响工作，于是我乘星期六和星期天请假回家。那是1964年11月下旬，我走在回吴忠的路上，听电台广播站全天播放“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全胜的罪行。此时年轻幼稚的我，种种不安与恐惧笼罩着我，我感到不解、疑问、害怕，一个多月以前还是共产党员“四清”工作组的干部，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反革命。我在晚上回到家里，慈祥善良的母亲怕影响我，她不顾一切，但又怕被别人发现，在深更半夜去姐夫家里探听，人已被拘留，家里十分困难，连买煤油灯的钱都没有，母亲放下了几元钱，悄悄地连夜回到了家里。听了母亲的细谈，目睹此情此景，我又不知实情，带着疑虑和恐惧，第二天清晨乘坐汽车到青铜峡火车站，买上到石空的车票，下车后坐上羊皮筏子，徒步经康滩公社到中宁中学去上课。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却的一段经历。后来我才知道，1963年组织上为加强领导，从公安战线抽调干部到农村搞“四清”，姐夫先后在马连渠、古城公社任社长。1964年秋，他在古城公社当社长期间，古城是县上的“四清”点，姐夫是“四清”领导小组成员，一天，工作组找他谈话说，有个张营子是漏划地主，要处理，姐夫一听便直言说那是旧社会与他一起在地主家当过长工的，怎么能是漏划地主，工作组随即无限上纲，说姐夫为漏划的地主翻案，加之姐夫对工作组个别人生活作风看不惯，观点又不同，又过去在公安局工作期间，曾有一惯犯，系县领导亲属，姐夫碍于面子，常捕常放，而那位领导认为，罪犯是自己的亲戚，伤了他的面子，现四清工作组长又是他们的人，以张营子漏划地主为导火索，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悲剧出现了。乘极“左”思想盛行之极，他们怀恨在心，下了毒手，无限上纲，无中生有，整理了上报材料，定性姐夫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公职，几天内入狱。在那个极左的岁月，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一名受党培养的共产党员科级干部，不明不白地蹲进了自己当年当公安局长所建的劳改所。

姐夫进监狱时，带了毛主席著作和简单行李。在监狱里他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信是个冤案。1964年11月到1965年12月底，13个月，4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难狱中生活。他写了很多日记，他耳闻目睹班房里的犯人的冷眼讽刺，“公安局长自己盖的监狱自己也蹲了班房子”，人是有理性的，人也是有思维的，一个人有多大的承受能力不得而知，但我以为像姐夫这样思想上受磨难，精神上受摧残，人格上受侮辱，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

纸里包不住火，事实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在那个年代，虽然平反但不彻底，结论是：经调查，实属错案，下放回生产队劳动。

那个极左时代，一人犯错，全家都要受到牵连。姐夫是“反革命分子”，姐姐跟着也被迁赶回农村劳动。姐姐在农村劳动期间，政治上受歧视，思想上要划清界限，生活劳动上受虐待。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庄稼施肥不是现在用的化肥，而是从城市里拉来粪便，再运送到田里。这是一件最苦最累最脏最没人干的工作，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生产队长派最苦最累的活分给她干。生产队劳动时，姐姐不忘贫苦家庭出身，肩负着上有公婆下有六个子女的抚育任务。她不畏诽言讽语，不怕苦脏累差，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在生产队干的是最苦最脏最重的活，得到的却是一般劳动者的工分。那个时代，收入只能靠工分，吃饭用的盐，点灯用的煤油都是很困难的。姐姐硬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养活了6个孩子，让他们生存下来。三中全会后，姐姐恢复了党籍，分配在吴忠被服厂工作。她爱厂如家，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由于她多年生活艰苦，积劳成疾，晚年在患病期间，子女十分孝顺，尽到养老送终职责，享年72岁。

姐夫出狱后，一面在生产队劳动，一面书写材料，两次上访北京反映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彻底落实，恢复了公职，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公安战线，干起了他熟悉的公安工作。

姐夫对党的公安事业十分忠诚。解放前他给地主当长工，家里很穷。1949年吴忠一解放，他参加了公安工作，期间加入共产党。他对公安工作十分热爱，侦察破获案件，注重调查研究，侦破疑案常是通宵达旦，常常整日整夜在艰苦环境调查，他长时间出差全国侦破案件，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上级组织的表扬和奖励。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从事公安工作几十年还没发现一起错案，所以至今在吴忠老百姓的口碑里，他是一名好干警，一名好干部，一名好党员。

姐夫对党的信念一直不动摇。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公安干部，在基层担负了不少重要职责，工作中听党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他服从组织分配，从熟悉的公安岗位上调到农村工作，他没怨言，干一行爱一行，他在坐牢房时，仍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告诉家人和亲朋好友，他会很快出狱。在生产队劳动期间，他带领社员，利用过去工作的关系，为生产队办了不少好事，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从参加工作到受迫害最后平反恢复工作，他从未有过怨言和牢骚，他的信念没变，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他的救命恩人。

姐夫在困境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20世纪60年代，思想上没有准备的他，带着毛主席著作住进了牢房，每天除学习毛主席著作外，自己用泥土揉在一起，一点一点做的象棋，与狱中犯人下棋取乐，度过难熬的岁月。出狱后又闲情逸致，在自己家门前开辟一块绿地，种树栽花，有桃树杏树苹果树；有杜鹃花、牵牛花，八宝兰，绣球，仙人掌等。他手气好，人勤快，不几年绿地一片生机盎然，树上结了果实，花草繁茂迷人，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陶冶他的情操，也培养了他坚强的性格。

姐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颗慈善心。他在工作期间，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是很困难的。60年代低标准，身为公安局长，多吃点粮、搞点特殊，这是权力能办到的事。然而他不搞特殊，凭票在食堂吃饭，人手一份，家里人吃不饱，也以“瓜菜代”解决粮食之不足。按他的身份，安排一个子女在公安机关也是人之常情，他都没有办。低标准时他的父母妻儿老小、岳父岳母亲戚都因缺粮出现浮肿，吃不上粮，他硬是从自己、从子女定量的口粮中死卡硬扣省出一斤粮、几个饼子、几斤菜，解决他们的浮肿和生死问题。60年代，我在宁大读书，他在银川开会，约我在街上饭馆吃饭，我亲眼看见他自己不吃，硬把自己的一份给了那讨饭的人。当时我不理解，我现在明白了他的人品。我崇敬他的善良，更信赖善良产生的力量。他落实政策后，国家给了他2800元补偿费，他全用来给五星一队买了化肥。他省吃俭用，对人出手大方，方便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他去世后，地区高级法律学者庞律师，前去吊唁，感叹地说：王全胜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宽，仁慈善良，真是个“好人”。我现在已步入古稀之年，有时散步逛街、集会碰上吴忠过去的老公安，提起姐夫，人人敬佩，人人惋惜，为此我也高兴。我想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姐夫一定也会为人间的赞誉感到慰藉，长眠于地下的姐夫也会含笑九泉的。

姐夫与世长辞了，现实生活中子孙后代，都已成家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爱岗敬业，努力拼搏，遵纪守法，诚信服务，生意兴隆，继承了父辈的优良美德，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

姐夫的一生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党的公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对党忠诚，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威武不屈，虽遭受人生极大委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博大襟怀，在苦苦地等了十多年，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开始了为党继续发挥余热的新生活。他虽然离开了我们20多年，他的音容笑貌，他做人的品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激励后代人以他为榜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注释】

[1]写于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