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0年的事了。我一直记得，那一年的冬天，雪，特别大，天气，特别冷。
那一年的十二月，许多部队按照惯例，到地方征兵。父母决定送我弟弟去当兵，经受一下锻炼。当时，如果家里是城镇户口，青年应征入伍时，需要地方武装部发放“安置卡”，从部队转业回来，地方民政部门就要凭“安置卡”给安排工作。由于这个原因，那个年代，城镇户口的青年当兵，成了曲线就业的一个渠道，所以，每年征兵的时候，地方武装部都成了炙手可热的部门。
当时，我刚从乡中学借调到县委的一个部门工作，父母自然把送弟弟带着“安置卡”当兵的希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于是，20岁的我，和许多送子当兵的父母一样，开始为弟弟当兵的事奔波。
可是我确实是太年轻了，丝毫没有社会经验，对这样的事情从何处入手办起，一无所知。我于是问同事，这件事该如何去办。同事们都说，难办得很，然后告诉我，是县武装部负责这件事。
那时，我经常为全县的一些知识竞赛和文艺活动做主持人，说到县武装部，忽然想起县武装部的一位领导，曾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于是硬着头皮去找他。
他答应得那样爽快，令我惊讶。
可是，陆续听到许多人已经拿到了“安置卡”的消息，弟弟的事却没有一点动静。我只好再次登门，去求那位领导。
我向他问起弟弟的事，他却顾左右而言它。从他闪闪烁烁的目光和闪闪烁烁的言辞中，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飞奔下楼，站在路旁的一棵树下，失声痛哭。心里明白：一个20岁的女孩子，出头办这样一件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
为了不让父母操心，回到家里，我没有说起细情，只说“安置卡”办不下来。父母无奈，和乡武装部的人商量，把弟弟的户口改成了农村户口，不带安置卡，只为让弟弟接受一次军营的洗礼和锻炼。
弟弟终于如愿成为了应征入伍的青年之一，可是，应征部队所在地通知下来，我们全家都傻了眼，乡里其他青年多数去了大连瓦房店，弟弟却被安排到了非常遥远且更加寒冷的地方，乡武装部的人说，如果要调换所去部队，要到县城找部队的人商量。
父母不认识县城的人，于是，这件事又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和同事打听，知道白天这些人都要忙着工作，想谈弟弟的事，要等到晚上，去部队领导的住处才行。
我打听到了部队领导的住地，晚上，去找他们。
到了他们住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是一排平房，都锁着门。我猜度他们也许是工作晚了正在吃饭吧，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也不敢离开，就在外面边徘徊边等待。
那天晚上特别冷，前一天刚下了一场大雪，地上厚厚的一层积雪，踩上去，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显得那样清晰。我望望天空，有几颗寥落寒星，仿佛也被冻得直打寒噤，一闪一闪的。我感到更冷了，努力地裹紧衣服，却又觉得，那些闪闪的寒星，似乎给了我一些闪闪的希望。
等到十点多钟，他们终于回来了，看样子大多喝了酒，显得很兴奋。
我已经快要冻僵了，但却因为他们的回来也兴奋起来。我走进去，打听到我要找的人所住的房间，过去敲门。
我走进去，几个酒后的军官诧异地看着我。不知是因为冻的还是因为紧张，我开口的时候，声音在明显地颤抖，引来他们一阵阵地发笑。他们在调侃，在说笑，却没有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
我抖得更厉害了，房间里很温暖，我却浑身发冷。
这时从房外走进一个人，那些酒后的军官指着他说：“你的事和他说，他是你们县武装部的，我们要哪个兵，都听他的。”
我望过去，是一个相貌很平常的中年人，不高大，也不威严，穿着一身和部队的人不一样的军服。
我又和他重复着我的请求。
他听着，望着浑身还在抖个不停的我，抓抓头，问道：“你家长呢？你多大？怎么你一个女孩子跑来办这种事？多不安全！——我是说，这么晚了，走夜路很不安全！”
“我20多啦，我父母在农村，只有我在县城工作。我走夜路没事的。”我赶紧解释着。
那些军官们又哄笑了，有一个人笑着说：“她都20多啦，人家是大人啦。”
我的脸忽地涨红起来，臊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个武装部的人看看我，递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下弟弟的名字和所在乡镇以及现在分配的部队和打算调整的部队。我一边写一边和他解释：“我不是无理取闹，我们乡里别的兵都分到了大连瓦房店，不知为什么，只有我弟弟一个人分到了另一个地方。”
他认真地听着，说道：“那不应该，一般来讲，一个乡的多数都会分配到一个部队，有可能是哪个环节弄错了，你回去吧，我明天问一下情况。”
又是答应得这样爽快。
我写完了，心怀狐疑地看着他。
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又催着我回去。
我只好回去。
几天后，乡武装部接到通知，弟弟和同乡的其他青年一起，分配到了大连瓦房店。
我们全家欣喜若狂。父母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感谢那个恩人。
可是我如何感谢？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送弟弟当兵出发的那天，我在车站的人群中忽然看到了他，那个并不高大也不威严的武装部军官。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眼看着他走向一辆吉普车就要走了，我急忙在路边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兜子苹果，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把苹果塞到他的怀里。
他一下子愣住了，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爽朗地笑了：“原来是你啊，你弟弟走了？”
“是啊，我……”我想说许多，却一时语塞，只是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他又笑了，扬扬手里的苹果，说：“谢谢你啦！”然后，和其他几个人一起登上吉普车，走了。
我还是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那辆车越开越远，感觉他的笑声依然在耳边回响，那笑声，使这寒冷的严冬，洋溢着浓浓的温暖。
快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并不高大，也并不威严的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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