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走上百家讲坛的

苏升乾

【点评】

这是云南省演讲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教授苏升乾关于自己走上央视“百家讲坛”经历的演讲。作为云南省亮相《百家讲坛》的第一人，他的演讲就有了独特的魅力。作者在介绍整个过程的时候，用比较多的篇幅讲述了自己步入社会和在学校中的一些体验，恰好为他后来走上高端讲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使演讲的主题有了更加充足的说服力。这样，当演讲结束提出“一切磨难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成功都是社会的恩赐”的结论时，人们才信服。

在2012年5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了由我主讲的《清明上河读宋朝》专题节目。《百家讲坛》是近年中央电视台办得比较成功的栏目之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有青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也有话想到中央电视台讲讲，怎么才能去？我问，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什么专业？这位朋友回答说她没有考上大学。这就难办了，因为这个栏目的主旨是“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所以要上《百家讲坛》首先要有副高级以上的职称。在通常情况下，获得这类职称就必须有大学学历。所以讲怎样走上《百家讲坛》，就从学历说起吧。

一、步入社会的三个信念

我的出生地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潘家河沿，所谓河沿，是金中都的东侧护城河，潘家指的是明代治水官员潘季驯，只不过我出生时，这里已经看不到护城河的痕迹，也找不到潘季驯的故居，只是北京城一条普普通通的胡同。我第一次听说“上大学”这件事，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中学是北京一所档次比较低的学校。那时候初中毕业以后就可以由政府安排到企业当工人，同学们没有后顾之忧，学习积极性也不高。有一次老师问：将来谁准备上大学？全班举手的不过四五个人。我虽然也是举手的人之一，但对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只是觉得学习总是件好事，所以就举了手。就在那年的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后10年中就再没有正经上过课。一直到1969年，19岁的我上山下乡到云南省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这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步，虽然远离学校，但生活给了我三个信念，成为我后来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精神支柱。

第一个信念：要安全地活下去

经过了1966年大批判和1967年夺权的我们，对阶级斗争并不陌生。但是到了农场以后，一贯革别人命的红卫兵们，才知道自己也会成为斗争的对象。到农场仅仅一周，就通知我去参加学习班。而那个学习班的宗旨，就是震慑刚到农场的知青，让他们不敢乱说乱动。一天中午吃饭时，有个上海知青说他的吃饭勺子不见了，后来发现一个北京知青正使用着这把勺子。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拿错了或随便乱抓而已，但立刻被主持学习班的农场领导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这个北京知青举着勺子，围着寨子走一圈，还要边走边喊：“我是小偷！我偷人勺！”其他人跟在后面喊“打倒小偷流氓”等口号。这个斗争把跟我一起去学习的同学吓得够呛，因为他平时就随便乱抓东西用。

那天晚上，我又领教了另一次阶级斗争。农场基建队（主要任务是盖房子）的一名北京知青给家里写信时被悄悄站在身后的队领导看见了，信中写道：这里是虎豹豺狼等等，于是立刻被善于抓阶级斗争的领导当作典型，晚上7时半开批判会，让我们去旁听。更倒霉的是这小子还喜欢画地图（额外说一句，我也有这个爱好）。刚好他又把旁边紧挨着基建队的边防连的驻地也画了进去，于是众人一定要让他承认这份地图是要送给境外的“阶级敌人”——我确信他连“阶级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到了晚上10点他还不承认，于是就有人喊：“捆起来！”在五花大绑之后还不承认，就有老职工上去扇耳光。到10点30分，这位倒霉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地图是要“送给阶级敌人”，这个服软，意味着今后一段时间冷酷繁重的“监督劳动”。如果他的父母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跟农场的干部拼命。可是这些知青远在天边，不低头又有什么办法？从此我知道了这里与北京不同，批判会是要打人的。暗暗告诫自己千万别犯事，否则再算上自己的家庭背景，恐怕就难以活过来了。据说我们到农场时已经很“讲政策”了，此前打完“阶级敌人”还要丢到厕所粪坑里才罢手，称为“打落水狗”。

阶级斗争在农场的老职工身上也不宽松。生产队的一个姓唐的老职工可能是弄坏了工具，生产队除了开会斗争以外，还让我写批判文章。我说此人“地富反坏右”全都不占，怎么写？农场领导说：“你就写坏家伙。反正不是个好东西！”那时每个人都在斗别人，每个人都可能被别人斗，所以今天趾高气扬斗别人，明天自己却上吊自杀的也不稀罕，包括我的入团介绍人吴某和后来的农场组织科长李某都走了这条路。

东风农场先后接收知识青年近14000人，当大多数人返回城市的时候，有70多人已经长眠地下，死亡率高达5‰以上。其中多数为非正常死亡。所以我的第一个信念，就是再苦再难，一定要安全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看到希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就像惊弓之鸟，做什么事都先想到不要给别人留下把柄。197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昆明新建设电影院附近闲逛，突然街上的广播车说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于是就停留在一家开放着收音机的药店门外，届时听到的是关于毛主席去世的《告全党全国人民书》。于是回到宿舍赶紧写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日记。这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写了怀念的日记，怕万一哪天笔记本被别人发现没有怀念毛主席的内容，会作为展开斗争的借口，于是赶紧补上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日记。

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北京知青凌瑜，就没有能安全地活下来。他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父亲是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今天的青年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出身”会把人打入另册，被剥夺了做人的平等权利。凌瑜为了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患了严重的中毒性痢疾咬牙还坚持工作，最后活活累死。我得过中毒性痢疾，知道无力是患病时的体征，所以我能体会他在最后的工作中，是一种怎样的涅槃的心态在支撑着。我是幸运的，到农场半年就加入了于我们看来具有革命者身份的组织——共青团，而比我长4岁的凌瑜以生命为代价，去世后才被追认为共青团员的。同样因为出身，一心改造自己的凌瑜不能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不能见诸报端。凌瑜在当地的一次火灾以后，把自己的生活用品都送给了受灾的人，只留下从废墟中扯出一条烧了大洞的棉絮当铺盖。他为“思想改造”献出了一切，而那时的“革命环境”又承认了他什么？凌瑜去世后这床棉絮铺几经辗转到了我的床板上，我把没有见过一面的凌瑜当做自己的兄长。我哭凌瑜，也是在哭自己。

1978年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行前我把凌瑜的棉絮在院子当中焚烧了，随着打着旋飘飞的黑色絮片，我默默地向凌瑜诉说，我们可以平等地考进大学了，政策真的落实了。我相信作为高三年级的他，一定有过上大学的梦想。

第二个信念：态度弥补能力，学习增强实力

1970年农场组建为生产建设兵团，我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当时报道组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先进典型单位或个人的材料。典型宣传的级别高低，成为一个单位全盘工作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宣传级别高低又往往取决于材料是否“过硬”。开始政治处布置我们每人负责一个先进典型材料的写作，分给我写的先进典型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叫邱冰英。不幸的是因为我写作水平太低，不能编出感动人的火花和“闪光语言”，所以这位倒霉的邱女士虽然每天在生产一线出大力，流大汗，但一直没有被大力宣传，当然也就影响到后来组织对她的提拔。还有一项任务是给报社、广播电台发新闻稿，以增加本单位的社会知名度。

本来在中学时我也是颇为自负的，但报道组里的其他写手不仅是高中生，而且出自名校，相形见绌的我虽然有副组长的身份，但实际没有一天发挥什么作用。我的想法是干不成事也别闲着，能干什么干什么，至少让大家知道我态度还是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就是看个态度吗？写不出东西我也下连队，平时把被子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回到机关白天编稿子，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在脸上盖张报纸防蚊子。赶上团部招待所无人，到有蚊帐的床位上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就是享受了。政治处办写作培训班，文采出众的写手负责讲课，我就主动负责办伙食，加上炊事员特别能干，我还学会了做米粉、做豆腐。伙食办得还真不错。这样一来我虽然能力较低，但也不招人讨厌，看来态度还真能弥补能力的不足。

1972年春，我到云南日报社参加了对“工农兵通讯员”的培训，这是离开学校后第一次有了学习提高的机会。学习是采取跟编辑们一起工作的方法，强调在实践中学习。虽然也有老编辑来讲课，但在时不时“革命大批判”的环境下，除了痛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以外，谁也不敢说什么。再就是学习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我认准编辑刘鉴作老师，从编写小故事学起。后来学习消息体裁的写作，就对着新华社相似的稿子改一遍让他看一下，最终掌握了这个现在看来极为简单的写作方法。那时正值春节前后，是拥军爱民一类的稿子发得最多的时候。我买好罐头、啤酒陪着刘鉴老师加班，工作结束就开始喝酒，喝一会儿刘老师话多了起来，就讲出一些写作和编稿的实际经验。刘鉴老师的酒后辅导，使我学习结束后能够独立地发小故事、消息等新闻稿，虽然都是些“豆腐块”，但统计成果时是按篇算，一年下来我的发稿数量还是名列前茅，尽管我所有的稿件加起来还没有别人一篇的字数多。以此为起点，在经过几年的磨炼，逐步做到能独立完成几千字的人物通讯。

另外，我还揽下一件工作，就是摄影。那时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在团里开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时，我白天摄影，晚上冲洗，第二天就展览出来，尽管只是6×6厘米的原照，大家还是挤着看。1973年夏天，人民画报社记者高明义、郑长禄到一师二团采访，因为我在报道组分工摄影，所以陪同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肩上。高、郑二位很同情知青的境遇，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摄影教师。每天白天我和他们一起摄影，晚上在招待所他们给我介绍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构图，我也谈我的构图设想，他们再帮我分析其中的不足。然后我冲印白天所拍摄的胶片，观察效果。他们采访的10天，对我来说相当于进了一次高水平的短训班。这次采访的作品在1974年发表时，他们还在署名上为我留了一个位置，称“高明义、郑长禄、苏升乾撰文并摄影”。在最困难的时候，长者们给予我的知识只能是零散、片段的但却是实用的，为我渡过难关，在社会立足提供了有效的支持。这样的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学习才能增强自身的实力。几年报道组的工作，使我通过学习提高能力的欲望更为强烈。那时系统的学习唯有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习，但这就必须经过“领导推荐”这一关。以我的家庭背景和与领导的关系，这毫无可能。如果自己学习首先是无书可读。诚如侯宝林先生所言，“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新华书店除毛主席的“红宝书”、马列著作、鲁迅选集以外，只有小说《艳阳天》，杂志《解放军文艺》和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剧照。好在北京知青带到云南一些“破四旧”的“战利品”，如《叶尓绍夫兄弟》《牛虻》、高尔基的《母亲》等等，我都是那时才读到的。1972年以后，出版物开始有所放松，最先出现的是“两报一刊”社论汇编本，但这毕竟是书店里的新面孔了，我几乎把所见到的都买了下来。再后来，又有了为知识青年办函授大学的说法。这种“函授大学”既无入学，也无毕业，更无教材，只是把愿意学习的知青集中到场部几天，听上海来的大学老师讲讲课。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了一批教材，基本是中学阶段的文理科教材，使我的自学条件逐渐改善。还有一段时间，毛主席提出“要读一点马列”，于是全国开始学习《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六本书，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也开始发行。我在那段时间对推荐的六本书只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更多的是逐句逐字地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列宁的《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还做了笔记。我现在给硕士研究生上公共政治课，还用到这些笔记的部分内容。不管什么情况下，学习都能使人受用无穷。

第三个信念：心地坦然比获取利益更重要

由于在团机关工作，接触首长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有一次开完会，政委张好修看我手里在玩一副推剪，问我手艺怎么样？我说：“保证能把头发剪断。”我说的是实情，但政委以为我是谦虚，就让我给他剪头发，5分钟过去，政委的头被我修理得如狗啃过的一样。站在旁边的助理员刚要责备我，张政委笑笑说：“反正我有帽子。”然后就走了，估计回家还会被老婆数落一顿。后来张政委到连队蹲点，又让我去陪同。那几天阴雨涟涟，正在收的花生在地里发了芽。张政委白天和知识青年们一起上山收花生，晚上还要开座谈会，而每天三顿饭，都是单一的盐水煮花生芽做菜。八连指导员是现役干部，想在自己家里给首长改善一下生活，也被他拒绝了，说花生芽又好吃又有营养，城里人想吃还吃不上。

1972年，团里积蓄了两年的地方干部与现役干部的矛盾在先进表彰大会上爆发了。在表彰会上贴出名为“小评论”的大字报，矛头对准现役干部，而张政委被作为现役干部的代表被不点名地批判。任副团长、副政委的地方干部到报道组散布“张政委官僚主义”“方向有问题”等等，鼓动大家写小评论。在报道组里我是和政委在一起次数最多的，我了解这些绝非实情。但那时我沉默了。这些造反派出身的地方干部连现役军人都敢整，我出来为政委说话能有什么结果？为了表示与大家合群，还帮助抄写。有人动员我写，我就说抄大字报已经很累了，先把别人的抄出来再说，最终自己没有写一篇“小评论”。时隔不久，兵团为职工调整工资，调整幅度分为二级，差着几块钱。我们参与“小评论”的都被评为高的一级。

“小评论”事件过后，上级为平息矛盾，张政委团党委书记的职务交给了团长。兵团裁撤后，张政委在墨江县武装部政委的任职内因癌症去世。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讲真话，也获得了利益，但内心一直处在深深的自责之中。自责也时时在提醒着我该怎么做人，后来在工作岗位上再有类似事件时，我断然表明自己的态度，也带来相应的后果一一从“很有能力”到每次讨论提拔被否定，但此时我的心里是坦然的。

我有一个心愿：到张政委的墓前表达我对他的歉疚之情。2001年到墨江授课时，思茅军分区干部科告之张政委的墓地在思茅。后来每次去思茅都到洗马河附近的山上去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

二、大学期间的三件事：学习、锻炼和社会工作

报考云南大学是我的第一志愿。

在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又开始复课了。但谁能上大学，是由各级领导决定的“工农兵推荐”。有一次我走在从大勐龙回小街的路上，一辆送“工农兵学员”去读大学的客车开来，由于驾驶员认识我，主动停下车让我搭乘一段。坐在车里，几名即将成为大学生的年轻人眉飞色舞地交谈着：“你知道郑和吗？”“那谁不知道！三次去西域，五次下西洋。”听着这样的问答，看着幸运儿们的笑脸，我无言以对。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这辆汽车直接开到了云南大学门口。就在车驶入大门的一刹那，“咣当”一声大门关上了，我被关在了门外。这时我惊醒了，也悄然流下了眼泪：我渴望学习，但在现实中却没有这样的权利！我翻身打开电灯，在笔记本上写下“社会大学实践系苏升乾”的字样，我要比一比，我不能进大学，也会比那些把郑和派到西域去的人强！

1977年底，传来了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这次虽说不再需要领导推荐，硬碰硬地由成绩决定，但当时并没有改变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原有的“阶级路线”是还要坚持的，所以恐怕还不是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由此，我没有参加1977年的高考。事后也如我料想的那样，同在办公室的小何由于出身资本家，考的成绩不错却只被录取到专科学校，气得他干脆放弃以示抗议。到了1978年4月的一天，我走在公路上，忽然从广播喇叭中听到给右派“改正”，我心中一动，右派历来是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的组成部分之一，连他们都能改正了，我的命运也该有所转变了，至少咱们没有现行呀！恰好此时农场班子变动，我的工作是在学习班看护“隔离审查”的原领导们，具体工作不多，正好可用于复习、考试。学习班的负责人叫张贞，是勐腊农场的一位副书记，举止颇有老干部的风度。他对我们复习考试不仅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指责，还对大家说：粉碎“四人帮”了，国家会走出乱象，建设需要人才，要支持、鼓励他们投考大学。

受那个梦的影响，我第一志愿就填报了云南大学。这样在下乡9年之后，最终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大学。

第一件事：学习一一需要诚实和主动

作为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的最初两届学生，邓小平提出要多招一些在“十年动乱”前的中学毕业生。我所在的班级有78人，28岁的我在班上年龄居中。年龄最大的同学36岁，而18岁左右的应届生不到5人。正因为年龄大的同学居多，所以大家都有一种时不待我，追回青春的紧迫感。学校里实行熄灯制度，晚10时30分下晚自习，11时学生宿舍统一熄灯，但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于是很多同学买了马灯，熄灯后继续苦读。我所住的宿舍常驻6人，毕业时清扫房间，马灯就汇集了5盏。学生食堂打早点时排队秩序井然，因为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个外语的单词本，利用这点时间背单词，只有在离窗口还差一两个人的时候才停下来。星期天是大家难得的完整的自习时间，所以逛街的人不多，一般都是一个月才给自己放一天假。边学习边撰写论文也是当时学生中的一种时髦，年龄大的同学在比谁发的论文多，谁发的刊物级别高，低年龄的应届生同学也试着写论文给大龄同学看，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那时历史系的黑板报上每期都有同学发表论文或应邀参加全国学术会议的报道。当时全国有4个在校本科生于社科院《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其中复旦大学1个，云南大学3个。所有这些，都不是来自学校的安排，而是同学们主动为之。

我在大学学习中蹒跚而行。首先是怎样记笔记，像中学生那样字迹工整，往往所记内容不多，特别是老师随口而出的独到见解，等反应过来已经该记下一句了。而快速记又会在个把月后自己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了，课后整理又极费时间。再说每个老师也不一样，有的与讲义无二，有的虽然风趣却是叙述故事的“皮上货”，还有的讲课内容是沙里埋金，大量烦琐的书面语让你只想在笔记本上画小人，但不经意之间又有真知灼见悄悄滑过。经过一个学年，我才总结出前两周教师授课的特点，再确定怎样记笔记的方法。文字掌握在快而不乱的尺度，常用词以固定符号代替，这样做到笔记基本周全。如朱惠荣老师的“历史地理学”笔记直到毕业后多年依然是我的教学参考。

学习中难度最大的是英语。我在中学学的俄语，而当时的云南大学公共外语课只有英语，所以中学的基础无法利用，完全从头学起。特别是英语字母发音与拼写不同，一个词要背两道，不像俄语那样读得出就写得出。上大学四年里，我的史学专业课和公共政治课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当时并不是门门课都考试，而是每学期不超过3门），只有英语大一86分，大二74分。除了多花时间背单词和课文以外，为了争回我这个班级学习委员的面子，我经常在同学面前显露我还会俄语，结果现在两样没一个拿得起来，直到今天也不怎么样。诚如毛主席所说：“学习需要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到了大学二年级，课程数量逐渐减少，于是想到课外学习的拓展和研究项目的选择。也许是由于“十年动乱”是从评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加之那时又再版了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所以我一直对明史有很高的兴趣。罗秉英老师得知后，就把我推荐给专事明史研究的李英华教授。满头白发的李教授问我对明史的什么方面感兴趣，我只知道通史涉及的内容，也说不出什么。李教授推荐一些书给我读，无奈我基础太差，读纪传体的《明史》糊里糊涂，后来看《明史纪事本末》才厘清一二，但也没达到现在白话《明朝那些事》的水平。虽然明史没有研究好，但李教授的治学精神给予我很大启发，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讲的治学三境界，刘向所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都是从李教授那里听来的。

我在学习中觉得对明代的官制搞不太清楚，于是决定以明中叶嘉靖年为标准，以线索图的方式编制《明代职官表》，这样既可以明了当时统治机器的整体概貌，也方便在读史的时候知道某人在整个统治机器中的位置。于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在蜡纸上刻写完成了这项工作，经朱惠荣老师推荐，系里出资为我印制了200份。虽然没有出版，但也算是初步涉及对史料的整理。我在农场搞了多年的新闻报道，也能写一些东西，但新闻稿毕竟是以叙述为主，对于评论性质的体裁涉及不多，我曾经为写一篇800多字的议论文花了一周的时间。而涉及历史研究，又恰恰以评论性文章为主，这对我又是一个新题目。大二时李埏教授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提及水利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我就此专门向李先生请教，李埏教授给我介绍了云南昆明城市发展与滇池的关系，并介绍了《六河图说》等古籍。于是我赶紧去查资料，写成了《古代滇池水利建设》一文。有一天副班长袁丁（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说她父亲是搞水利工程的，我就拿出此文请她转交其父斧正，结果她的父亲不仅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订正，还把它发表在《科学之窗》杂志上，成为我运用历史知识写出的第一篇数千字以上的文章。以此为开头，我的兴趣又转向云南地方史。大三时在民族史专家尤中教授的指点下，我又写了《古代云南井盐生产》并发表在《云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上，这篇文章的字数比水利那篇翻了一倍。

第二件事：锻炼一一价值在退休后显现

大学生活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使我又产生了每天锻炼身体的想法。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跑步，虽然没有任何成绩，但是每次跑步时克服极点，坚持跑到终点的经过总给我一种成功感。在四年的学习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天数早上从校园跑到大观楼公园，也偶尔跑过环城或黑龙潭。当时是着眼于对意志的锻炼，没想到老了以后，身体开始多病，但腿脚依然富有活力，每天健步行走，对于降低血糖、保持精神都很有效果。

第三件事：社会工作一一从学生工作到试图评价老师

我在大学二年级被班级推荐到校学生会工作，开始是在学生会的宣传部。一去就有了副部长的名号，据说是学生会一无编制，二无工资，不妨每人一个官位，听着舒服。我的主要工作是出墙报。每个月一期的《三好报》，用毛笔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我的毛笔字在学生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干这个事也还算得心应手，无非是每次动员几位同学帮助抄写罢了。因此再过一年的改选中，就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1982年毕业前又接任了半年的学生会主席、云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

学生会除开展文体活动外，还为配合学习开展了很多活动。当时大家仰慕知名学者，知识分子们也刚刚摆脱“臭老九”的帽子，人人干劲十足，在全国排在前几号的专家都肯到教室里面对几十个学生开讲座，也没有什么出场费。但后来学生发现他们没有讲稿，讲得也不够系统，听着不过瘾，就把兴趣转向知识较为系统的讲座。除本校教师以外，诸如昆明师专张世富教授的《心理学专题》，艺术学院刘兰教授的《音乐鉴赏》，都是常讲不衰，每次给教授20元的讲课费，他们自己就骑着自行车来了。所有讲座中最为轰动的是刘兰芳来云南大学讲评书艺术。刘兰芳听说给大学生讲座，主动提出不要任何报酬。那次学生会成了香饽饽，各单位都来要大课堂的入场券。报告的现场座无虚席，居然还有几位老奶奶。刘兰芳问我云大学生年龄最大的是多少岁，我只好回答：“慕名而来，慕名而来。”

我干得最有主见的一件事是评选优秀授课教师。事情起源于学校一份表彰先进教师的文件，我发现名单中一些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不在其中，上课能使我们昏昏欲睡的倒有好几位，于是就构想搞一次单独由学生评选的优秀授课教师。每个系评2～3人，评上的也没有奖金，由学生中的“书法家”顾峰、陈孝宁（后任昭通师专校长）等手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条幅，我自己动手装裱后送上，以示对恩师的感谢之情。主意一出，得到学生会委员们的赞同。但没想到有的教师没有被学生评上，竟然告到校长那里。学校表示这纯属学生自作主张，评上评不上不进档案，不影响职称、工资，才算把这件事按平。这我才领教了什么叫“批评难，表扬也难”，也才知道老师比学生更小气。不过一时间，能得到学生条幅的老师都很自豪，把条幅挂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实际上学生对教师授课的客观评价是回避不了的，即便没有任何文件确认，他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学生们心中。

三、从教的一个目标与三个支撑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从事政治工作。那时大连理工学院庄青教授、首都师大李燕杰教授等以专题报告的方式围绕青年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疏导，并形成了一门新的课程一一“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这个做法也被全国各地学校借鉴。1983年春，我在云大四合院一栋电教室里，通过电视图像转播的形式，对文科二年级学生上了我的第一次“思想品德课”。讲课内容是提倡文明礼貌。也可能在我之前已有老师进行此类教育，但是在我讲授之后，学校决定建立德育教研室。以此为契机，我转向思想政治课的教学。

既然做了教师，我给自己确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做学生欢迎的教师。在我心目中教师有三个档次：最高级的是教育家，像历史系的李埏教授那样，既有高深的专业造诣，又能够调动学生的兴趣，并发现每个学生所长，引导他们成为高级专门人才。其次是教师，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丰富教学内容，兼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引起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兴趣。最差的我称之为教书匠，照本宣科，毫无新意；或者是天马行空，自我陶醉，使学生在课堂上了然无趣，昏昏欲睡。这几种教师我在当学生时都遇见过，所以从责任心出发，也要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记得还是在当学生会主席的时候，赵季校长经常直接与各班学习委员座谈，了解同学们对教学的意见。有一次中文系80级的学生代表说某教师授课太差，要求换教师，而同系的77级学习委员说：“这个老师很优秀，给我们讲完课，全班同学鼓掌表示感谢。”会后校长问我怎么看，我说，77级学生社会阅历多，知识基础厚，他们欢迎说明该教师确实有水平；但80级同学以应届毕业生居多，学生变了老师没变，在因材施教这一点上是有欠缺的。校长没有回话，但这件事对我后来的从教影响很大，就是不要抱怨学生，能与学生适应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教师是塑造人的灵魂的，但人不是砖瓦木材，人有思想，人会抗拒。所以首先是适应，就如同共产党讲共产主义理想，但发动农民就要具体到“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被接受。这就是最现实的研究。

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活中，为实现既定目标，我找到了三个支撑：

第一个支撑是借助演讲的手段。说来笑话，我这个云南省演讲学会的副会长，在读大学期间还不知道什么是演讲。我的第一堂思想品德课，尽管有电视转播，也只是照着稿子念，仅仅是文稿写得还算生动而已。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思想波动的需要，构成了演讲大师层出的条件：首都师大的李燕杰老师讲对真善美的思考，曲啸老师的《心底无私天地宽》，无锡毛纺厂党委书记刘吉的《对话》，一时传遍全国。我在学生会也接待过上海的一位歌唱家讲人生，接待过武汉的一位教授讲李四光的事迹，但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是昆明军区文艺处处长蔡朝东所讲的《理解万岁》。在蔡朝东演讲之前，我在办公室与之进行了一次交谈。后来蔡朝东的第二个专题《民魂万岁》也到了云大进行演讲。蔡的演讲每次三个小时以上，能唤起听众感情随之同喜笑，共洒泪。我想如果思想品德课能达到这个效果该多好。于是在与其接触中学习其报告结构和表达技巧，用在课堂教学上。

演讲，看起来是演讲者在主导全场的听众，但深入下去才知道，没有听众的配合，任何优秀的演讲者也难有用武之地。还有一次“昆明十佳青年报告团”（我是报告团的艺术指导）到一个县做报告，县团委竟组织了满满一礼堂的小学生。适合听大灰狼故事的孩子们，怎么可能安安静静地听先进生产者讲技术改造，最后众望所归的蔡朝东上去也拿不下来。但老蔡发现了孩子们乐于回答问题，启发了后来的演讲者不断提问，甚至没话找话地问出了“今天是星期几？”作为演讲者，适应群众不仅涉及内容、特点，而且要细致到会场里回音大不大，听众是否听得清。曲靖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请我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报告，会场安排在一个回音很大的篮球馆里，还把与报告内容无关的全校学生都组织来，说是“没见过专家，让学生们都看看”，这种赞扬的背后，给我一种被人当展品的感觉看得不自在。那天会场回音强烈，我讲半句就要稍稍停顿一下，等回音过去再讲后半句。看来对于这样的演讲，与其临场调节，不如事先对组织者提出必要的要求。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我把它概括为亲和力和倾诉感。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首先要让学生感到亲切可信，而老师也要有把知识和真理介绍给学生的热情，最终获得彼此的共鸣。不过我的教学也并非人人认可。就有老教师称：“讲马克思主义怎么能让学生笑起来呢？浮躁！”

第二个支撑是联系社会。它来源于一次歪打正着的机遇。在毕业留校以后，我在工作方面像在建设兵团当报道员时一样，加班加点，以至于妻子在成都生孩子都没有去看一眼，又主动到地球物理系兼任班主任，了解学生。可是在一次评先进工作者时，我不仅没有评上，还被领导排列出“骄傲”等一系列问题。我幼稚地找学校领导讲理，结果还被领导栽赃是“要官当”。我气得没办法，老子不干了，有那个精力到外面讲课，还能挣点钱呢！由此我明白了：工作是否优秀，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要看领导需要不需要。如果领导需要张三成为优秀者时，你李四却在旁边努力工作，无疑就干扰了领导的部署，受冷落也就在所难免。

我能完全脱稿演讲起于对改革形势政策的分析，演讲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曲靖团地委保明虎、江静波听了以后，邀请我到曲靖各县去讲给团员们，那也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巡回演讲。这次演讲成功失败各半。在一个县机关，宣传部的同志想和县团委共同组织这场报告会，县团委为突出自己的地位而不同意。于是不知什么人起作用，第二天安排县机关干部下乡支农，结果百多人的会场里，只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几个人，我在台上讲着讲着，太觉得自己像是被耍的猴子了。

那次演讲之余去游览珠江源，结果因为汽车故障，只能在守林人的小屋里过夜。吃着农家最平常的煮马铃薯就没有油的白菜汤（当地农民能吃到米面的机会不多），晚上和农民兄弟盖一床被子挤着睡，第二天还带回几个跳蚤在身上。好在没两天参加重要会议时，跳蚤就离开我跳到旁边的领导同志身上去了。我很感谢那时昆明团市委、楚雄团市委的朋友们，他们的不断邀请，使我迅速积累了对各种场面处理的经验，使我在演讲上日渐成熟起来。《历史的荣誉与今天的责任》和《创造美的生活》是我最初的长篇专题演讲，场次都达到了六七十场。演讲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看到工厂、农村、部队和企事业单位许多过去不熟悉的环境和人群，交结了许多新的朋友，他们的要求也推动着我接触更多新的知识。90年代初，昆明北郊片区的团组织要求我讲一讲“公共关系”，那时这在昆明还是个知之甚少的新名词。我凭着半年前广州出版单位寄出来的教材，加上自己的理解去试讲，结果还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此后再不断补充材料，从《公共关系实务》到《团队精神》，不仅成为系列讲座，还是我在学校开出的重要课程。

走上社会的又一个内容是做云南电视台的特邀节目主持人。事情起源于1994年，云南电视台有一个《百叶窗》栏目，经同系毕业的王灿平介绍，我到节目中随便谈了几句。在等待演播室轮空的时间里，与节目组的杨之栋老师闲聊了起来，杨老师是60年代北广的毕业生，不仅有艺术修养而且风度翩翩。在闲聊中，杨老师从中发现了几个可以做节目的话题，于是我在《百叶窗》栏目里又多露了几次面。1996年10月，云南电视台因为杨之栋等老编辑提议，认为将来电视将会以谈话节目占一席之地，决定开办谈话栏目《周末夜话》。由于此类节目要求主持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所以电视台也大胆地从社会上寻找主持人。当时有云大的金子强、律师王北川，还有一位民族学院的女教师，我也是其中之一。与其他人相比，我的优势是略带北京方言音的普通话比云南本地人讲普通话“马普”（昆明人称带方言音的普通话为“马普”）的成分要小一些；弱势是形象不佳，特别是胖起来以后，似乎脸皮不够用，一张嘴就闭眼，所以节目始终眼皮眨个不停。好在我的微笑和从山西运城师专景克宁教授那里学来的手势，能够对眼睛小的不足起个转移观众视线的作用。

我把演讲中得到的材料和信息转到课堂教学中，又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点。当年同班同学，后来的《中国青年报》云南记者站记者殷红，还为我写了通讯《大学讲师苏升乾》登在报上。其中特别肯定了沟通社会这一点。2000年以后参与邪教组织成员的转化工作，我把其中的体会用于教学，其中一部分还被高教音像出版社制成光盘。

第三个支撑是不间断地学习。在一次参加省委组织部的座谈会中，听我的一位老师侃侃而谈，历时1小时30分，听得我很不耐烦。过后我反省自己，怎么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了呢？再把他所讲的回忆一遍，发现其所言观点正确，逻辑清晰，但是都是两三年以前的话。由此得出结论：什么是老了，没有新东西就是老了。尽管光阴飞度，年过60，我还在时时检讨自己，能学习些什么新的知识，掌握些什么新的工具，使用些什么新的方法。

学习一靠深入，二靠积累，三要思考。所谓深入，就是不管深浅，坐在那里强迫自己把一本书读完。当年通读了《列宁选集》（第四卷），感觉自己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的确提高了一层，不像读书前有敏感无分析，敢说事但说不清；读书后至少能说清一部分。而我读《明史》就是跳着读，捡有意思的传记读，结果头脑中是一盆糨糊，知道的也说不清楚。等看了《明朝那些事》，才知道自己东一榔头和西一棒子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但在后来的工作中杂事缠身，确实没有再老老实实坐下来读长篇著作了，只有靠零星积累来弥补。2000年以后，有省教育厅德育处的支持，我每年两次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社科司举办的形势政策报告会，虽然每次只有七八个专题讲座，但讲座质量高，积累下来收获颇丰，再加上平时抓时间读一些《新华月刊》上发表的精品，所以谈个形势，做个简单分析也能说出一二，当然也不能过分自信。胡耀邦就曾批评过我这样的杂家：“外行听着是内行，内行听着是外行。”我把自己形容为“快餐面学者”，吃着好吃，吃多了营养不良。从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确实该好好读读书，恶补一下了。在诸多学习中，由组织安排的到人民大学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也对我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学习也包括向实践的学习。如果仅仅是看书，那最多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当你把书中的道理与自己所知的事实联起来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收获，这时候读书就变成了创造。心情犹如什么“举一反三”，什么“畅快淋漓”，好词随便挑。研究必须抽象，宣传必须具体，没有从实践中得来的大量体会和认识，是无法把规律、原则这些科学的东西推广开来的。有的学者能把明白的事说得不明白了，那是高层次的探究；咱们搞思想政治教育的，就得想着法把不明白的事说明白了。谁让咱们是干普及的呢？“说话要有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事实。在实践中学习要有心，有心就是主动。主动参与，主动观察，主动思考，即使别人司空见惯，主动者也能悟出一二。2001年我参加对邪教成员的转化工作，住在劳教场所，白天与邪教成员谈话，晚上还要分析情况到1点多钟。那种谈话精神高度紧张，因为既要能撼动对方的痴迷，又要防止他们抓辫子。尽管有些劳累，但使我对邪教的传播有了切身的认识，对心理偏执型人格不再是书本上的几句贬义词。做思想工作如果不掌握这些，搞不好工作没做成，反倒被有心理障碍的人把自己干掉了。

再如讲台湾问题，有的青年干部说台湾比大陆民主，我也解释不清。2009年自己掏钱，乘台湾县市长选举进行实地考察，在绿营执政的台南市还见到了在任市长许添才，一圈转下来，对于台湾洋洋自得的“民主”有了直接的认识一一那是有钱人的民主。可以竞选，你做得起广告吗？遍及城乡的旗帜、巨幅广告。吴伯雄的儿子吴志扬每天半个版面的报纸广告，你有那经济实力吗？当然你可以接受政治献金，但受人钱财，就要为人消灾，那还是民主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台湾政客太小家子气，对直接利益伸手就拿还老怕自己吃亏。到台湾生活一段时间就明白了，总共那么大一块地儿，国际上很多重要活动还跟他没关系，每天70套的电视节目，就抓一些家长里短翻来覆去地说，能有多大胸怀？在视野狭小而传媒发达的台湾，什么小事都能炒成大事；在地域广阔人员众多的内地，如果不是刻意宣传，很多大事没多久就化之为小，化之为了了。见多才能识广，只要还能走得动，就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

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就是要研究，一群人听你一个人讲，凭什么？是要听新东西，新的故事，新的观点。有的老师把讲课看成简单劳动，他绝不会成为好的教师；但只在语言技巧上下工夫也不行，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认识就没有支柱。大家说理论难讲、信仰难讲，我在上千人的场合讲这些能稳住听众，靠的就是新观点。学习与研究是互为支撑的。有的同志说我不知研究什么？我要反问，您学习了吗？没有学习，哪有研究。

坚持总会带来收获，也许收获就发生在不经意之间。2001年，我成为教育部社科司“精彩一课”的第一批12名获奖者之一。有一次学生问我：老师，你的人生格言是什么？当时我回答：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具体条件不一，因此生活道路也不一样，没有哪条格言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后来想一想，自己生活中遇到挫折时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句特没哲理的话，“咬咬牙，再坚持一下”，“车到山前必有路”，再难的事总有了结的时候。

所以有同学问我：“上百家讲坛您是怎么准备的？”我说，这几十年的教学追求就是准备，没有它来垫底，做什么准备都没有用。

四、百家讲坛节目录制前后

我是去年6月份开始接触中央电视台的。一开始是我的一个学生推荐的，他正好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然后导演就打电话联系我。当时我出差去大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刚好路过北京。联系完之后，我就去录了像。那个录像很简单，没有灯光布景，就是站在办公室的门后面，用家用摄像机拍的。开始我很不自在，因为一般入监的犯人才贴着墙照相。编辑告诉我，这是最初的审查。只需要录10分钟左右，讲一个短故事。然后由栏目负责人看看你的语言表达能力行不行，能不能够吸引听众。如果行的话，第二道审查就是到演播厅里了。那是要完整讲上半个小时，差不多一集的内容。第二次我是8月份去的，讲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次录像是看你的选题啊、结构的严谨啊，考察的方面就更多一些。录完之后就回来了，等着人家审查。这次审查就是电视台更高的负责人了。如果又可以了，才能够跟你研究商讨到底讲什么，那么多学者在讲，怎么样岔开时间啊，抓什么特点啊。一个多月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过关了，然后我才开始写稿，把要讲的内容写出来。

如果说我上《百家讲坛》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讲《清明上河图》却并非偶然。谈到选题的原因，还要谈及我在大学期间遇到的一位名师一一李埏先生。李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使我明确作为教师的必备条件，也使我直接爱上了《清明上河图》这一中国古代美术精品。

我小时候就喜欢逛博物馆，上小学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除了感觉好长好长之外，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十年动乱”结束后进入云南大学，听李埏教授讲“唐宋经济史”，李教授深入浅出的精彩讲授使同学们都听得入迷，其中就讲到《清明上河图》，一下子吸引了我们，大家甚至纷纷背诵图中涉及的人物、房屋、车船、驴马的数量。所以，8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柯罗版的《清明上河图》一问世，我就收藏了一册。尽管只是单色，但画面繁而有序，人物勾勒简洁生动，使我常常在仔细欣赏揣摩中乐此不疲，也使我一直有兴趣了解与之相关的文献和研究。选择《清明上河图》作为讲题，其实是长年兴趣的结果。

在中央电视台录节目是要先交出文字稿的。因为不能是人家给你买飞机票了，你到那儿说还没准备好，那电视台就亏大了。所以编辑对每一期的讲稿要进行审查，符合要求才能进演播厅。第一稿我就写了一个多月。主要是要反复修改。他们提意见，然后我改。一开始改了几遍都不行，因为我不明白对群众宣传到底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最初的讲稿写得就跟我们大学的讲课差不多，但通不过。后来我实在改不下去了，说：编辑，请你当观众，把你不爱看的都给我删掉。等他删了再把稿子还给我，我才明白什么是他想要的。后面几集就轻车熟路，写得很快了。

“百家讲坛”一期节目45分钟，导演就要求我必须讲到45分钟以上，因为要方便后期剪辑嘛。但我一开始30分钟就讲完了，所以只有重讲。但人家给的录节目时间又都是排好的，时间排得紧紧的。我讲完了，马上阎崇年老师就要录，我是不能占人家时间的，讲得不好的只有下次录。所以我主要是怕讲不够时间，编辑也很头疼，他说你讲不够时间，我怎么编稿啊。人还有个特点，就是一紧张，语速就容易加快，语速一块，时间就缩短了，包括还有时候说错别字啊，口误啊，都会出现，比如说桥梁的跨度，录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成了“宽度”。还有那些观众，里面有一些老同志，他们的文化根底还是很深的，你讲一个错别字，一个音发错了，比如说“澶（chán）渊之盟”，一开始我给读成“tán渊”，人家底下马上就纠正了，所以还是有遗憾的。当然，电视本身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所以我每一期节目看完了都会有些遗憾。录制的时候也有现场监督，从你的内容到你的临场表现都是有评价的。对录制不理想的需要重录。录制完成后，对于效果不好的还会剪裁或合编。这其中大家看到的是主讲人，后面还有众多没有露出形象的编辑等人的大量工作。可以说每一期节目都是集体合作的产物。编辑们的工作要求也很高，屏幕上一个错别字要扣400元的。

2012年5月，节目终于播出了，内容从14集压缩为8集。看了播出的内容，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如果打分我考虑应该是“65”分，刚刚及格。那5分还是照顾面子。从内容上说，有的错漏确实是自己学术功底不足，对相关知识了解不够；也有的是在后期制作中是通过电话与编辑联系，彼此在理解上发生了差异，也还有的是口误。在形象上，因为戴了假牙，所以讲话过程中不断舔嘴唇。还有一集是在西装口袋里别了一支笔，显得很土。另外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关于这幅画表现的是哪个季节。为了这次讲好《清明上河图》，我专门跑了两次开封，一次是春季，一次是秋季，就是为了考察开封的春天和秋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关于《清明上河图》描绘景物的季节之争，还直接影响到对“清明”一词的理解，是指清明节还是政治清明。你不能因为《百家讲坛》只是普及性的就信口开河，一定要联系实际，我特意选择春季和秋季两次去开封就是为了作比较，观察这两个季节到底有什么不同，并熟悉当地风俗，收集一些相关资料。我去讲一定要有根据，不能乱说。

我通过实地观察认定为春季，但在节目中我是故意向秋季那方面论证，为的是引起争论。结果虽然有不同意见反对，但没有争论起来，我们的听众太善良了，不愿意驳老师的面子。而反对的意见，也没有提出新的论据。这个问题我在随后的出版物中已经改了过来，并且讲到实地观察的证据，大家通过看书可以了解。把自己的一点见解拿给全国人民检查，确实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对人民的敬畏之心是本能的。

所以，一切磨难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成功都是社会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