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文学大家,与北京渊源极深,作品多以京兆生活为背景,传播甚广。然而,却未必有多少人知晓,他曾与大兴安岭有过一次情感交流。在先生笔下,大兴安岭别有一番韵致。
1961年夏,应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组织,20多位文化界名人组成访问团到内蒙古观光。他们的足迹遍及牧区、农区、矿区及城乡各地,也曾进入大兴安岭林区,盘桓数日,留下诸多墨宝。老舍先生便是这批作家、艺术家中的一位。回到北京后,老舍写了一篇散文,题为《内蒙风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专有一章标明《林海》写的就是大兴安岭。文章后来收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选编、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远域新天》中。
老舍先生一行在林区的参观访问可谓深入。除在林管局所在地牙克石活动两天外,还乘坐火车沿牙林线、嫩林线在大兴安岭万山丛中穿行10多个小时,并换乘森林小火车深入林场,直至密林深处,探访原始林。但却不能说成细致。在山林间穿行近千公里,往返不足2日,光阴多消耗在火车上。
行进中的列车,成为移动的观景台,便于老舍宏观而多维地观察。于是,就在这年夏天,大兴安岭得到当代中国审美层次最高的目光的审视。
“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多少种绿颜色呀,浓的,淡的,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绿得无以名之……恐怕只有画家才能够写下这么多绿颜色来吧”!这就是老舍眼中的兴安林海。在火车上,先生曾留下两句即景诗。诗云:“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明媚母林幽。”我曾有过许多次乘坐火车穿行兴安林海的经历。每当倚窗远眺,都会想起老舍的这两句诗,感到诗中意境正在眼前的千坡万谷间跳荡。每多一次品味,便多领会一分先生诗句的精妙处和经典性。数十年过去,我以为还未曾有过哪幅画、哪段文字,对兴安林海的描摹,能与这两句诗的中肯和精当相比肩。
老舍先生审视大兴安岭之美,是从这个“岭”字入手的。他说:“这个‘岭’字,可跟秦岭的‘岭’字不大一样。岭的确很多,高点的,矮点的,长点的,短点的,横着的,顺着的,可是没有一条使人想起‘云横秦岭’那种险句。多少条岭啊,在疾驰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既看不完,也看不厌。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国人之于山水,向来已有定论:一则为阳,一则为阴;一则谓刚,一则谓柔。在这里,老舍将“温柔”一词赠予大兴安岭,当属独具慧眼,独树一帜。以这样的文字写山,老舍是否可称首创,我学识不够,不敢妄言。然而,我敢说先生是发现、赞叹大兴安岭柔美并将其传之于世的第一人。山是有各自风格的。1980年,我写过一篇散文《大兴安岭的风格》,著名散文诗作家许淇见了,断言此非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许兄散文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漂亮,我颇钦佩。但他的上述论断我却不敢苟同。老舍先生出入林区不过数日,便得入木三分,点睛生花地说明大兴安岭美之特质,方现大师一级人物的非凡之处。
难能之处还在于,老舍先生对大兴安岭的赞美并未就此打住,而是从美学角度进一步审视和评价。先生的文字依然平实:“兴安岭的可爱,就在于它美得并不空洞。它的千山一碧,万古长青又恰好与广厦、良材联系起来。于是,它的美丽就与建设结为一体,不仅使我们拍掌称奇,而且叫心中感到温暖,因而亲切、舒服。”先生说:“把美和实用价值联系起来,也未必不好。我爱兴安岭,也更爱兴安岭与我生活上的亲切关系。它的美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我们的建设分不开的。它使不远千里而来的客人感到应当爱护它,感谢它。”
老舍到林区时,大兴安岭“为祖国输梁送柱”的时代尚未远去。先生赞颂了它历史上的贡献。如今,情状不同了,大兴安岭正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当是时也,如果老舍能再到这里,定然会将它的美丽与生态文明相贯连。大兴安岭千河纵横。黑龙江便发源于此。大江的南源额尔古纳河便是从大兴安岭西坡吉勒老奇山间牵出。而山岭之东坡的克一河、甘河、阿里河诸水皆注入,嫩江并经松花江而汇入黑龙江。由此看来,大兴安岭不只滋养着松嫩平原,丰饶了北大仓,而且成为东北大平原的生态屏障。距北京最近的林涛在塞罕坝的森林间萦绕。这片被人们称为“坝上”的土地,分属河北省围场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的余脉与燕山、阴山正在这里交汇。克什克腾为蒙语,意译过来便是“拱卫”。生活在京师的我辈,似乎也未曾离得大兴安岭的荫庇,难道我们不也应如老舍先生所言“应当爱护它,感谢它”么?
老舍在大兴安岭淹留的时间虽很短,却也不乏颇有情趣、令人回味的逸事。因篇幅所限,只择一二则记之。
先生初到牙克石时,当地报纸《林海日报》(时称《大兴安岭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冯汉君随团采访,向老舍约稿。他惊讶地问道:“这里还有报馆呀!”语气中满透亲切之感,竞颔首应允。后因过于匆忙,老冯再未与先生谋面,留墨之约竟成憾事。后来,我在这家报社工作,闻知此事,便寻了老舍有关大兴安岭的诗文,在《林海日报》上刊出,了却旧日一段情缘。可惜那时先生已辞世多年,无从告知,未免仍然令人感慨系之。
1961年8月11日,在离开牙克石的前一天,访问团视察酒厂。主人请客人品酒。酒共有两种:红豆酒和越橘酒。尝过之后,“老舍言其酒失之于甜。若能少加糖分或不加糖分,当为嗜酒者赏”(叶圣陶《内蒙日记》)。老舍是饮中圣手,评价自然中肯。然于公开见诸报刊的文字中,他却写道:“花丛里还隐藏着珊瑚珠似的小红豆。大兴安岭中酒厂所造的红豆酒,就是用这些小浆果酿成的,味道很好。”可见先生的厚道。诚如老舍所言,牙克石酒厂以大兴安岭林间野生小浆果牙格达为原料,酿成的红豆酒,颇受人们的喜爱。几十年来,写小说、编歌曲、拍电影,做足了“北国红豆”的文章。酿酒技艺亦不断改进,推出一种新品牌,名曰“万山利口”。前几年,在市场上卖到了茅台酒的价钱。我曾得过两瓶,却全然尝不出它的精妙来。而历史悠久,大众熟知的红豆酒,在市面上偏难觅踪迹。托人去买,也难如愿。这让我深感遗憾,唯恐断了大兴安岭的文脉。
老舍另有写大兴安岭的诗句:“蝉声不到兴安岭”,从容地透露出大兴安岭的别种情怀。我极喜爱,意欲用来作为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在这里就不多耗笔墨了。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3年4月15日)澄澈甘河天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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